上山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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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以前的上山下乡以农场模式为主。因文革造成了中学生滞留学校,到1968年中国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初、高中学生(即“老三届”)一起毕业的奇景。这年的冬季起,插队模式就成为上山下乡的主要模式。人数规模之大、涉及到家庭之多、动员力度之强、国内外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绝后的。“插队”从此成为一个特殊意义的词汇,提到“插队”就不用提“知青”,不用提“上山下乡”了。一代人到了国外也叫“洋插队”,而没有、也不会有“洋农场”、“洋兵团”、“洋干校”之类。
插队模式不同于农场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没有后勤,因此就有一个非过不可的“生活关”,一些尚未成年又在当地没有亲属帮助的知青所处的生存困境,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不良影响。结束上山下乡的理由中若干个“不满意”也主要来自1968年以后的插队模式。
插队模式带有明显的“待业”性质,可通过优先当地农民的“农转非”途径回城。兵团(农场)知青为回城提出“我们不是农工,我们是知青”的口号,也间接证实了插队模式“待业”的实质。
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20世纪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70年代末结束。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文革时期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摒弃传统教学,过分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所有适龄青年除了当兵以外,基本上都属于征召范围。
上山下乡运动,对大多数知青们的确是一个严酷的锻炼,客观上并没有解决我国农村三大差别,由于当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历史环境下,知青各自家庭政治背景的不同 ,知青返城的政治待遇也是不同的,也存在着下乡锻炼镀金走过场和所谓的永远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现象,有些地方知识青年在农村遭受强奸迫害的事件也屡屡发生,特别是最后期返城的部分知青,多数是文革遭迫害最后得到解放平反的家属子女们,他们是最后一批被中央下发文件各省经过统计上报落实实名回城的。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国家在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共对知青返城的一种反应。
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后,中国各个领域一片大乱,政府机构瘫痪了,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领导成了敌人,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对立,派别之间的分歧发展成了武斗,用上了真枪实弹。文化大革命是从学校发动起来的,学生相对单纯,在被作为发动文革的工具后,无所事事的红卫兵已经成了被利用的破坏力量。当权者必须尽快对红卫兵做出处理。文革对我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很多工厂处于停顿状态,城市已经无法安置连续三届2000来万毕业生就业。如果让他们仍然滞留在城市,又无法继续学业,后果肯定是严重的。
从当时的现实情况考虑,上山下乡在客观上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把这些学生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之中,也就消除了红卫兵的破坏力;上山下乡虽然国家要给与一些补贴,但是那也比在城市就业的成本低得多,因为大多数知青是不拿工资的。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屯垦戍边”,都是施加在学生身上的政治压力。试想学生真需要再教育,城市的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是更好的老师吗?农村本来就劳动力过剩,让农村青年去屯垦戍边,即有利于解放农村劳动力,也有利于农垦事业。上山下乡的动机就是为了解决2000万学生的就业。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 年,以杨华为首的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关东的北大荒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 月30 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在黑龙江省萝北县(现今黑龙江农垦共青农场)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
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黑龙江垦区。上海青年则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1958年,美术家朱宣咸创作的作品《知识青年出工去》,就非常典型生动的记录了在那个特定时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画面。
毛泽东后的中共政府避免讨论这场涉及到几千万人命运的运动,也没有对广大知青进行任何官方解释或物质赔偿。1985年,劳动人事部发文《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将下乡知识青年的工龄从其下乡之日算起,也算是对他们利益的补偿。
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
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一直有正反两方面的评价。
有人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
经济方面
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是农民的一个负担。只有在那些缺乏基础教育的地方,极少数能够从事这种工作的知青才有益于农村的发展。 但这些有限的贡献远不能抵消知青给农村社区造成的损失。而且它们为时甚短,如果像80年代初那样培训当地青年承担这些工作,从长期来看效率更高。更重要的是,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漏洞百出的情况下,下放知青的努力并不能给农村的发展带来多少好处。知青离开后实行的大刀阔斧的农村改革,才为农村带来了实质性的改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接收知识青年地区的农村、农民在经济上带来一定的压力,给知识青年家长造成负担,同时给一些知识青年带来不幸。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他们丧失了接受正常教育的机会,成为在文化知识方面准备不足的一代人,加重了“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由于“文革”中法制被践踏,知识青年的人身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使得不少下乡知识青年受到迫害。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
1968-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运动的目标虽然没有明说,显然是为了结束红卫兵运动,就此而言它是成功的。但从长期来看,它的后果确实是消极的。下乡政策导致的不满、林彪事件之后出现的幻灭感,以及农村地区社会和政治控制力的相对薄弱,使知青一代滋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叛逆倾向。
至于根据革命品质而不是专业成绩选拔精英的方法,以及藉此实现一个平等社会的目标,也没有取得什么积极成果。除了在战争或革命时期,以道德作为提拔精英的社会制度难免导致伪善和因循守旧。
“文革”时期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生和延续,既有经济原因,也有当时的政治原因。从经济方面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是为了缓解城镇青年就业危机,安置城镇中学毕业生。从政治方面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及其利用毛泽东某些思想理论的产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与毛泽东认为要对青年学生进行“再教育”的想法和他试图以此来缩小三大差别的思想有关。
叶辛所写的著名小说以及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孽债》,描述的1990年代时,上海知青在西双版纳插队时所生的儿女,来到上海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早期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及其后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阿城:中篇小说《棋王》、《树王》、《孩子王》。
姜戎:长篇小说《狼图腾》,以自己在内蒙古插队时的见闻写成。
史铁生: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王小波:中篇小说《黄金时代》
作家老鬼:长篇小说《血色黄昏》
导演张暖昕拍摄的知青电影《青春祭》,描写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在西双版纳的知青生活。
陈冲导演的电影《天浴》描写了一位上山下乡到西藏的姑娘的悲惨命运的故事。
1983年出品的由谢飞导演的电影《我们的田野》是第一部知青电影,描述了当年北大荒的知青生活。影片由周里京和林芳兵主演。
《北风那个吹》主演闫妮、夏雨、马苏,是高满堂根据自己年轻时下乡的真实感受创作,讲述七十年代知青的真实生活,以二十多载的命运跨度,以笑泪交融的独特讲述方式,闫妮在剧中扮演了憨厚朴实的大队长牛鲜花,她爱上了由夏雨饰演的知青帅子,两人由此开展了一段跨越20年的姐弟情缘。
梁晓声的电视剧《年轮》也反映的知青的生活。
《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邓鹏主编邓贤著有纪实作品《中国知青梦》,描述在云南知青的抗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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