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盖茨

作为中情局俄罗斯问题专家，盖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期都在政府机密部门效力。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情报机构不同，它是“带牙的情报机构”，是具有行动能力的庞大情报系统。在1974年至1979年期间，盖茨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期间先后经历了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位总统。1979年，盖茨返回中情局，因深受当时的局长威廉·约瑟夫·凯西的赏识而得到提拔重用，历掌要职。1987年，罗纳德·里根总统曾提名其接替凯西出任中情局局长，但 因有参议员质疑其对尼克松水门事件丑闻知情不报而未能就任。1991年，老布什总统再度提名其代替威廉·韦伯斯特接掌中情局，至此，盖茨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中情局局长，同时也是中情局历任局长中惟一从基层干起、终获提拔的掌门人。

情报分析员起家的盖茨，注定了他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在处理军事变革问题时，善于从理性的情报信息评估出发，在准确把握全球战略局势的基础上进行决策。众所周知，在世界经济与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各国都在为各自国家利益进行着政治、经济及军事全方位的角逐与对垒。在这种复杂的战略环境之下，只有客观理性地剖析当前的国际战略局势，才能准确把握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脉搏。

就军事领域而言，1990年波斯湾地区爆发了二战后世界最大的一场局部战争―― 海湾战争。这场战争对冷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其所展示的现代高科技战争的新特点、新态势及新走向，也标示着一场新军事变革浪潮必将引发全球关注。作为世界信息产业的发源地，在信息化主导的这场军事变革中，美国毫无疑问处于”领跑者“的地位。也恰是这场战争之后，“信息化”迅速蹿红而日渐成为一个热门词汇跃入人们的视野。从精确制导炸弹、军用无人机到新一代巡航导弹，在“信息化”的”集结号“指引下，世界各国劲旅都试图通过大量应用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及海洋技术等为基础的当代高科技武器装备，在陆、海、空、天、电等全维空间展开了一场多军兵联合的物理信息战。

然而，在盖茨担任美国国防部长之后，其却不断提到应对信息化军事变革进行反思。如在2月25日，即将退休的盖茨在西点军校对美军军事变革发表了公开演讲，首先，着眼信息化军事变革，盖茨提到了物理信息网络系统本身固有的缺陷，认为不仅要看到信息网络对提高军事优势的价值，同时也要看到信息网络的易攻击性。为此，他呼吁：“美军必须继续革新以促进其自身的灵活性，从而使我们的男女军人能够在信息战或网络战袭击导致信息设备失效的情况下，也能够积极应对，做出敏捷的反应。”其次，盖茨告诫道：“美国应该对我们用来实现目标而且也能实现目标的所有技术保持谦虚态度。”显然，盖茨已经认识到了美国面对的威胁是复杂的，应对措施也是复杂的，单纯依靠物理信息网络可能并不会给美国 带来绝对的军事优势。在他看来，谨防他国利用信息化的易攻击性而采取非对称性战略对付美军，应引起五角大楼的高度关注。

应该说，盖茨有关信息化军事变革的这一思想，与美国国防部著名信息战专家托马斯不谋而合。后者早在1998年就写了一篇题为《大脑没有防火墙》的文章。托马斯对美军97联合军演作了深刻反省，明确提出美军在信息化军事变革方面存在着重大隐患，即硬件建设不惜工本，设施齐备，却忽视了对操作这些设施的关键―― 人的大脑、人的意识、人的精神的进攻与防护，而恰恰是这些“软”的东西，为信息进攻留下了没有设防的广袤空间。

就在托马斯的文章发表以后，美军很快提出了“感知操纵”的概念，认定未来战争将在物理域、信息域及认知域“三域”展开。

盖茨不仅有着近三十载的情报工作经历，而且还是一个满腹学识的资深国际问题专家。其父小托马斯・盖茨曾出任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和接替老布什出任驻华联络处主任。盖茨的大学是在美国以古老闻名的学院―― 威廉玛丽学院―― 就读的，之后，他进入乔治城大学深造，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或许是由于家世渊源，或许是生长于冷战年代的缘故，盖茨将自己的博士论文主题选定为研究“苏联对中国的政策”。毕业后，盖茨成为白宫一名颇有影响的前苏联问题专家，并在1996年出版论文集《走出阴暗：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

在离开白宫的岁月里，盖茨又回归学者身份。他利用自己的资历，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华盛顿大学等著名大学授课，并应邀在《纽约时报》做了一名特约评论员。随后，在老布什的推荐下，盖茨担任美国公立大学排名第七的德克萨斯A&M大学校长。该校是一所为培养军事人才而设立的大学，经费分别由空军、海军及宇航局等重要机构提供。需要指出的是，盖茨在里根和老布什时代都是白宫最器重的政策顾问。在小布什挑选他接替唐纳德·亨利·拉姆斯菲尔德担任国防部长之前，除担任大学校长外，他还在一个国会小组里负责审查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政策。

与狂热好战而时常将“杀杀杀”挂在口边的拉姆斯菲尔德不同，盖茨更多地体现出的是一种“慎战”意识。一位曾在拉姆斯菲尔德手下工作的国防部官员曾说：“盖茨是一个‘实用主义加现实主义者’，他永远不会是引发闪电的电棒。”如在伊朗核问题上，他认为采用直接对话才是最有效的途径，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应武力攻打伊朗。另在朝核问题上，他也主张华盛顿当前的外交战略（通过六方会谈与平壤接触）是最佳做法，不赞成用武力方式阻止朝鲜核计划。此外，他也不支持美国对叙利亚动武。显然，盖茨有关国际政 治中军事力量运用的许多观点，与国务卿科林·卢瑟·鲍威尔上将的“鲍威尔原则”颇为相似，而与“拉姆斯菲尔德原则”相去甚远，此军事思想与其冷战国际问题专家的知识背景不无关联。

此外，26年的情报工作、先后与八任总统共事并担当不同职务的丰富经历，使得盖茨对国际政治问题与军事变革问题非常熟悉。而这些问题无论是其本身还是相互联系都是复杂的，如果不熟悉的话，处理起来也将是非常棘手的。正是盖茨的这种复合能力使他受到布什家族的赏识，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小布什曾评价说：“盖茨是美国最有成就的政府工作人员之一，他在国家安全领域拥有丰富经验，将给国防部带来新的活力和观念。”的确，宽广的国际政治视野，超群的处理问题能力，在盖茨身上“内嵌”了一种独特的使命感，而这也正是其日后在五角大楼力推新军事变革的不竭动力。

2006年，在伊拉克局势面临失控、阿富汗战争局势持续恶化、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为失利、美国军政不和、军内冲突的大背景之下，盖茨出任国防部长，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中。其受命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扭转似乎濒于失控的伊拉克安全局势；二是修复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会的裂痕，并帮助军方重新树立威信。

为此，一方面，他充分发挥了自己善于平衡的能力，有效弥合了国防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分歧，并短期内化解了军队的内部矛盾。另一方面，他又积极推进新军事改革，并被称为“五角大楼的改革家”。自冷战以来，五角大楼已经变成了一个庞杂而官僚的政府机构。因此，盖茨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必须协调好各种繁杂的事物，并从人事上进行一些必要的改变。盖茨认为：“五角大楼缓慢的工作节奏已无法适应正在进行的两场局部战争的需要。”

盖茨此番言论可以再次映衬出他“实用主义加现实主义”的个人特质。从其日后的大刀阔斧的做法来看，为了提高军队执行力，他频繁调整相关官员。据统计，盖茨5年来至少解除了18名军官或文官的职务，其中涉及参联会主席、中央司令部司令、陆军部长、空军部长和空军参谋长、美军驻阿司令等美军官僚机构内部绝对重量级的人物。在盖茨看来，这些高层军官缺乏解决当前问题的紧迫感，明显阻碍着美国新军事变革的进程。特别是盖茨发现，一些具有实战经验的杰出低级军官，都因为这些没有实战经验却固守着冷战思维的高级官僚而得不到重用。这进一步激发了盖茨在五角大楼力推军事变革的决心。2007年底，在盖茨的干涉下，陆军委员会的负责人戴维·彼得雷乌斯允许该委员会可批准40名旅长晋升为准 将。此举极大地提升了陆军的战斗力，也让美国的陆军文化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总之，当时在盖茨看来，美军正在两个海外战场浴血奋战，但五角大楼却以和平时期的效率办事，美军在军事人才机制上弊端丛生，“我们这支军队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坦白地讲，当然同时也是我最担心的事情是，我们的军队如何才能打破在军官任命及晋升方面的 混凝土’机制，以此留住并激励那些最出色、最聪明且最有战斗经验的年轻军官，在未来为这支军队继续服役？”

作为五角大楼的掌门人，盖茨还发现，虽然冷战早已结束了，但美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着冷战时期的军事结构，其重心放在战斗机、航空母舰、攻击型潜艇和大型核武库上，导致诸多战场急需武器装备迟迟不能部署到位。为此，在奥巴马总统任期正式开始之前，盖茨即对总额5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的每个主要项目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评估，并委托最高级别的文职分析师和军事官员参与评估过程。2009年4月，这个评估团队制定出一份列有50个需要调整的计划的清单。根据这个清单，盖茨决定大力削减防务开支：他下令裁撤了联合部队司令部，削减或取消了2 0 项武器系统，其中包括压缩F-22“猛禽”隐形战斗机计划、全部的陆军多平台未来作战系统以及海军的DD G -10 0 0驱逐舰计划等，盖茨的最终目标是要在五年内削减1000亿美元国防开支。对于节省的国防开支，一来是可以更好地用在维护现有装备甚至更新核武库上，从而让美军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能够更好地保持当前的军事优势；二来是可以增加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投入，提高前线士兵的待遇，鼓舞士气，以期尽快解决这两处战事。

这位勇于革新的国防部长旨在用其实际行动告诉人们，在新军事变革中，只有敢冒风险、勇于创新才能跨越障碍，主导潮流。这一点，正如詹姆斯・邓尼根在《美军大改革――从越南战争到海湾战争》一书中感慨的：“很多人过去没有，未来也不会因为他们曾经的努力而获得多少赞誉。这些人常常冒着事业上的风险支持军事变革。许多人的勇敢行为所得到的报 偿只是上级的反对和愤怒，其后果往往是被解职了事。尽管变革是不流血的，但是，它包含着许多辛酸和压力。”

2011年4月28日，奥巴马正式宣布调整国家安全团队，从此，这位八朝元老终于卸下五角大楼掌门人的重任，回到了他在华盛顿的故乡。盖茨曾被亨利·基辛格称为“情报分析克星”，在执掌五角大楼后便大力推进变革，也因此被誉为“自麦克纳马拉以来最具革新精神的五角大楼掌门人”。然而，盖茨力推军事变革的这些做法，在其退出美国军界之后，也引发了社会各界褒贬不一的评价。总体而言，盖茨在其任内较好地完成了总统赋予的任务，表 　现在：其一，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各自大局基本稳定；其二，两场战争都有了撤军时间表；其三，军政之间的隔阂已经消除；其四，精简机构和减少国防开支的军事变革计划已经启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位国防部长在任期内对五角大楼所进行的“大手术”明显取得了一定成效，其所主导建立的灵活多变的国防体制，作为强军基石为美军留下了丰厚的“军事遗产”。

当然，盖茨的某些做法也引起了一些非议。其一，从盖茨所应对的两场战争来说，与上任国防部长相比，整体上有所进步，但并没有实现根本性改变，尽管有了具体撤军时间表，但有关撤军方式及时机问题，仍是其继任者需要面对的棘手问题；其二，从国防开支上来说，尽管他宣称要大力削减军费，节省国防开支，裁减军队，提高效率，但实质性计划的实施难度明显超出了盖茨的预期。此外，反恐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军事基地的数量日益增加，也为后人在评价盖茨的军事变革成效时大大减分。

不管如何，作为辅佐过八位总统，有着冷战后美国军政界“活化石”、美国政坛“不倒翁”美誉的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五角大楼的一位勇敢的革新者，他不仅留给了美军有关过去军事变革的丰厚的遗产，而且也留给了世界各国军队有关未来军事变革的无尽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