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傅斯年

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初字梦簪。祖籍江西永丰，先祖傅以渐，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

1909年，傅斯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夏，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与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

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

1923年，入

傅斯年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就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这是1927年秋天的事，他到中大教书才半年。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他即任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

他以史语所为基础，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作出很大贡献。为近代中国学术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首先他拉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到史语所领导研究工作，如：陈寅恪、徐中舒、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李济、董作宾、梁思永。

1927-1937年是史语所的鼎盛时期，傅斯年收罗很多人才到史语所来。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大家，如：陈槃、石璋如、丁声树、劳干、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高去寻、全汉升、邓广铭、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董同和、马学良、张琨、逯钦立、周法高、严耕望等等。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过傅斯年的培养，也或多或少继承了他严谨的重材料、重考证的学风。

抢救、整理明清档案。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内有诏令、奏章、则例、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殿试卷及各种簿册等，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从晚清宣统元年(1909年)国库房损坏搬出存放后，几经迁徙、几易主人，潮湿腐烂、鼠吃虫蛀，损失极为严重。其中一次主管者——历史博物馆以经费缺乏，曾以大洋4000元的价格将此8000麻袋总计15万斤的档案卖给造纸商拿去造纸。著名考古学家马衡大声疾呼，由傅斯年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做主，才以1.8万元将这批几乎要进造纸厂的档案买下，然而已由15万斤减为十二三万斤，少了2万多斤。抢救下这批十分珍贵的档案材料，傅斯年是有大功的。

科学发掘河南安阳殷墟。傅斯年极重视史料和新史料的获得。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中说：“(一)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他重视清档案的抢救整理和殷墟的发掘，目的都在取得新材料，扩张新材料。他有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在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同仁科学发掘河南安阳小屯殷墟之前，殷墟甲骨片的出土已有30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叶，安阳一带的农民在耕地时偶然发现了一些甲骨片，药材商人便当做龙骨来收购，引起学者的注意。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先后出版了刘鹗的《铁云藏龟》、孙贻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殷墟书契》等。其后，王国维利用甲骨文研究商朝历史，写出《卜辞中所见殷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等名作。这一来，小屯殷墟出土甲骨出了名。古董商、药材商蜂拥而至。殷墟现场受到严重破坏。

傅斯年遂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批准，由史语所考古组正式组织人员去小屯发掘。开始困难重重，一些人的地方主义、利己主义、风头主义一时俱来，他们阻挠发掘或强制停止发掘。傅斯年亲到开封(当时河南省政府所在地)，上靠南京政府的权威，下依河南开明人士的支持，也靠傅斯年的办事才干，人事关系才得疏通好，发掘工作才得顺利进行。

从1928年到1937年，10年时间，殷墟发掘大小共进行15次。傅斯年在百忙中，数次亲到小屯视察指导。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是第13次，时在1935年夏。傅斯年偕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安阳。石璋如回忆说：“那时是殷墟第13次发掘，所用人力在三百人以上，为殷墟发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在国际间最煊赫的时期。约在五月中旬，气候已经相当的热了，他和法国的东方学者伯希和先生到达安阳……伯希和先生对着那样伟大的陵墓，那样排列整齐的小墓，那样大量并精美的灿烂的器物，在孟真所长面前，不断的惊讶和赞叹!”“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侵我形势日急。殷墟发掘被迫停止下来。

在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史上，傅斯年是第一功臣。这是他对中国学术事业的大贡献。

傅斯年是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对北大特有感情，在他一生的事业中，对北大也是特有贡献的。1930年代是北大辉煌的盛世，教授阵营盛极一时，名家胡适、傅斯年、钱穆、陶希圣、孟森、汤用彤等都是北大教授，陈寅恪等都在北大讲课。当时蒋梦麟是北大校长，但推动北大盛世出现的却是胡适、傅斯年，尤其是傅斯年。

胡适与傅斯年(左一)，胡祖望

蒋梦麟回忆说：“当我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搬到北京，也在北京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傅斯年对北大的第二次贡献，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时胡在美国，回国之前，北大校长由傅斯年代理。从敌伪手里接办北京大学，有很多棘手问题，如对日本统治下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如何处理便是一个问题。傅斯年决定一个不用。他给夫人俞大彩写信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把困难解除，把“天下”扫平，为胡适回校铺好道路，这是傅斯年做代理校长以报胡适的决心。他给夫人的信又说：“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特别重视史料的发掘。为此，傅斯年曾主持购进清代所藏内阁大库档案，费资不少，但在整理的过程中傅斯年却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静心斋对李济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却问：“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了大笑。

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

其著作编为《傅孟真先生集》。

傅斯年著作

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民族与古代中国》(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青年的两件事业》，《晨报》，(7月3日，5日，1920年)

——《周东封与殷遗民》，《傅斯年全集》(以下简称《全集》)，3：894—903页

——《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傅斯年档案》，II：945

——《中国近三百年对外来文化之反应》，《傅斯年档案》，I：708

——《发刊词》，《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1927年)，3

——《傅孟真先生集》，台北，1952年，5卷本

——《傅斯年全集》，台北，1980年

——《傅斯年选集》，台北，1967年，10卷本

——《傅斯年学术论文集》，香港，1969年

——《先秦文籍的演化》，“傅斯年档案”，I-433

——《性命古训辨证》，《全集》，第二册，492--736页

——《夷夏东西说》，《全集》，第三册，823-893页

——《留英纪行》，《晨报》，(1920年8月6日、7日)

——《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8月10日)

——《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观察》，2：1(1947年)，6-9页

——(孟真)《美感与人生》，《晨报》，(1920年7月7日、8日、9日、10日)

——《欧游途中随感录》，与史语所的行政文件混在一起，没有序号。

——《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新潮》，1：1(1919年)，128—129页

——《时代的曙光与危机》，王泛森与杜正胜合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1995年，34页

——《宋子文的失败》，《世纪评论》，1：8，(1947年)，5-7页

——《大东小东说》，《全集》，第三册745-758页

——《谈两件努力周报上的物事》，《古史辨》，北京和上海，1926-1941年，7卷本，第二卷288-301页

——《东北史纲》，北京，1932年，此书由李济改写为英文

——《历史上的东北：一个大纲》，北京，1932年

——(孟真)《要留学英国的人最要先知道的事》，《晨报》，(1920年8月12日、13日、14日、15日)

——《禹贡九州释名》，“傅档”，II-637。

——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城子崖》，南京，1934年

——《傅斯年先生二、三事》，《傅故校长哀挽录》，台北，1951年，6—7页

——“傅斯年档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傅斯年铜像

他是胡适的学生，但是在胡适的前面，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胡适当年刚进北大做教授，就发现有些学生比他的学问好，而他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之所以没有被学生赶下台，就是由傅斯年等人在私底下做了他的“保护人”。

可是恨他之极的周作人却认为傅斯年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其中主要原因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长，欲替胡适回国主持校务扫清障碍，严格执行他所说的“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认定“汉、贼不两立”，而周作人恰在此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