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

章伯钧

1922年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1923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第九军党代表。1927年参加

1928年在上海与谭平山等酝酿成立中华革命党。1930年同邓演达等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当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

章伯钧等合影

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后，同

1895年阴历十月初一(即阳历11月17日)，章伯钧生于安徽枞阳县后方乡一个地主家庭(祖屋成为现在之育才村章家大屋)。6岁时其父章扬清不幸溺水而亡。与二弟章伯韬、三弟章伯仁由两位叔叔抚养。

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今武汉大学)英语系。

1920年毕业后即被聘为宣城师范英语教员并升任校长(宣城师范又名安徽省第四师范)。

1922年，以安徽省公费赴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

章伯钧一家

1920年在安徽枞阳，娶当地农家女林氏，生子章师明;

1927年在武汉娶李哲民(李哲民1932年因肺结核殁于北平);

1933年于上海与李健生(原名李淑娴，李哲民之妹)结婚，诞下两儿：大女章诒学，1939年生于香港，次女章诒和，1942年生于重庆。

1895年11月1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章伯钧诞生在安徽省桐城县(今属枞阳县)后方乡章家大屋。他六岁丧父，幼读私塾，后入桐城中学。1916年考入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即今武汉大学)英语系。1920年毕业后任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址在宣城)校长，他聘请在武汉结识的恽代英、萧楚女来任教职，使四师气象为之一新。

1922年9月，章伯钧公费赴德国入柏林大学学习哲学。1923年初，由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参加民主革命运动，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宣传科科长(前任为郭沫若)。在北伐战争中，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农工部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章伯钧参加了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八一

1895年阴历十月初一(即阳历11月17日)，生于安徽枞阳县后方乡一个地主家庭。6岁时其父章扬清不幸溺水而亡。与二弟章伯韬、三弟章伯仁由两位叔叔抚养。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今武汉大学)英语系。1920年毕业后即被聘为宣城师范英语教员并升任校长(宣城师范又名安徽省第四师范)。

年轻时期的章伯钧

1928年在上海与谭平山等酝酿成立中华革命党。1930年同邓演达等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当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

1933年参加“闽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抗日和民主活动，受聘为第一届、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参与筹组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委兼组织委员会主任。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后，同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和与中共的合作。1947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任主席。1948年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从香港到东北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

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提出批评共产党的政治见解，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1957年6月8日成为中国第一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言;因他为右派之首，1980年时没被平反，他至今仍被扣上这顶帽子).

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章伯钧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组织部长的职务，而且他在民盟的历史被刻意淡忘。

1969年5月17日在北京因胃癌病逝。

1895年农历十月初一，章伯钧出生于安徽桐城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6岁那年，章伯钧的父亲不幸溺水身亡，他与二弟章伯韬(3岁)、三弟章伯仁(5个月)由叔叔抚养成人。

幼年的章伯钧先入私塾，一年后才进入乡间的育才小学读书，他自幼喜欢作文，每日放学以后，便在牛背上吟诵华章、潜心写作。小学毕业后，他报考了省内有名的桐城中学，由于数学不及格，差点落榜，只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漂亮，才被一位桐城派文人校长破格录取。学校离他家有九十多华里，章伯钧只能在校寄宿，他每月趁假日归家，肩挑大米、菜油长途步行到校。当时，他的叔父经济上也非常拮据，为资助侄儿求学，不断变卖家产，由此更加激励了章伯钧刻苦学习的精神。

1916年，20岁的章伯钧赤脚穿草鞋来到武汉，考入武昌高等师范英语系。时值新文化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兴起，章伯钧的思想也受到了巨大的震荡。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用科学和民主的态度去重新审视历史。他一面努力学习，一面结交有志之士，其中就有他毕生视为知己的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恽代英。恽代英是江苏武进人，与章伯钧同龄，他早在武昌办起了利群书社、互助社、共存社，章伯钧常去书社读书，两人相交甚洽。经恽代英介绍，章伯钧又认识了湖北汉阳籍的萧楚女，他也是中共早期的著名革命家。在恽、萧的影响下，章伯钧在武昌高师也发起组织了读书会，继而又参与组织了学生会。“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作为武昌高师学生会代表，参加了武汉学生联合会，组织武汉学生开展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章伯钧次女章诒和写的回忆录

受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章伯钧为了把学校办成传播进步思想的阵地，他先后聘请好友恽代英、萧楚女、陈霞年(陈独秀之侄)到校任教，恽代英任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月薪与校长相等，亦大洋一百元。他们一起商议革新教育方针、内容及教学计划，决定先从教材入手，充实教学内容，用进步思想去影响学生，不仅使学生学习书本知识，而且还要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革命理想。他们利用课堂作宣传民主、科学思想的场所，还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去了解社会，加强实践锻炼。有次，恽代英带学生到较远的黄山远足，沿途进行社会调查，数日未返校。学生家长见孩子不归，遂起疑心，纷纷围住章伯钧校长，指责他把学生引入“歧途”。章伯钧再三解释也无济于事，最后被人告到芜湖市政当局和安徽省教育局，闹得满城风雨。半年后，恽代英被迫离职，由章伯钧通过高语罕介绍到设在芜湖的省立第五中学教书。随后，章伯钧又邀萧楚女来校任教，萧楚女继续将课堂当作抨击封建思想、传播革命真理的讲坛，结果又被旧势力迫令去职。章伯钧见自己的教育革新理想难以实现，也愤然挂冠而去。但是，他在任校长一年中播下的进步种子却开花结果，宣城四师后来成为皖南新文化运动中心。

1922年，安徽省省长许世英以公费送章伯钧赴德国留学。到柏林后，他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有幸与正在德国从事革命活动的朱德相识，他们同住一室。章伯钧还由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党小组副组长。1925年，著名政治家邓演达到欧洲游历，他与章伯钧一见如故，两人常促膝长谈，探索中国社会进步发展之路，章伯钧从此深受邓演达思想的影响。

章伯钧在柏林大学学习了四年，他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充满辩证法的黑格尔哲学，获博士学位。章伯钧的奋发精神，也对他的两个弟弟起着表率作用。二弟章伯韬曾赴法国留学，为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语文部主任，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为操劳过度不幸英年早逝。三弟章伯仁曾留学日本，后赴苏联，成为共产党员，继王明(陈绍禹)之后担任过远东区伯力学校校长，在斯大林时代的肃反中被错杀。

1926年，在德国学成的章伯钧与好友孙炳文同船回国。这时，郭沫若在中山大学文学院任院长，孙炳文与郭是同乡，船抵广州后，两人便去找郭沫若。郭沫若很高兴地欢迎他们，并聘章伯钧任中山大学文学院哲学教授，月薪二百八十块大洋。章伯钧将薪水中的二百块大洋每月缴了党费，八十块大洋自己用。当时在中山大学管理党费的徐彬如先生(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晚年时常对章诒和感叹：“你父亲这二百块大洋的党费，在当时可管用啦!”

北伐时，章伯钧从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升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九军党代表(军长是

章伯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章伯钧先后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副主席兼组织部长、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等，这时候的章伯钧，真是春风得意，他每年都要赴各地视察、出国，还出席世界和平代表大会。

可是，在1957年夏季反右斗争风暴中，章伯钧却成为第一号右派分子。章诒和女士坦率地客观地叙述了这个过程：“开始，我的父亲对1957年

——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正常的。

——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

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要作的大事的讨论。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老年的知识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的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

——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问题，多听听多方面的意见。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有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章伯钧的这一篇发言，终于成为他划为右派分子的重要定性材料。很快，上面对他从政治上进行了处理，他所担任的职务一个个被撤销，保留了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头衔。不过在生活上，他受到了宽容的对待，国家分给他的三套三进三间住房未动，工资虽然从三级降到七级，但还被允许保留了警卫员、秘书、司机、厨师、勤杂工、保姆……

章伯钧在政治上则从此丧失了许多权利。他再也无权在会议上发表正式演讲，无权著书立说，无权看高级干部阅读范围的文件，无权参加游行、集会等群众性欢庆活动。他的政治地位从原先的高峰一下跌入了深谷，并多次检查、接受批判。他在全国人民中的形象，就如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那篇著名的《人民日报》社论中所描绘的那样。只是因为他过去有名望，又系知识分子，因此 ，他才被冠以“右派”而没有被定为“反革命”——而实际上，“右派”就是反革命。

划右以后的章伯钧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人们只在需要反面教员时才提到他，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整天看到的是头顶一块天空，面对的是一个妻子和两个女儿。昔日许多朋友不敢再登门了，一些过去非常亲密的人，这时见了他形同陌路，对他不理不睬;敢登门的也就是那几个右派“同类”，如罗隆基、龙云、黄绍竑、陈铭枢、陈铭德、邓季惺、冯亦代等。但是，有几件事却使章氏家人难以忘怀：

1959年，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观看演出，章伯钧无意中发现他的座位与梅兰芳先生紧挨着，出乎意料之外，梅先生一看见他，便立即起身主动和他打招呼：“章部长，你好吗?”这一句很普通的寒暄，却使章伯钧大受感动，他立即向梅兰芳回敬亲切的问候。坐下后，他想买一张说明书，谁知一掏口袋，发现竟没带钱，梅兰芳马上又替他买了份说明书。回家后，章伯钧激动地对家人说：“许多昔日故旧，不及梅先生这样素无交往的人呵!”

1962年的一天，章诒和陪他父亲去王府井大街买东西。忽然，章伯钧被一个大汉从背后抓住，他回头一看，原来是田汉先生。章伯钧想与田汉问候一下，就返转身离去，谁知田汉却将他拉到东安市场开阔的人行道上，说：“伯钧，我们就在这里谈一会吧。”结果，两人便畅谈起来，章诒和在旁足足等候了半个小时。可以说，从1957年划右以后到他逝世，在公众场合见面后与他主动打招呼的人仅此而已。

六十年代前期，有人劝他写回忆录，章伯钧看到有的人在回忆录中有文过饰非的情况，便对女儿说：“这样的回忆录我永远不会写。”

划为右派以后，章伯钧无权在重大政治活动中露面了，但他对共和国却充满感情，每年国庆节那天，他都要早早起来，刮好脸，衣服穿得端端正正的，以示对共和国的尊爱。妻子和女儿认为这是他对共和国的诞生，曾经倾注了一份心血的缘故。

在“大跃进”的年月里，到处都在欢呼“一天等于二十年”，“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章伯钧对这种浮夸风气深感忧虑。1966年“文革”开始，全国上下处于个人迷信的颠狂状态，章伯钧心情沉重地对女儿说：“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浩劫开始了。”

当时，章伯钧内心还有一个深深的隐痛：他觉得自己对数十万右派分子，感情永远无法摆脱歉疚。在反右运动中，与罗隆基、章乃器等人相比，他的“认错”、“认罪”行动是最早的，他对家人说：“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为此，他下了决心检查认错。

尽管章伯钧已经在政治上被打倒了，但是悲剧命运仍没有放过他。1966年“文革“一开始，他的家就被抄了，而且不止一次，不止一个单位来抄。最后，他的家也被造反派红卫兵占领，成为“联络站”。他家多年积累、收藏起来的二十万册书籍、六千件历代字画被抄没，另有古董、瓷器及其他名贵物品被搜去，至今，这些物品一件也未归还。由于过去章伯钧身兼多职，所以，运动一开始，他就得接受多家单位的轮番批斗。他整天穿着破旧衣服，被撵在原来警卫员居住的小屋子里栖身，工资也没有了，每月仅发给生活费十五元。这时，他开始学着给妻子补衣服，补上了一个破洞后就像小孩子那么高兴，精神状态实际上已经麻木了。讲到这里，章诒和女士唏嘘掉泪，她悲愤地说：“像我父亲这样有漫长经历的人，人格上的污辱比肉体上的折磨更加难熬啊!”不久，身心备受摧残的章伯钧患上了多种疾病，由于他的医疗关系已从北京医院转到了人民医院，他无法享受过去的保健医疗待遇;但人民医院在那样的环境下，也不敢收治这天下第一号右派。

万般无奈之下，李健生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送到中南海北门，在严寒的风雪中站了两个多小时，恳求警卫能把信送进去。警卫被李健生的恳求感染了，他们安慰她：“请你放心，我们一定负责为你把信送到!”后来，估计周总理看到信有所指示，人民医院很快收治了章伯钧。但是在那个残忍、疯狂的年代，章伯钧的病并没有、也不可能获得彻底、有效的治疗，他终于在1969年5月17日带着人间深深的不平，带着内心无限的悲怆、愤懑，含恨去世，享年74岁。

章伯钧病逝那天，李健生从医院料理完有关事宜回家，路上遇见梁漱溟、张申府，他们关切地问：“李大姐，你到哪里去了?伯钧好不好?”李健生哽咽着回答：“伯钧刚刚咽的气——”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梁漱溟仰对苍天，悲凉地说：“死了好，免得再受苦了。”

罗隆基

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给反右扩大化而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改正。经过复查，除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五人外，其余被错划的数十万右派均获得改正、平反。中央统战部领导召见了章伯钧的夫人李健生和女儿章诒和，传达了中央关于章伯钧的右派问题不能改正的决定，并说：“当年给章伯钧先生划右派的材料许多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轮流坐庄’则是××先生在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算到章伯钧先生头上。现在我们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主要用的是×××的揭发材料，即章伯钧说的：‘共产党是一个上帝加三百万清教徒’等材料。”对此，李健生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

不久，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将章伯钧的骨灰放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章伯钧在地下终于获得最好的归宿。

《圣经》上说：“有时候，我们的英雄似乎只比土匪头子稍稍强一点。”我看两千年前犹太人说的这句话，在两千年后的中国应验了。

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最起码的条件和最终的要求就是表里如一，始终如一。无论生忧患之中，还是处落魄之境，无论自幼至长，还是自长至老，在这个问题上应无一刻的松动。

沈钧儒（中）章伯钧（左）罗隆基（右）

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亦事实上所不能尽同的。如强人以相同，或胁之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处?则唯有遵守民主精神，确立民主的作风，尊重异己，接受批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是择善而从，不必攻乎异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处矣。

对一个贫穷国家来说，经济就是政治。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是畸形，我想连毛泽东本人也不知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政治上是巨人，经济上则是侏儒，加上我们总爱学苏联，把军备开支列在第一。现在一时看不出来。就像刚出娘胎的畸形，过几年，我们作为社会的每个细胞，就会承受这种畸形的痛苦。对共产党的最大威胁是什么?不是抗美援朝，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一旦国门大开，老百姓发现外面的生活比自己好的时候，对一个执政党的真正威胁便来临了。

运用自由，享受自由，这本是人类社会共有之合理的权利，亦同是人类理性生活之崇高的表现。它从不受暴力的支配，并永远反抗暴力的侵犯。暴力虽时或得逞，然终归于失败。民主自由之神，依然无恙。本来，自由之获得，非出自天赐，非出自任何人的特许。而人类长期斗争的结果，得之愈艰，食之愈甘，爱之愈切。

章伯钧在一生奋斗中，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尤其是交通运输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发展，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