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杏佛

杨杏佛生性耿直、刚正不阿，从两件事即可看出其鲜明的性格特点。1912年南北议和后，如果他见风使舵，完全可以在袁世凯政府中谋求较好的职位，但他却远赴美利坚留学，可谓有骨气。1925年

杨杏佛，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与茅以升一道考入唐山路矿学堂(现

1908年，杨杏佛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就读，接受进步思想。武昌起义时，他以同盟会会员身份赶往武昌，亲历辛亥革命，后来在孙中山组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任总统府秘书处的收发组长。1912年南北议和，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成果。此时，如果杨杏佛见风使舵，自然会获得很好的职位。但以他耿直的性格，痛感时局不可为后，毅然放弃优厚的待遇，远赴美国求学。杨杏佛先在康奈尔大学选读机械专业，接着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商业管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他希望汲取到世界最先进的思想和营养，为祖国效力。

杨杏佛很早就怀有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赴美后，美国先进的科学与中国落后的面貌形成巨大的反差，刺激着杨杏佛和他的同伴。1914年夏，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几个中国留学生决定创办《科学》月刊，他们认为：中国最缺的莫过于科学，《科学》月刊就是专门向中国介绍科学的杂志。他们说干就干，迅速筹备，促使《科学》月刊第一期很快在美国编辑成功，1915年1月即在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科学》月刊是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科学杂志。在《科学》月刊上签名的“缘起”人有：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任鸿隽等。从《科学》创刊到1921年，杨杏佛任编辑长达7年之久，共主编6卷69期杂志。他不仅约稿、组稿、审稿，而且经常自己写稿、译稿。

杨杏佛将最先进的科学成果介绍到中国，例如，《科学美国人》杂志在1921年2月5日刊登《爱因斯坦相对说》一文后，杨杏佛马上意识到“相对论”的重要价值，仅一个多月时间，他就将此文译成中文并发表在《科学》月刊上。这是国内介绍相对论最早的文章之一。杨杏佛在宣传科学精神的同时，还注重将科学与实业、科学与救国联系起来，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他也意识到了榜样的非凡力量，非常重视科学家传记的写作。例如，他自己便写过《牛顿传》、《詹天佑传》等文章。在《詹天佑传》一文的末尾，杨杏佛还这样评论：“综氏(指詹天佑)一生，未尝离工程事业。其为官，不过邮传部候补丞参，民国不过交通部技监，无赫赫之位，炙手之势，及其逝也，举国识与不识咸兴人亡国瘁之悲。呜呼!其感人抑何深耶!夫以氏之学识经验，使充其能，所成就者又岂仅京张数百里之路已哉。乃频年干戈，政争不已，卒至赍志以殁，不能如史第芬森、瓦特辈目睹所业跻国富强，此岂个人之不幸哉，吾为中国惜也。”

在这样的感叹声中，杨杏佛当然能意识到：国家富强，需要科学。但仅有科学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政治、民主、实业、教育，更需要民众的觉醒……

杨杏佛一直认为：“在现今世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怀着科学救国的抱负，杨杏佛还与胡明复、赵元任、任鸿隽等留美同学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他们出版书刊，建立图书馆和生物研究所，创办中国图书仪器发行公司……满怀热情地传播着科学的火种。

杨杏佛一直有一个“梦想”：“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他相信自己的梦想会成为现实。

怀着这样的抱负和理想，杨杏佛于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迅速回国。先后担任汉阳铁厂会计处成本科科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工学院院长。他满怀报效祖国的热情，投入到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实践当中，但黑暗的现实迫使杨杏佛作深刻的思考。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与思考，他意识到：“今之投身教育实业者，大抵皆一国最优秀之分子，其志则鄙政治而不为，又不愿任改革之责;其力则藉教育实业为保障，足以糊口安心，武人政客之黠者知其不能为祸，且足以消磨反抗人才，亦虚与委蛇以博贤名，而教育实业遂成中国超治乱无是非之特殊社会。所余者乃为水深火热受压迫无首领之民众，与专横无耻窃政权攘私利之武人政客，一则但能作恶，一则但知受祸，而此中立之教育与实业，且作壁上观，如秦人之视越人，中华民国之祸乱，又安得而不延长至十余年乃至数十年哉?”鉴于此严峻之现实，杨杏佛力呼各界人士勇敢地行动起来，担起救国的责任。

1924年，孙中山主持中国国民党改组，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杨杏佛与陈去病等人在东南大学成立国共合作的地下组织，从事革命活动。他的举动受到东大校长郭秉文的敌视，工科被取消。杨杏佛辞去教育界的职务，回到孙中山身边，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同年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共商国是，杨杏佛随往。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杨杏佛陪伴孙先生走过其生命最后的时光，深受孙中山精神所鼓舞，深得孙中山思想之精髓。

此时，杨杏佛自然仍未忘记“科学救国”的鸿志。但他已深刻地意识到：在当时的乱世，当然更需要革命。同一年，杨杏佛专门写了《科学与革命》的文章，呼吁：“惟有科学与革命合作是救国的不二法门。换句话说，便是革命家须有科学的知识，科学家须有革命的精神，共同努力去研究社会问题，以及人生一切的切身问题，中国才有救药，世界上才有光明。”这已化为杨杏佛的坚定信念，他为此奋不顾身地站到了救国的最前线，直至1933年6月18日被特务暗杀。

2008年4月，“杨杏佛生平展”在上海举行，解密的文物史料包括杨杏佛日记、诗词、手稿、友人来函、家信、肖像照片、藏书等，其中以十七封宋庆龄来函最为珍贵。一九二九年宋庆龄致信杨杏佛，委托其在上海报章刊登“不再参加国民党工作”的英语声明稿及信函原件，也首次公之于众。

杨杏佛之子、九旬高龄的杨小佛表示，几经战火劫难，父亲的一部分遗物仍保存完好，堪称奇迹。他说，将文物捐赠给相关机构，比留在私人家中，更利于保护与研究。

历史专家则披露，研究发现这批宋庆龄来函等珍贵文物之所以传奇般地保存至今，与杨杏佛、赵志道夫妇的婚姻纠葛有关。众多文本实物系由赵志道女士于抗战初期带离上海，才避开战乱纷扰。

杨氏遗物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诸多民国人物鲜为人知的交友细节。胡适、任鸿隽、王云五、竺可桢等人与杨的通信原件、合影等，也随《杨杏佛遗迹录》一并影印出版，且均附有编纂说明。

杨杏佛的“诗人生活”也首次曝光。例如，徐志摩在遭遇空难前一晚，求访杨杏佛并留下的一张便条，被视为“徐志摩致友人绝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