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昌民歌

繁昌民歌是中国汉族民间音乐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繁昌民歌起源时间无从考证，最早有记载的是14-20世纪的明清时期。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社会生活相对稳定，人口繁衍不断增多，为繁昌民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民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活跃时期，当时民歌非常盛行。明代繁昌知县宋棠：“九月将临衣未授，千家砧杵动吴歌”，清代繁昌知县梁延年：“此处白云岩岫好，采樵人唱夕阳归”。繁昌地处“吴头楚尾”，是吴楚文化交融之地，繁昌民歌当然称之“吴歌”，从可见当时繁昌民歌的兴盛。

繁昌民歌

由于不同地区的方言不同，唱出的汉族民歌韵味也不一样。在平铺、新林一带，有大量太平天国后从湖北随州、应山、孝感等地迁徙来的移民，所以这一带的民歌带有明显的湖北花鼓调的韵味。保定、小洲是清末民初长江变迁后形成的洲地，居民绝大多数是来自江北无为等地，所以这里的民歌雄浑舒缓，江北特色浓厚。黄浒、赤沙、孙村等地靠近铜陵，反映在民歌上也有铜陵方言的腔调，中沟、峨桥、浮山、三山一带保大圩地区，是正宗的繁昌方言区，这里的民歌富有江南汉族水乡文化风味。

繁昌民歌种类繁多，主要有秧歌、山歌、号子、小调、门歌、儿歌和风俗礼仪类的民歌，经过整理的总数约200余首，表现形式有独唱、对唱、说唱、领唱等，其中对唱是两人或更多的人一起演唱，有时是一人唱众人和，气氛热烈，非常热闹。

秧歌，又称耘田歌，是该县分布最广、种类最多的一种民歌，主要是农民从事耘田之类的劳动时所唱，由于地域广阔，繁昌各地的耘田歌曲调不下数十种。平铺、新林一带和南陵县一河之隔，这里的耘田歌，既有南陵圩区辽阔、高亢的特色，又有繁昌山区悠扬、婉转的韵味。小洲、保定一带大多是无为移民，这里耘田歌揉合了无为、繁昌两地的特色，腔调缓慢高昂，既有北方风味，又有南方特色。中沟、横山、峨桥、浮山一带圩区，耘田歌花音较少，格调统一，高亢、清越、悠长，水乡韵味较浓。

号子，是人们劳动时协调动作、振奋精神所唱。繁昌流行的有“舂米号子”、“车水号子”、“打夯号子”、“打硪号子”等，这类民歌曲调简洁，节奏感强。如“打夯号子”，又称“打牛号子”，“夯”或“牛”是一种石制的压实地基的工具，一般小夯四人一组，大夯八人一组，一边打一边唱。三山、荻港一带沿江地区曲调简单粗犷，节奏强，领唱一句和唱一句；以孙村为代表的山区一带唱腔变化较多，平铺、新林等沿漳河地区则曲调轻快委婉。

山歌，俗称“对山歌”，最主要的是“牛歌”，即牧童在放牛时所唱。繁昌许多地方的牧童有成群对歌比胜的习惯，大多是轮流对唱或逐句轮唱，也有一人领众人和。繁昌民歌中的山歌一般是山区花腔较多，圩区次之，山区细腻婉转，圩区粗犷开阔。

小调，在劳动休息、乘凉、串门、聚会等各种场合都可演唱，不仅形式多样，曲调也丰富多彩，群众用以抒发情绪，表达意愿，表现力和感染力都很强。门歌，又称“春歌”，大多是在春节期间走门串户所唱，一般有固定曲调，唱词大多凭演唱者的技巧，触景生情，见物唱物。儿歌，一般是儿童游戏时所唱，知识性和趣味性比较强。在风俗礼仪类民歌中，划龙船歌影响比较大，繁昌过去划龙船之风很盛，在举行划龙船比赛时，每条船上的鼓手领唱，桡手和唱，歌声雄浑高昂，此起彼落，场面壮观。

繁昌民歌

从具体内容来看，有对祖国、对领袖的热爱，对新社会幸福生活的歌颂，这类民歌都是解放后创作流传的。如：《中国有了毛泽东》、《我老奶活了七十五》、《耘田新歌》等，其中《耘田新歌》被收入《战地新歌》第五集，并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栏目中教唱，影响遍及全国。有揭露封建剥削罪恶，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充满苦难的《长工短工打不得》、《不做人家看牛郎》、《镰刀磨得像镜子》等。有的反映旧社会妇女受压迫的《养媳妇》、《瞌睡歌》等。有带知识性、趣味性及生活技术内容，表现劳动人民智慧和才能的《十月花名》、《二十四节》、《十二月绣荷包》等。有反映劳动人民辛勤劳动、企求美好生活的《打夯号子》、《车水号子》、《舂米号子》等。

爱情类的情歌在繁昌民歌中占有重要地位，数量上约占三分之一左右，这些民歌曲调优美、节奏轻快、韵味悠长，深受劳动人民的喜爱。情歌类民歌有的比较短小，如《小星出山一盏灯》、《送晚茶》、《姐在房中长相望》、《望郎》等，有的则具有叙事性质，唱词长，有故事情节，如《梁山伯与祝英台》、《风筝误》等，这类民歌一般在夏夜乘凉或冬晚串门时唱，不少还带有表演色彩，是繁昌民歌中的“大戏”。当然，这类民歌也夹杂少量格调不高的唱词，解放后曾得到修改和完善。 

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繁昌老民歌手年事已高，不少已经离世，新歌手后继无人。45岁以下没有人会唱繁昌民歌，有人甚至不知道还有繁昌民歌，会唱繁昌民歌的都在60岁以上，许多年轻人对原生态的民歌没有兴趣，繁昌民歌正濒临失传的危险。

造成繁昌民歌尴尬局面的原因：一是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迁，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步改变，繁昌民歌赖依生存的土壤产生了变化。过去常见的车水、打夯、耘田等农活和夏夜乘凉的习俗基本上消失了，在农村务农的大多是一些老弱，青壮年要么在企业上班，要么去外地打工。据多年从事繁昌民歌收集和研究的杨有贡老人介绍，在民歌发展的鼎盛时期，许多小孩很小就开始接触一些儿歌，稍大后放牛又学对山歌，干农活以后又学唱秧歌，学民歌、唱民歌蔚然成风。可惜现今繁昌民歌这样坚实的群众基础早已不复存在。

二是现代传媒手段让人们娱乐方式和审美情趣呈多元化。由于广播、电视、网络的日益普及，当代流行音乐已深入社会的角角落落，流行音乐中张扬个性、任意渲泄自我情感的表现方式，让快节奏的现代人不再满足于唱民歌、闹花灯之类的文艺形式，有人甚至认为，繁昌民歌受青睐是当时文化生活极其贫乏造成的，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原生态的民歌土气、粗劣，已经落后于时代，淘汰当属必然。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劳动人民终于当家做主，繁昌民歌也迎来了大发展的新时代。走集体化道路，让一家一户耕作的农民，转变为互助组、农业社、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这种劳动形式为繁昌民歌的创作、演唱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繁昌民歌步入历史上最鼎盛的辉煌时期，一首首民歌应运而生。在党的“双百”文艺方针指导下，从1952年起，杨有贡、郭珍仁、黄定民、刘西霖等一批文化工作者深入农村田间地头，访老问少，收集、整理、挖掘出了一大批优秀民歌，1955年至1956年油印汇编成《繁昌民歌集》，1959年又编辑出版《繁昌民歌选》。这时，由于有专业文化工作者的介入，使得民间口头创作的民歌在唱词、曲调上都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演唱方面在保留原始、淳朴风格的同时，技巧上有了更大的提高，艺术品位的提升，让繁昌民歌由乡村田野登上了城市演出舞台。1953年到1956年，繁昌每年春节都要举办一次以民歌为主要内容的文艺汇演。1960年原芜湖地区文艺汇演，繁昌民歌曾与当涂、徽州民歌各得一面红旗。当时新文艺出版社的《民间文艺选辑》，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安徽歌谣选》、安徽人民出版社的《安徽民歌》、《安徽民歌辑》都收录了许多繁昌民歌，使繁昌有了“民歌之乡”的美誉。 2006年，繁昌县成立了“繁昌县文化研究会”，繁昌民歌是其研究的一个主项目。繁昌民歌《小星出山一盏灯》经改编后，成为安徽省广播、电视台的开播曲。“舂米号子”入选全国师范院校音乐教课书，“耘田新歌”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栏目进行教唱，并入选《战地新歌》第五集。

尽管由于时代发展，人们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些对繁昌民歌的传承有较大的影响，但繁昌县在繁昌民歌的抢救和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繁昌县还制定长期的保护计划，包括系统全面地搜集、整理繁昌民歌，建立繁昌民歌声、像、文字资料库，建立民歌示范基地，举办民歌汇演，培养民歌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