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承宗

殷承宗在演奏中

殷承宗(1941年-)，中国

殷承宗(1941—)，出生于“钢琴之乡”福建省厦门鼓浪屿;文革期间曾用名“殷诚忠”;先后获得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第一名、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第二名。他致力于钢琴音乐的中国化，其创作的钢琴伴唱《红灯记》是中国音乐与戏曲史上的一支奇葩，由他主持并作为创作者之一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是迄今中国最重要的、在世界范围传播最广和被演奏最多的钢琴作品。他对《黄河》的经典诠释具有权威性。

他的钢琴演奏风格纯正，技巧纯熟，以出众的钢琴演奏素养和作品诠释能力赢得了国际乐坛的广泛肯定。

殷承宗7岁开始学琴。9岁(1950年)举行独奏会。12岁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1959年以“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和无懈可击的技巧”获得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和平友谊节钢琴比赛金质奖。

1962年获得“莫斯科第二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钢琴大赛”亚军(据称是因中苏关系紧张的政治原因造成仅获亚军)。1965年殷承宗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到中国中央乐团担任首席钢琴演奏家。

文革时期，1968年完成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创作、公演，被列入“八个样板戏”名录，成为“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榜样。

与中央音乐学院的储望华、盛礼洪、许裴星、刘庄、石叔诚等6人合作，借用冼星海《黄河大合唱》主旋律改编创作(1969年)并演奏(1970年)钢琴协奏曲《黄河》。气势磅礴，感情饱满。据传

1941年，殷承宗出生在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的一个基督教家庭。3岁的殷承宗就对钢琴音乐有浓厚兴趣，7岁开始正式学习钢琴演奏，9岁(1950年)在鼓浪屿毓德女中礼堂举行钢琴独奏会。

殷承宗12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两个月后被苏联专家谢洛夫选入专家班，是该班年纪最小的的学员。1956年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开幕式，殷承宗作为音乐会上惟一一位少年担任钢琴独奏。1956年，被苏联专家塔图良选拔到中央音乐学院(当时在天津，至1958年迁北京)学习。一年后塔图良调回苏联，殷承宗返回上海音乐学院，遇上他的第三位苏联钢琴老师阿尔札玛诺娃。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苏联专家克拉芙琴科到上海讲学，听了殷的演奏后把他带回中央音乐学院。1958年16岁的殷承宗第一次出国参加罗马尼亚埃乃斯库比赛，初试身手准备不足仓促上阵而名落孙山，回到北京在中央音乐学院继续跟克拉芙琴科学习。

殷承宗和与维也纳交响乐团合作演出

1959年，17岁的殷承宗参加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十位评委全部给予满分而荣获第一名。此后殷承宗受国家委派到苏联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学习，并准备参加1962年的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其间也经常听音乐会、歌剧或看芭蕾舞演出、看画展，拓展和丰富了艺术修养。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的参赛者中有如英国的奥格东和苏联的阿什肯纳吉都是年逾25岁多次国际比赛折桂的职业演奏家，殷承宗面临巨大挑战。

比赛中殷承宗技惊四座，观众反响最为热烈，评委给予高度评价：“殷承宗有着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和无懈可击的技巧”，“殷以他的才华征服了莫斯科人”。

在中苏关系恶化、政治因素介入比赛名次排序的情况下，殷承宗屈居第二(第一名是后来成为世界著名钢琴大师的阿什肯纳齐)。

得奖后的殷承宗在苏联各地巡回演出五六十场。苏联留学三年，殷承宗以各科满分的优异成绩，提前修毕钢琴本科课程，并继续修读作曲和指挥。

1963殷承宗应招回国。毛主席为了解当时文艺界的情况安排于1963年12月31日举行小型文艺晚会，殷承宗演奏弹了自己处女作《秧歌舞》，毛主席鼓励殷承宗多搞民族的东西。1964年9月在“四清”运动中殷承宗被安排到北京通县劳动锻炼，深入接触了底层农民。1965年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到中国中央乐团担任首席钢琴演奏家。

由于钢琴弹的都是西洋音乐，批判“封、资、修”的潮流之下，钢琴的命运在中国跌入低谷。殷承宗看到当时出现的现代京剧、现代舞剧中京剧演员、芭蕾舞演员都活跃在舞台上，于是他不再消极等待，决心用实践证明钢琴能够“洋为中用”、能够为工农兵服务。1967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二十五周年，各地掀起了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社会上为群众演出的热潮，他和几个朋友自发地采取一个大胆行动，把一台立式钢琴搬到天安门广场演出，从弹奏群众熟悉的歌曲开始，接着让观众随意点奏。开始大多点的是当时全国流行的语录歌。有观众要求听京剧，而他当时对京剧一窍不通，但因中央乐团已搞了交响音乐《沙家浜》，他对该剧的曲调还比较熟悉，凭记忆弹了一点。回去后连夜赶写了该剧中沙奶奶斥敌的一段，第二天找一个会唱的人一起回到天安门为群众演出，反响非常热烈。在天安门连演三天后，又到建国门等北京其它街头去演出，受到观众的喜爱。随后收到大量的群众来信表示赞扬和鼓励。

殷承宗（左）参与演奏钢琴伴唱“红灯记”

受天安门广场演出经历和观众点唱京剧的启发，殷承宗有了创作《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冲动。于是他到中国京剧院去拜师，并对京剧和钢琴这两种属于东西方不同文化的艺术做了极为仔细的研究。1967年国庆节，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殷承宗和刘长瑜合作演出钢琴伴唱《红灯记》引起轰动，中央首长给予充分肯定。

此后殷承宗继续完成李玉和、李奶奶唱段，1968年全部完成。《钢琴伴唱红灯记》被列入“八个样板戏”名录，成为“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榜样。《钢琴伴唱红灯记》这一全新音乐形式的大胆尝试，最成功之处在于将中西音乐文化中各自突出的优点相融合，为钢琴音乐的民族化开辟了前所未有的的道路。

钢琴伴唱《红灯记》成功后，殷承宗开始考虑创作重大题材的钢琴协奏曲音乐，让钢琴以主角身份站立起来，融入时代、融入大众生活。当时一张大字报中讲到中央首长接见中央音乐学院学生时说钢琴应弹京剧、弹《黄河大合唱》、《歌唱祖国》。这给了他启发。他找音乐学院的一些学生商量，最后主题落在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上。为创作钢琴协奏曲《黄河》成立了创作小组，有殷承宗、储望华、盛礼洪三人，加上殷承宗的学生许斐星做秘书，由中央乐团军代表带领，一行五人到黄河沿岸体验生活。后来创作班子增加了刘庄、石叔诚(主要作为钢琴演奏B角)。经过近一年的努力，1969年年底前作品基本完成。为了在第四段以“东方红”旋律将音乐推向高潮，殷承宗闭门一星期反复推敲，将“东方红”旋律融于整体，形成激情澎湃震撼人心的高潮。

1970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查《黄河》。演奏完毕，周恩来总理激动地喊出“星海复活了!”。1970年5月1日，钢琴协奏曲《黄河》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正式公演。1971年，殷承宗随中央芭蕾舞团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英、法、意六国(后因故取消前往英、法、意的演出)，每场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之前都首先加演《黄河》。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文艺界迎来一个比较开放的时段。伦敦交响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和费城管弦乐团相继来访，殷承宗和这些乐团合作演出《黄河》。1973年与克劳迪奥·阿巴多率领的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合作演出给殷承宗本人留下深刻感触，而与尤金·奥曼迪率领的费城管弦乐团的合作，纽约日报记者向美国报导中写了许多对殷承宗的好评。之后日本方面邀请他去日本演出。日方希望他的曲目能够中西各半，而中方只让弹中国作品，但当时并没有足够多的中国作品可弹。殷承宗感觉到需要创作一批中国的钢琴独奏作品，使之能够撑起整台音乐会。

殷承宗获准组成由他和储望华、刘庄、黎英海、杜鸣心、王建中等人参加的创作组，专门写钢琴独奏曲。他和创作组部分成员连同钢琴搬进当时正在整修未对外开放的北海公园里靠湖边的一个环境清静但设施简陋的房子，室内没有自来水、煤气、厕所，要自己挑水、生火炉、使用室外公厕。殷承宗和他的同伴在此度过了创作丰收的一年。创作组选定了《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等能代表中国传统音乐精华的一些古曲，拜访了多位琵琶演奏家以及国乐老前辈杨荫柳、曹安和等人，收集大量资料，听大量录音。经过一年的矛头钻研、创作，写出《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平湖秋月》、《三六》、《梅花三弄》、《百鸟朝凤》等钢琴独奏曲。此后再去陕北采风，写出陕北民歌组曲，殷承宗还用《钢琴伴唱红灯记》中的两段改写了钢琴独奏曲，杜鸣心用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改写了钢琴组曲。两年的努力，完成一个多小时的作品。用体现琵琶指法效果的演奏方法写出的《十面埋伏》或许当时难以令人接受，没能通过文化部审批。《十面埋伏》因此被埋没十年，到1983年得到首演机会。

1975年殷承宗应邀赴日本演出，除按日方要求演奏了《黄河》以及上述古曲，由NHK电视台录像在日本播放。

1975至1976年间，殷承宗带领中国艺术团(一个由六十多位从全国各地选拔上来，拥有器乐、声乐、舞蹈各方面人才的表演团队)到南美洲、非洲的一些国家访问演出。

在中央乐团担任领导的那段日子，他大部份时间在搞创作、出访及为所有来访的国家元首演出，参加拍摄了五部与钢琴有关的电影：钢琴协奏曲《黄河》、《钢琴伴唱红灯记》、中国艺术团演出的《百花争艳》、英国记者格林拍摄的《前进，红色的中国》(其中有与中央乐团演奏李斯特第二钢琴协奏曲)以及记录有第二届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片段的名为《音乐的春天》的记录片。

殷承宗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提升为中央乐团党委副书记，后又被任命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曾被列入“四人帮”组阁名单，拟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976年10月后被作为“四人帮在中央乐团的代表”，受到四年政治审查，其间被囚禁在乐团(隔离审查)十个月。在这不能练琴十个月里，他做了两件事：一是撑手，十个月下来手不但没萎缩，反而被撑大，能弹十度了(原只能弹九度)。二是在脑子里背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谱等以前弹过曲子。当时大家都想当然地认为“江青是殷承宗的入党介绍人”，而江青作为“四人帮”之魁首被彻底打倒，组织上自然要重新考虑殷承宗的党籍问题。李德伦对此予以澄清：“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党支部大会就讨论通过了殷承宗的入党申请，我是介绍人。只是当时党委没批。我证明，他的入党手续是完备的”，认为不该禁止他演出。事情逐步搞清后，殷承宗被允许恢复自由。他当获悉在住家附近的河北梆子剧团有架钢琴，通过同学吴灵芬的关系到那里练琴。已三、四年没有演出的殷承宗，为了恢复演出感觉，每星期天请同学和朋友们来听他演奏，慢慢把舞台感觉找了回来。一封反映殷承宗无法参加演出活动的信交到了文化部长黄镇的手里：“他的问题现在已查清了，他要求参加排练演出，但有关领导不知为什么不让他演出，硬要一个青年钢琴家去音乐学院做教师工作。这种做法，在政策上是欠妥的，对于一个世界知名的钢琴家来说，不让他上舞台演奏，等于断送了他的艺术生命，其影响和后果都是不好的。我认为应该改变这种做法，让殷承宗参加排练和演出活动。”黄镇完全同意此信的观点，当即指示乐团安排殷承宗演出，并接见了殷承宗。

1980年7月16日晚，殷承宗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举行钢琴协奏曲音乐会，由美国指挥家戴维·吉尔伯指挥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协奏，演奏了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和李斯特第二钢琴协奏曲。全场听众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长达十分钟之久。这是殷承宗文革后首次重登舞台。

1982年1月，殷承宗在民族文化宫礼堂，再度由戴维·吉尔伯指挥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协奏，演出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这是该名作在中国的首演。演出大获成功。

美国著名钢琴家、历任柴可夫斯基和肖邦国际比赛评委的尤金·李斯特教授听了殷承宗独奏音乐会后说：“1962年我在莫斯科听过殷承宗的演奏，他的技巧，演奏也很辉煌。二十年后的今天再听，觉得他更加成熟，演奏更有说服力，最主要的是他自始至终把技巧融在音乐里，把我完全迷住了。我听了几十年的钢琴演奏，耳朵都听出了茧，但殷承宗的演奏却使我耳目一新。他不愧为青年钢琴大师。”

殷承宗钢琴独奏音乐会 海报

经历风雨的殷承宗有了到国外去重新开始奋斗的想法。审批手续几经周折终获批准。1983年3月，他携五岁大的女儿踏上了完全陌生的美国，开始新的艰苦创业。1983年9月28日，殷承宗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首次独奏音乐会。《纽约时报》发表评论：“对于我们这些常以“孤立”来形容中国历史的人，殷承宗使我们惊讶。四十二岁来自中国的钢琴家星期三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他在纽约的首演，展现的不仅是他对乐器的卓越控制，还有他对乐曲的正确理解。在所有的乐曲中，殷承宗表现了对古典音乐的敏锐而又自然的领悟，特别是他弹奏的莫扎特，他能感觉到音乐中张与弛的对比，并恰到好处的强调适当的片段。殷承宗在贝多芬和李斯特的乐曲里，展现出超人的力度和速度，证明他可以跟其他一流的钢琴家并驾齐驱。”。

1985年，殷承宗在华盛顿举行独奏会后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对记者说：我到美国要干三件事。第一，我要在全美各地演出，在好的音乐厅演出，实现我从小就想到全世界演出，灌唱片的梦想。第二，在可能的情况下向美国和世界的听众介绍中国的钢琴艺术。第三，今后年纪大时，把自己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年青的钢琴家。赴美后成功转型为职业演奏家的殷承宗，足迹遍及美国四十个州和俄、英、德、芬兰、加拿大、韩国、新加坡等国，多次到台湾、香港演出，在许多著名的音乐厅举办过几百场演奏会，其中包括五次卡内基音乐厅、三次林肯中心以及伦敦威格默音乐厅、莫斯科音乐学院大厅、圣彼得堡爱乐大厅等等。殷承宗终于成功地登上并站稳在国际乐坛。《华盛顿邮报》评论说：“殷承宗的莫扎特是速度保守而严谨，表现出正宗古典的风格，他的舒伯特表现了高尚的气质。而今有些已成功的钢琴家避忌选择李斯特的曲目，但殷承宗的B小调奏鸣曲的演奏证明了他是李斯特专家。” 《芝加哥论坛报》评论说：“在这个追求准确的时代，能聆听殷承宗这样的演奏是一种享受。它勇于冒险的精神在技巧复杂又艰难的李斯特B小调奏鸣曲中表露无遗，这首号称为李斯特钢琴作品中最高成就的奏鸣曲，给予表演者的挑战在于如何把众多的音群和变化的动机组合成有条理的陈述。殷承宗对此曲的处理加了几许的炫耀，使得他的演出成为当今最有力的诠释之一。”《旧金山记事报》评论说：“殷承宗是属于诗人、哲学家型的艺术家。他的演出丝毫没有为炫耀而炫耀的倾向。他用恰到好处的控制和惊人的技巧流畅地表现了乐曲的深度。他的技巧在乐曲需要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这个角度看，殷承宗的风格极像阿劳，或许还要更细腻、更敏感。他的演出有少见的稳重和高贵的气质。”《纽约时报》评论说：“殷承宗对圆滑的连音和歌唱般的音色特别注意，实在很难得听到一位演奏家把钢琴的音色表现得如此动人，如此富有感情---这是以灵敏的美感把琴音本身的美完全表现出来。”《波士顿环球报》评论说：“殷承宗的演奏风格是诚实直接且有权威性。在斯克里亚宾热情的第五号奏鸣曲中更是刚强、刺激而又充满丰富色彩。这首曲子有着奇特的组合，包括疯狂的速度和沉静的梦幻，因此有时会显得放纵或失去理智。殷承宗的演出既火爆又宽广，保持了一种特有的理智。”1990年秋天殷承宗应苏联“柴科夫斯基明星协会”邀请参加柴科夫斯基150年诞辰纪念演出。

殷承宗一直努力把中国作品介绍给美国和全世界。1996年他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出《十面埋伏》和《春江花月夜》，1997年在林肯中心演出钢琴协奏曲《黄河》。听众反应热烈，舆论界给予高度评价，把《十面埋伏》誉为“中国第一狂想曲”，说殷承宗是“将东方带到西方”的中国杰出音乐家和“最令人兴奋的钢琴家”，而《黄河》则成为在全世界演奏的经典曲目。

殷承宗录制的音乐唱片

培养学生是殷承宗的第三个愿望。许多优秀的青少年钢琴家跟他学过琴，当中不少学生在国际比赛中得过大奖，诸如96年英国里兹钢琴比赛第一名、95年波格莱里奇钢琴比赛的头奖都是他的学生，在柴可夫斯基青少年钢琴比赛中，他的学生得过第一、第二。殷承宗还曾担任克里夫兰音乐学院的常任演奏家和教授。他曾不取分文指导少年郎朗。

旅居美国十年之后的1993年，殷承宗接到来自祖国的邀请，为中央电视台35周年台庆演出钢琴协奏曲《黄河》。当听到主持人报幕时，他忍不住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自那以后，他每年都回国演出两、三次。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他被邀请在天安门广场演奏《黄河》，并在7月1日“庆回归”节目中向全世界播放。

由于殷承宗的不懈努力，第四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比赛于2002年10月在中国厦门举行，由他担任总评委会主席。

《黄河协奏曲》似乎是钢琴家殷承宗的“标签”，其实他对舒伯特也情有独钟。2017年11月4日，殷承宗在北京音乐厅为北京观众带来一场纪念舒伯特诞辰220周年的独奏音乐会，演奏舒伯特的《安魂曲》等著名作品。

如今已年过七旬的殷承宗还在为自己的协奏曲录音忙碌。2010年以来，他就在把自己主要的独奏会作品进行分批录音，此次演出的舒伯特的曲目，已经完成录制，他演奏的莫扎特、贝多芬、李斯特、舒曼等专辑，也已录制完毕。

殷承宗与“黄河”钢琴协奏曲

“黄河”钢琴协奏曲以冼星海作品《黄河大合唱》为主要素材，由殷承宗主持创作并担任首演钢琴演奏的音乐作品，“文革”时期开始风靡全国，为八个样板戏之一。1969年黄河钢琴协奏曲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作汇报演出时，周恩来总理亲临现场聆听。演出过程中，周总理一直打着拍子，最后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喊出“星海复活了!”

1968年10月的一天，殷承宗从中央乐团到中央音乐学院来看大字报。殷承宗有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之经验，便想在“钢琴革命”的步伐上再迈出新的一步。这时中央音乐学院二楼西墙上，正有陈莲女士的大字报贴出。(陈莲于1964 年上书毛泽东，获毛支持，批复“信是写得好的。”之后，江青曾接见她。)

殷承宗与捷克电台交响乐团录制的CD 封面

陈莲在此大字报中第一次披露江青曾对她说：“《黄河大合唱》很有气势，可以写成钢琴协奏曲。”后来，殷承宗便向江青写信，拟把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改写为钢琴协奏曲。江青阅信后批复：“很好。《黄河大合唱》可以留曲不留词。”光未然的歌词，当年启发了冼星海的创作冲动与灵感，今天也同样启迪和萌发《黄河》钢琴协奏曲创作组成员的想象力和乐思。

《黄河》创作组从1969年2月成立之后，成员曾有变化。杜鸣心离去之后，殷承宗从中央音乐学院借调了作曲家盛礼洪先生来主持乐队配器工作。本文作者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专职从事钢琴教材创作，以往和殷在探索中国钢琴作品创作方面，志向较合，这次他费了不少力气，把他借调到中央乐团做搭档。

许裴星则是刚刚分配到中央乐团工作的年轻钢琴伴奏演员，曾是殷的学生，殷留他在组内，请他协助一些事务性工作，亦部分地参加创作组的讨论。后来几个月中，青年钢琴家石叔诚也部分地加入到创作组的活动中，因为他是担任《黄河》钢琴协奏曲的B组独奏演员，了解《黄河》创作意图，可以更好理解和演奏该作品。他们二位凭年轻人的聪慧敏感，也发表了一些好的意见。不过他们并不担任任何实际创作工作。殷承宗在受命组建《黄河》创作组的过程中，又请来另一位女士刘庄。

到了1969年初夏，《黄河》协奏曲完成了第一稿。试奏时，请来了李德伦、严良昆(《黄河大合唱》的权威指挥家)、杜鸣心和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各声部长共十余人。由殷承宗担任钢琴独奏，储望华担任第二钢琴(即乐队部分)协奏。从1969年8月到12月，在完成了酝酿方案、体验生活、群众集体讨论以及对第一稿修正的认同之后，进入了整体运作的第二阶段，即创作执笔阶段。《黄河》钢琴协奏曲，由殷承宗、储望华、刘庄、盛礼洪四人负责执笔，日夜奋战。

《黄河》钢琴协奏曲的每一个音符，都可以追溯到它之前的初衷，落笔，定稿。创作室内抽屉、纸篓中数百上千张被废弃的旧稿谱纸……有集体智能的凝聚，更有创作者们的汲取、筛选及提炼的功夫。

和殷承宗的另一部作品《钢琴伴唱红灯记》一样，钢琴协奏曲《黄河》取得了巨大成功，殷承宗在政治上也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殊荣，1973年被提升为中央乐团领导，并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文革”结束后，殷承宗作为该作品的第一作者、又是演奏者，被戴上“文革红人”的帽子，被当作“四人帮在中央乐团的代表”受到政治审查，作品被禁演，钢琴不准摸，直到83年，才结束审查，但仍然不准演出。无奈之下，殷承宗只好带着他的《黄河协奏曲》谱离开了中国，到美国定居。

1983年9月28日，殷承宗以该曲为保留曲目在全美最著名的音乐殿堂――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首次独奏音乐会，引起巨大的轰动。人们震惊了，音乐专家震惊了，世界著名乐团震惊了——中国竟然还有如此艺术高度的音乐!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部来自东方的红色中国之音乐作品。

但是也有美方部分人士就《黄河》结尾处的《东方红》和《国际歌》旋律要求中国方面进行修改。殷承宗说，《东方红》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黄河》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即使在台湾演出也不会删去。在原创者殷承宗的坚持下，《东方红》和《国际歌》的旋律得以保留。此后，在各种音乐会中，《黄河》逐步在欧美西方国家演出，就这样，《黄河》真正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为中国交响乐在世界乐坛上争得了她应有的地位。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对该作品却正在大力鞭挞，因为是“文革样板”，似乎就应该打入冷宫。八十年代后期，随着《黄河》钢琴协奏曲在国际上的影响日渐扩大，在一些访问演出中，中方不安排这个曲目已经成为一种难以解释的尴尬。在文艺作品中尽量避讳明显的毛泽东印记和“革命”内容是当时的社会氛围。在此情况下，根据一些人的授意安排，石叔诚对该作品进行了较大的修改，这主要是针对第四乐章高潮时的《东方红》音调和《国际歌》的旋律。也就是用“石叔诚版”(即第四乐章中之“东方红”版改用“黄河颂”版，后来人们将“东方红版”称为“殷承宗版”，而将“黄河颂版”称为“石叔诚版”。

这样，在国际和国内的演出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黄河》钢琴协奏曲，这种奇怪的现象引起了听众的迷惑及音乐界人士的置疑，当人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时，无不感到深深的遗憾。

此后，国内在90年代初陆续出现“文革样板戏”复出热，社会呈现明显的“多元化”色彩，各种观点并置交锋，“一边倒”的情况有所改变，重新审视文革时期文艺作品的艺术价值也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京剧《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剧目不顾来自某些方面的压力，陆续复排上演。尴尬已经形成，文化部对上述现象保持了低调，但《黄河》在国际上得到的盛誉已经引起音乐界许多人的注目与深思。

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文化部与中央电视台多次派人与殷承宗联系，恳请他回国参与纪念活动的演出盛典。

就这样，殷承宗当年酸楚地带着《黄河》被迫出国，而今却受到贵宾般的礼遇被邀请回国做了几场演出，当时在中央电视台演出听到主持人报幕时，殷承宗忍不住流下激动的泪水。

今天，全世界每年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奏《黄河》钢琴协奏曲，也是全球销量最大的中国严肃音乐唱片之一，有人甚至认为，即使100年内，国内也不会有超越《黄河》的经典钢琴曲目了。

殷承宗录制的中国音乐作品 CD 封面

中国传统乐曲和民间乐曲改编创作

在创作钢琴伴唱《红灯记》继而钢琴协奏曲《黄河》成功之后，殷承宗希望进一步创作中国作品，好让钢琴有开独奏会的机会。

殷承宗获准组成由他和储望华、刘庄、黎英海、杜鸣心、王建中等人参加的写作组，专门写钢琴独奏的曲子。他和写作组部分成员连同钢琴搬进当时正在整修不对外开放的北海公园里靠湖边的一栋设施简陋的小屋，室内没有自来水、煤气、厕所，要自己挑水，生炉子和使用室外公厕。但那里非常清静，任由你想弹什么曲子都可以，弹到深夜都没人理。殷承宗和他的同伴在北海整整住了一年，是他们创作丰收的一年。

写作组选定了《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等能代表中国音乐精华的一些古典，拜访了多位琵琶演奏家，连国乐老前辈杨荫柳、曹安和都访问过，收集了许多资料，听了大量录音，他们用五线谱把每一个音符，滑音，指法重新整理。就这样，殷承宗埋头钻研了一年国乐，和写作组一道写出《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平湖秋月》、《三六》、《梅花三弄》、《百鸟朝凤》等曲子，又去到陕北采风，写了陕北民歌组曲，殷还把钢琴伴唱《红灯记》的两段改写为钢琴独奏曲，杜鸣心把《红色娘子军》写成钢琴组曲。经过两年的努力，汇集成一个多小时的作品，送交文化部审批。没料到完全按照琵琶指法那种演奏方法写出的《十面埋伏》竟然没能通过审批。《十面埋伏》因而被埋伏了十年，直到1983年才得到首演机会。

殷承宗是当代中国最负盛名的钢琴家之一。1967年，殷承宗把钢琴搬上天安门广场，为群众演奏脍炙人口的中国作品，他还先后创作了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古曲《十面埋伏》等家喻户晓的经典佳作。1980年，他同聂耳、冼星海、马思聪成为列入《新格罗夫音乐和音乐家词典》中仅有的四位中国音乐家。同时，殷承宗也是西方音乐的优秀诠释者，他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钢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