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窑陶瓷烧制技艺

邢窑是我国著名的北方窑场，早在北朝时期，邢窑就开始烧制青瓷及少量白瓷。邢窑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唐代时，它曾以烧制白瓷而闻名于世；尤其是细白瓷，代表了我国隋、唐两代白瓷的最高水平。但是，至八十年代前期，有关邢窑遗址和邢窑白瓷的烧制时间这两大难题，仍然困扰着我国古陶瓷的研究工作，成为我国古陶瓷史中的“不解之迷”。我国古陶瓷学者和文物考古工作者，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和不断探索、研究，终于让邢窑“不解之迷”大白于天下，使邢窑这颗中华古瓷明珠，再度放出灿烂辉煌的光彩。

八十年代初期，为解决邢窑瓷器的鉴定和欣赏的“两大难题”，我国的古陶瓷学家和考古工作者，根据古代诗文和历史文献提供的线索，多次前往河北内丘和临城一带寻访；1980年在河北临城发现了祁村遗址，初步揭示了邢窑生产的真相。我国的古陶瓷学者叶喆民教授发表的《邢窑刍论》*①李辉柄教授发表的《唐代邢窑窑址考察与初步探讨》*②河北临城邢窑研究小组所作《唐代邢窑遗址调查报告》*③等几篇论文，对祁村邢窑遗址的发现，做了初步的探讨和评价。这在国内外陶瓷界引起轰动，为进一步研究邢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通过八十年代初的调查报告，我国的古陶瓷学者针对邢窑遗址的发现，初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邢窑白瓷的烧制时间应上升为隋代（最初将烧制时间定为唐代）2，原先一部分误认为是定窑产品的细白瓷，现在纠正为邢窑产品。3，烧制瓷器的窑具比较先进多样，有漏斗状匣钵、桶式匣钵和盒式匣钵（它们均为烧制高档白瓷的专用匣钵）4，窑址所在地的归属问题：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窑址应在内丘，而不是属于赵州的临城（当时未发现内丘窑址）。内丘和临城交界处的地理区划，时分时合，而祁村窑址正处于这一地带。鉴于此种地理情况，初步确定此地应当是唐代邢窑所在地。

根据唐人李肇《国史补》所谓“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记载，我国的古陶瓷学者认为“内丘也应有邢窑窑址，根据当时的生产规模，即有为官府订做的细白瓷，又有为大众百姓生产的日用瓷，品种之多，产量之大，才能达到无贵贱通用之的大型综合窑场。”根据以上推测，1984年春，河北内丘县城西的西关村和中丰洞村等地，发现了几十处隋唐窑址，并出土了大量的隋代青瓷和白瓷、唐代的细白瓷和唐三彩陶器。其中，还发现了带“盈”字款铭文的细白瓷，从器物的造型、胎、釉和款字风格等方面看，均与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盈”字款白釉玉壁底碗，如出一辙；甚至还有一些透影的细白瓷残器，器壁厚度不足1毫米，创下了我国隋代白瓷的辉煌奇迹。内丘邢窑遗址的发现，证实了《国史补》所谓“内丘白瓷瓯”的记载，解决了我国陶瓷史上多年悬而未决的一个疑难问题。

无论从历史文献来看，还是从出土的陶瓷品种及挖掘工作的调查报告资料来看，关于邢窑遗址的确认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内丘应是邢窑的发源地，而临城则是邢窑的分支；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内丘窑址起源于北朝晚期，而临城窑址则是在中唐出现，比内丘窑址时代要晚一百多年。根据两地出土的瓷器比较来看，内丘城关和西丘等地出土隋代瓷器，而临城则较多地出土了一些唐中期的瓷器。第二，内丘一带的地质构造条件复杂，质量好的瓷土原料，在数量上是有限的，然而采矿量并无保证。由于当地制瓷原材料的大量消耗，尤其是中唐以前，邢窑器物胎体厚重，并且此时的邢窑蜚声华夏，产量需求较大，原材料的采掘和运输成本加大，使邢窑在晚唐时期的产量渐渐减少，质量也逐步下降。窑工们根据原材料的储备和可开采情况，以及水源、燃料等综合条件，在内丘附近不断创建的窑场，用以发展和维持邢窑的瓷业生产，并满足国内外的需求。临城窑址就是在这个创建新窑场的时期产生的，但它未能成为大型的综合制瓷基地；而此时的定窑，则是受天时地利等综合因素影响，在邢窑的传统技艺上，逐步推陈出新，创造出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新产品，从而取代了邢窑白瓷的霸主地位，最终成为我国宋代“五大官窑”之一的定窑基地。（定窑在唐代晚期已能生产出精美的细白瓷，尤其是带有“官”和“新官”字款的细白瓷和带有刻划花工艺的细白瓷。这就充分证明了定窑在唐代晚期与邢窑不分伯仲，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以上仅为个人的初步观点，有待于邢窑的深入研究确定后，才能下最后的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