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世告

  潘世告，1954年至1955年在本村大坡冲务农。1955年2月起为江西安源煤矿工人。1959年起任班长。1966年起任区长、党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安源煤矿工代会常委，江西省萍乡市革委会委员。

1970年4月至1976年10月任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兼萍乡市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3月起)、江西省总工会副主任(1973年9月起)，中共江西省萍乡市委副书记(1971年6月起)，曾任安源煤矿党委副书记。

1976年10月至1983年1月在江西省萍乡矿务局黄冲矿工作。是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任职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1982年2月退休。2007年4月15日上午11时30分，曾任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的潘世告因病医治无效，在家乡逝世，终年77岁。

  潘世告1930年10月14日出生于萍乡市上栗县金山镇高山村一位普通农民家庭。由于家中贫寒，他5岁时便开始和母亲一起上山拾柴，到田里扯猪草，有时在家中照顾比自己小两岁的妹妹。

他刚满7岁时，母亲便因劳累和疾病告别人世。妹妹后来被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半年后也患病夭折，只剩下父子俩相依为命，但父亲做长工根本维持不了生活，潘世告只好外出讨饭。他还不到11岁便在上栗金山的乡井当童工。

17岁那年，他来到安源小煤窑挖煤，饱受封建把头、监工的剥削和压迫。萍乡解放后，潘世告成为安源煤矿一名新时代的矿工。出身贫寒、从未进过学堂的他，怀着对党报恩的想法，工作上任劳任怨，埋头苦干，月月超额完成采煤工作任务，被称为“采煤大王”。由于他在工作中表现突出，1955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年起，他年年被评为矿上的先进生产者。1960年被任命为采煤班班长。

1966年被升为回采二区区长。和千千万万个经历过新、旧社会的普通工人一样，他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忘我劳动。

  1950年至1953年参加江西省宜春专区新园煤矿工作。

1968年当选为中共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被本届代表大会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改变了潘世告的命运。“文革”初期，潘世告虽然参加了造反组织，但并不是什么“闯将”和“英雄”。当两派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他却始终战斗在生产第一线，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1967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下发后，他在安源煤矿回采二区组织了一个有百余人参加的战斗队。从此，他便成为这个战斗队的负责人。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九大的决定和九大代表产生办法。会后不久，在党的九大筹备委员会的一次会上，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主席提议：“江西安源这块红色的土地，是我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应该有一个九大代表。”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同年12月，党的九大筹备委员会、中组部派新华社记者来萍乡考察九大代表人选。中央对安源九大代表的条件有三条规定：一、必须是坚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造反派;二、必须是老工人;三、必须是老党员。萍乡市革委常委会议经过再三考虑，最后推举安源煤矿回采二区党支部书记潘世告为九大代表。因为潘既是造反派，又是老党员、老工人，符合中央的三条规定。1969年4月，潘世告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中共中央委员。当时江西省仅两名中央委员，另一位是江西省革委会主任、江西省军区政委程世清。

1969年5月初，潘世告从北京回到萍乡，受到当地党政军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潘世告在几名佩带手枪的解放军战士护卫下走出站台，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乘车驶入萍乡市第一招待所。进房间刚坐下，他就打开话匣子：“这次大会，我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握了两次手。第一次是我坐在主席台第三排，毛主席接见主席团成员时，我把手伸出去握了毛主席的手。当毛主席接见主席台后座的同志时，我把身子一转，向前跨了一步，又紧紧地握住了毛主席的手。”说完，他把毛主席和他在一起的合影拿给大家看。第二天，萍乡市革委会在机关礼堂召开大会，由潘世告传达党的九大会议精神。千余人的礼堂坐得满满的，人们手里都拿着笔记本准备记录。潘世告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作报告，心情非常紧张。他把毛主席很慈祥说成了“慈样”;把“毛主席主持大会，林副主席作政治报告”说成了“毛主席传达了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他的讲话明显讲错了，但下面还是鸦雀无声、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结结巴巴地讲了20多分钟，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走下讲台。以后，他又在萍乡铁路、矿务局机关和安源煤矿等单位礼堂作了几次传达报告，表述能力逐渐提高。潘世告当了中央委员以后，又担任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总工会副主任和萍乡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但编制还在安源煤矿，工资仍在矿上领，和原来一样还是老八级矿工，月薪83元。他仍然和普遍工人一样，在食堂排队买饭菜。他半年在市里工作，半年回矿上下井劳动。他的妻子仍是矿上的家属工。儿子当兵回来，分配还是进炭棚，没搞半点特殊化。

  1971年4月，潘世告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工人代表团团长的名义，率中国工人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潘世告是在上栗金山土生土长的“大老粗”，从未出过国。因此，出访前，外交部礼宾司将他召到北京，进行一些礼节方面的训练，如学习怎样吃西餐、怎样与外国朋友交往等。外交部还特意为他订做了一套毛料中山服。

潘世告一行乘坐的飞机，途经苏联、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家，抵达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的里拉斯机场时，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从机场至市中心30多公里的公路两旁，都是手举鲜花欢迎的人群。潘世告回国后谈到此事时说：“阿尔巴尼亚的欢迎队伍基本上和我国差不多，只是讲话听不懂，哇啦、哇啦地像倒了一篓子青蛙似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和政府总理梅梅特·谢胡在宴会大厅会见了潘世告及中国工人代表团全体成员，并举行盛大国宴款待中国工人代表团。潘世告在宴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讲话稿在国内就由秘书写好了，他只是照着念。不过他讲话要两个翻译，首先把他的上栗话翻成普遍话，然后再将普通话翻成英语。宴会上喝的是葡萄酒。霍查书记和谢胡总理都为中阿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而开怀畅饮。潘世告虽然不太会喝酒，但那天也是一饮而尽。国宴上的菜虽然很丰盛，却不合潘世告吃惯了辣椒的口味，羊肉臊味太重，他闻着就反胃，只好多吃水果充饥。

接下来的几天，阿方安排他们参观了一些厂矿。潘世告不懂机械，头几天在工厂参观时，他没有多大兴趣。他对同伴说：“那些什么洋机器，我是老鼠看筒车——不懂。”后来在一个煤矿参观时，他便活跃起来了。井下的这个棚子要怎么架，那个顶子要怎么顶着才有力等，他讲得头头是道。潘世告一行在阿尔巴尼亚呆了17天，把这个国家所有的26个区都跑遍了。阿尔巴尼亚人对中国人十分友好。在地拉那，毛泽东的画像随处可见。还有“毛泽东大道”、“毛泽东学校”、“毛泽东工厂”等，令代表团成员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1973年8月，潘世告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从此“反潮流”便成为当时的时髦话题。同年12月，潘世告在北京参加了工农中央委员学习班，听取了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所作的题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报告，中心内容是反复辟、反倒退，巩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1974年2月，批林批孔运动刚刚兴起，潘世告便从北京回到萍乡，于14日下午6时在安源纪念馆召开小型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萍乡市有关部门和单位支持反潮流的部分领导干部等共20余人。会议一开始，潘世告就问：“在座的都是反潮流的吧?”他首先介绍了北京批林批孔运动的形势，然后对大家说：“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有阻力，阻力来自何方?来自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我们要立新，他们要复古。我们不要怕，哪里有阻力，我们就要组织群众去冲破。”接着，他拿出王洪文在工农中央委员学习班的讲话稿，在会上结结巴巴地照本宣科，并声称这是反潮流战士的“尚方宝剑”。

第二天，由潘世告口述、几个秀才执笔，以潘世告的名义写了一张题为《决不允许开历史倒车》的大字报，贴在市委大门口。这张大字报轰动了萍乡，也轰动了江西。省委将潘世告的大字报以文件的形式，转发到全省各基层单位。大字报煽动“反复辟、反回潮、反倒退”，把斗争矛头指向省、市委，致使省、市、区许多领导干部又遭围攻、批斗，刚刚趋于稳定的政治局势和国民经济又遭破坏。根据中共中央[1974]7号文件要求，江西省委委员、省革委委员、省军区党委委员扩大大会于2月21日在南昌江西宾馆联合召开。会议的内容是：学习、揭发、批判、检查。潘世告作为中央委员，参与主持了“三全会”，并在会上多次发表讲话，揭发和批判江西的“复辟”和“倒退”问题。当时潘世告住在江西宾馆8楼814房间，经常与省委书记陈昌奉在一起商量工作，并多次会见全省各地、市赴昌上访的“反潮流”代表。

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示：“中央委员潘世告同志和候补中央委员樊孝菊同志要协助陈昌奉同志主持省委工作。”从此，潘世告便留在南昌。同年6月20日，江西省委发出《关于成立南昌民兵指挥部的通知》，任命潘世告为南昌民兵指挥部总指挥。6月30日，南昌民兵指挥部成立大会在省体育馆召开。大会期间，两派群众发生严重武斗，造成数十人伤亡。潘世告在混乱中遭殴打受伤。1975年1月，省委决定解散南昌民兵指挥部，潘世告回到萍乡。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潘世告被隔离审查，并多次受到批判。经过三年多的审查，对他的结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1982年，潘世告从萍乡矿务局黄冲煤矿退休后，回到家乡安享晚年。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在家里喂猪、种菜，什么事情都干。他几乎天天都要到村里逛逛，看看禾苗长得怎么样，有时给村里的小孩讲讲故事。潘世告对物质享受看得很淡，每天粗茶淡饭，穿着也不太讲究，能保暖就行。但碰到村里因贫困而失学的儿童，他会毫不犹豫地捐款。村里所有人都很尊敬他，称之为“潘老”，也有人还是习惯叫他“潘委员”。村里有什么大事，经常都会征求他的意见。

潘世告退休后，养成了看书的好习惯。他每天都坚持看两个小时的书。通过看书，他认识的字比以前多多了。但他终究未进过学堂，有好多字只会认不会写。他家中的厅屋正堂上挂着毛泽东的画像。他常对人们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我潘世告的今天。我要思过去的苦，想今日的甜，听党的话，过好晚年。”

  潘世告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井下挖煤，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等职业病。到了晚年，病情日益加重，脚关节疼得连走路都很困难，拄着拐杖才能行走。他曾多次到上栗、浏阳等地住院治疗，但病情仍不见好转。2005年下半年，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由风湿性关节炎引起风湿性心脏病，腿上的肌肉也逐渐萎缩。他只好呆在家里卧床休息。萍乡市有关部门和单位领导多次到潘世告家对他进行慰问，询问他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尽管潘世告每月只有600多元的退休金，加上年老多病，需要花钱治病，经济比较拮据，但他从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他一直是跟着第四个儿子，住在上世纪70年代初由一家单位食堂改造而成的破旧房子。2007年3月初，黄冲煤矿给潘世告送去一张轮椅。他因身体欠佳，一直没有机会坐。他似乎预料自己在世的日子不会太多了。4月初的一天，天气晴朗。潘世告吩咐家人帮自己洗了澡，并第一次坐上轮椅到高山村党支部交纳了他生前的最后一次党费。一个星期后，潘世告终因心力衰竭而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