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江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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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湖北、河南两省所属的襄阳、荆州、南阳3个地区17个县的10余万民工挑着干粮,带着简陋的工 具,汇集到丹江口工地。这10万大军,要用扁担、筐子、小木船,运载着黏土、砂石,把汉江截流。
1958年11月5日,丹江口右岸围堰工程正式启动。10万民工发起了“腰斩汉江”的大会战。10万人三班倒,昼夜不停工。那时候,施工现场不到2平方公里,几万人在一起施工,白天真称得上是人山人海。晚上没有电,照明用火把、汽灯从采料场到江边连成几条火龙。
1962年,在计划中要确保完工的年份,丹江口工程不但没有建完,而且被暂停施工。大坝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现实,无情地给热情高涨的建设者们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1962年,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对“大跃进”错误进行纠正。这次大会的第二天,丹江口工程被要求暂停。此后,国家开始对基础建设进行压缩。后经多方努力,丹江口大坝没有下马,而是将主体工程停下来,开始处理质量事故。
1964年12月,国务院批准丹江口工程复工。但此时,丹江口工程变成了分期进行。前期工程将大坝修建到162 米高程,实现能够防洪、发电。
1968年,丹江口水库大坝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投产发电。
1974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全部完成。此时的丹 江口大坝总长2.5公里,坝顶高程162米,装机容量90万千瓦。水库蓄水运行至今30多年,经历过几次大洪水考验 ,大坝安如磐石。
197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就南水北调问题专门写信给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建议广泛征求意见,完 善规划方案,把南水北调工作做得更好。同年10月,水电部发出了《关于加强南水北调规划工作的通知》”。
1979年12月,水电部正式成立了部属的南水北调规划办公室,统筹领导协调全国的南水北调工作。
1984年,国务院批准从丹江口超发电收入中筹措3亿元,分10年安排解决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并从这时起,改变了移民经费的分配办法,坚持面向千家万户,实行有偿扶持,变单纯生活救济为生产扶助,使移民的收入状况 迅速改观。
1987年7月,国家计委正式下达通知,决定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列入“七五”超前期工作项目。
1991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南水北调”列入“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把“南水北调”列入中国跨世纪的骨干工程之一。
1995年12月,南水北调工程开始全面论证。
2000年6月5日,南水北调工程规划有序展开,经过数十年研究,南水北调工程总体格局定为西、中、 东三条线路,分别从长江流域上、中、下游调水。
2006年,国务院17号文件下发,对2006年6月30日之前的水库移民进行后期补偿。纳入扶持范围的移民每人每 年补偿标准为600元,连续补偿20年。
2014年后,这一库碧水将穿越万里母亲河黄河和中原大地,沿千里太行山脉东麓一路北上终点流进北京,多年平均可以为北方的河南,河北,天津,北京送水95亿立方米。
2014年12月12日,,随着
丹江口库区坐落在群山环绕之中,这里气候适宜,空气清新,日照量最高。
来自肥料和农药的污染。据调查,
王焰新委员:进一步加强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环境保护工作
据中国经济网2018年3月5号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认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3年多来,累计向北方输送优质水超过110亿立方米,惠及沿线20多座大中城市、5000多万居民,有力支撑了首都和输水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然而,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处秦巴山区,地方财力薄弱,在现有的支持下,进一步加强水环境保护工作,确保“一江清水北送”的压力巨大。
王焰新分析认为,当前,丹江口库区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是污水垃圾项目配套设施不足。乡镇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不够完善,造成污水收集和处理率难以达到设计要求;乡镇垃圾处理场和垃圾封场工程项目没有设计和配套渗滤液处理设施,运行后易对周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二是污水垃圾处理设施运行费用缺乏长效保障。仅湖北省丹江口库区每年的污水垃圾处理费的缺口在2.87亿元以上,这还不包括垃圾渗滤液的深度处理、污水处理厂后续的扩能提标以及“十三五”规划项目的运营费用。地方财力难以承受,很难长效确保设施正常运行。三是地方配套资金压力大。“十二五”期间,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规划实施需要湖北省地方配套资金将近10亿元,制约着规划项目申报及实施的进度。丹江口库区经济基础薄弱,各县市均为国家级贫困县,地方财力十分有限,按要求完全配套资金非常吃力。
“十三五”期间,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流域水环境保护工作从点源污染控制为主转向点源与面源污染协同治理,主要面临以下三大压力:一是保水质的压力:国家“十三五”对流域治理投入发生重大变化,资金大幅压缩,导致治理缺口资金大。而“十三五”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治理内容进一步深化、升级,治理难度加大(比如垃圾渗滤液处理、农村面源污染治理)。二是保安全的压力:丹江口库区水位变化,导致地质灾害隐患多,治理任务紧迫。库区尚未建立全域的重大水污染事件应急处置体系。三是保发展的压力:移民、渔民生存与发展和库区贫困群众的精准脱贫,困难较大。
为了进一步加强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环境保护工作,打好三大攻坚战,王焰新委员有四点建议:
一、争取国家加大对丹江口库区及上游生态环保投资力度。丹江口库区所属县(市)均为国家级贫困县,每年地方可支配财政收入保运转已经非常困难。建议国家在“十三五”项目投资计划中,保持资金支持的连续性,并加大对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的投资力度,进而降低地方配套资金。与此同时,建议国家将库区污水垃圾处理运行费用纳入中央财政预算,比照三峡库区按照66754的方案进行专项补贴。
二、科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从2008年开始,中央财政将湖北省丹江口库区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补助范围,极大支持了地方各项环保设施建设和相关生态保护工作。但与同期地方财政直接用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投入相比,差距较大。前不久,财政部出台文件,对进一步优化生态补偿机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在落实制度的实践中,加大对丹江口库区的补偿力度,积极创新补偿模式,比如按照各地移民脱贫致富任务、水污染防治总量以及生态建设任务及成效来分配生态补偿资金。
三、支持库区生态移民搬迁。湖北省丹江口库区目前尚有3万户、12万人居住在自然条件恶劣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建议实施生态移民。秋汛时期丹江口大坝水位的快速增高(如2016年最高水位161米,2017年上升到167米),极易引发地质灾害,不仅给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威胁,同时对水质和水环境保护也会带来极大影响。因此,建议国家尽快批复或按照安排项目,启动丹江口库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并落实资金渠道。
四、加大对口帮扶力度。“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对口帮扶湖北十堰,有力地推进了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环境保护工作。建议协调教育部、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尽快启动对口帮扶工作,安排部署一批科技攻关项目,开展对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环境保护的引才引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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