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庙山遗址

关庙山遗址

关庙山遗址除大溪文化遗存外，还有屈家岭文化和极少的“青龙泉三期文化”遗存。关庙山的发掘，再次揭示了“青龙泉三期文化”、屈家岭文化晚期和大溪文化上下叠压的地层关系;发现了保存较好的大溪文化红烧土房屋遗迹，由此增加了对南方新石器时代建筑形式和技术的认识;关庙山丰富的大溪文化遗存，基本上包括了该文化的各主要阶段，对研究大溪文化的内涵、特征、分期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许多历史学家在撰写原始社会发展史时，对长江流域原始文化，多以关庙山遗址为典型代表介绍，被学术界定名为“关庙山类型”。

关庙山类型分布在长江及其支流沮漳 河两岸，包括关屈山、大溪、红花套、毛家山、桂花树、蔡家台、清水滩等遗址，汤家岗类型主要 分布在洞庭湖沿岸，包括汤家岗、丁家岗、三元宫、车轱山、王家岗等遗址.李文杰先生关于大 溪文化的分类，足以说明关庙山遗址在大溪文化中的地位.目前关庙山遗址发掘有2000多 平方米，出土石器、陶器共5 000余件。关庙山石器大多数是梯形或长方形斧、锛等工具，一般为弧顶，两侧面齐平，穿孔石器很少，石锄，石刀罕见，石器以中型为主，普遍经过磨制，有 些通体磨光，但有些尚留琢痕或未经加磨。关庙山陶器，从陶质上分有泥质陶、夹炭陶，夹蚌 陶和夹砂陶四类，其中以泥质陶最多，夹砂陶最少，泥质陶以饮食器较多见：夹炭陶多为盛储 . 器和炊器，夹蚌陶绝大多数作为炊器，夹砂陶所含砂粒有粗细之分，粗砂陶均为大型厚胎器 物，细砂陶除作盛储器外也作炊器。从陶色上可分为红、黑、灰、褐、橙黄和白6种，其中以红 陶为主，黑陶次之，白陶最少。关庙山红烧土中发现有稻壳印记，同时关庙山出土的夹炭陶， 李文杰等专家们认为，陶器的羼和料大多数是用炭化稻壳，少数用未经炭化的碎稻壳，表明 关庙山是一种以稻作为主的农业文化遗存。

关庙山稻作文化的生产工具、陶制炊器完整的定居房址，在当时已达到了原始农 耕生产的先进水平，所以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关庙山稻作文化应早子目前科学鉴定的年代。 如前所示，关庙山遗址，如果能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发掘，可能是中国稻作文化中的奇 葩。该遗址陶器中普遍的稻壳碎屑和炭化稻必然是舂米加工的产物，石杵陶臼的出现，说明 先民们已告别了最早的加工工具石磨盘，它告诉我们，关庙山稻作文化已发展到了相当的水 平：引人注目的是，饪食炊器鼎、甑、釜的发现，证明先民饮食颇为讲究，因而农耕已有代替采 集、狩猎的可能;大量的盛水饮水陶器的出土，给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关庙山时期的先民 是否已掌握了酿酒的工艺，人们是否有了饮酒的习惯，特别是大型储粮陶容器的出现，表明 关庙山史前稻作生产已有了较多的余粮，或许人们已有了备荒的意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关庙山稻作文化生产的历史完全有条件向上追溯。可以断言，关庙山稻作文化丰富的内 涵与目前其他稻作遗存相比，并不逊色，比如该遗址文化层次分明，延续时间近800年，堪称 中国史前文化堆积之最。

对关庙山遗址的考察研究，如果把陶器与农耕有机地结合起来，必将扩展稻作文 化研究的视野。 关庙山遗址从发掘到现在，历经16年的艰苦努力，在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比如，目前对关庙山陶器的研究，可以说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笔者认为“民以食为天”，世 界上任何一处有影响的史前遗址无不与人的吃喝生存有关，因此研究史前文化离开对粮食 的研究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考古证明，陶器的发明，是与农业的发生、发展分不开的。农业不 仅为人类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大量的食物，而且还导致了定居生活的出现。但是，粮食都是颗 粒状的淀粉物质，与肉、鱼相比，很难在火上直接烧烤，原来的石烹法也不利于煮食。因此，必 须以一定的炊具来达到煮食的目的，这种对一种新的、耐烧的炊具的强烈需求，是发明陶器 的主要原因。《世本》称：“昆吾作陶”，“神农耕而作陶”，正是上述历史背景的写照，说明农业 在先，制陶在后，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陶器主要是为炊煮食物的需要而出现的，这一点从早 期的遗址发掘中巳得到印证，关庙山也毫不例外。笔者认为，对一种有影响的史前文化，单纯 研究一个方面不是不可以，但不应该本末倒置。如果通过对稻作生产的研究来推动工具、陶 器的研究，必将给关庙山遗址考古研究带来新的进展。

关庙山遗址

李文杰先生把大溪文化分为南北两个类型，即北部的 湖北枝江关庙山类型和南部的湖南安乡汤家岗类型。

2001年6月，关庙山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