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遗址

青山遗址

遗址周围分别被荷叶湖、梅子湖、横岭湖环绕，东与屈原农场隔江(湘江)相望，直线距离不足6公里，东南距湘阴县城约20公里，西北距茶盘洲农场约13公里。

青山遗址又名木鱼包，位于湘阴县西北部青潭乡所在的青山岛东南隅，正处于洞庭湖东南部的东洞庭湖与南洞庭湖相通的咽喉位置。遗址周围分别被荷叶湖、梅子湖、横岭湖环绕，东与屈原农场隔江(湘江)相望，直线距离不足6公里，东南距湘阴县城约20公里，西北距茶盘洲农场约13公里。遗址呈不规则新月形，西部因“围湖造田”已破坏殆尽，现存面积约3万平方米，海拔约25米，地理坐标为北纬28°51′31.84″，东经112°50′47.24″。

近三十年的考古研究表明，洞庭湖地区是研究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谱系结构的重要区域之一。洞庭湖西北部平原(包括澧水中下游)地理位置相对闭塞，文化嬗变相对稳定，文化序列及谱系结构已基本清楚;洞庭湖东南部地区，包括湘、资、沅三水下游(笔者称为环洞庭湖地区)，由于其相对开放的特殊地理位置，长江中、下游文化在此长期交错、争逐、融合，因而其文化往往会表现出光怪陆离、异彩纷呈的面貌。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该区域考古工作相对薄弱，我们对其文化的来龙去脉并非清楚。为此，2008年10～1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市、县两级文物部门，对已遭严重破坏的青山遗址进行了首次抢救性发掘。

青山遗址

发掘出土的遗物十分丰富，包括陶、石、玉、骨等。陶器主要以夹砂和夹炭红褐陶为主，其次为泥质灰陶和黑陶，泥质白陶、白衣陶、黄白陶、橙黄陶及夹炭红衣陶也有一定比例。纹饰发达，常见细绳纹、刻划纹、戳印纹、连珠纹、篦点纹、镂孔等，另有少量乳钉纹、泥突等，素面陶较少。器类丰富，常见鼎、釜、罐、盘、豆、盆、盖、杯等，另有少量筒形器、双耳或带鋬器、纺轮、陶球、陶饼形器及陶塑动物等。器物造型以折肩、折腹为基本特征。三足、圈足为大宗器类，次为圜底和平底。各式鼎足、白陶、白衣陶以及繁缛的刻划、戳印纹、篦点纹成为该遗址最为亮丽的景观。石器发达，但制作工艺粗糙。器类以窄、厚型石斧为多，次为宽扁薄型石锛，另有少量穿孔石铲、石凿、石饼形器及砺石等。玉器发现3件，均为佩戴饰件，应是长江下游文化因素影响所致。遗址出土的动物骨胳较少，且保存较差，可辨种类有鹿角等。根据陶器特征分析，初步推断该遗址相对年代大约相当于洞庭湖西北部平原大溪文化中、晚期。

从揭示出来的陶器特征分析，该遗址文化内涵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文化面貌新颖独特，与洞庭湖西北平原大溪文化有较大差异，从而进一步证明“环洞庭湖地区”是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区域。该区域发现较早的大塘文化目前已单独命名，青山文化遗存无疑是该区域继大塘文化之后的典型代表。其二，文化因素极其复杂。其中，以釜、白陶、白衣陶及少量夹炭红衣陶为代表的一组因素，显然是受到了洞庭湖西北平原大溪文化中、晚期文化因素的强烈影响;而以鼎、豆及少量灰、黑陶为代表的一组器物，则明显具有汉东边畈—油子岭文化及长江下游某些文化因素;另外，器表复杂多变的纹饰，尤其是繁褥的戳印、刻划及篦点纹又与湘江流域堆子岭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见，青山文化遗存既有本区域堆子岭文化的浓厚因素，又有来自西北部大溪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还有来自东北部长江下游及汉东地区的文化因素。这种多文化因素共存现象，真实地反映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文化在此相互争逐、融合的历史过程。结合洞庭湖及邻近地区相关材料的综合分析，我们认为，双方争逐的最终结果是来自东北方势力胜出，而且迅速完成了对环洞庭湖地区土著文化的改造和统一，并在稍晚时候向邻近地区纵深扩展。有迹象表明这一扩展势头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向西逆势延伸到了洞庭湖西北部澧阳平原强势文化区的腹地，二是向南沿湘江而上对邻近的环珠江口地区可能也施加了一定影响。

此外，青山遗址海拔只有25米，在洞庭湖地区现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海拔是最低的，这给我们研究洞庭湖这种低海拔湿地环境下的史前聚落提供了两点启发。一是史前时期洞庭湖平原可能有着比现今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遗址数量理应比现在发现的要多，只是由于洞庭湖的不断沉降、淤积，因而大批遗址可能已被淹埋，因此，我们今后在该区域从事聚落研究时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二是从青山遗址揭示出来的古地貌情况分析，当时人们是临水而居的，水患是人们选择居址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为了抬升居住面，人们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宜居动土活动，因此，这种低海拔湿地环境下的史前聚落可能有其独特的形态特征、定居方式及生业模式。毫无疑问，青山遗址为该类聚落考古提供了研究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