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志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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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志笃早年入贵阳私立南明中学读书,1916年考入天津工业专科学校机械科学习。在五四运动前夕,他以天津代表的身份赴北京向段祺瑞政府请愿,被选为京津学生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在5月4日天安门广场的集会请愿活动中,谌志笃砍断右手食指,以示爱国决心。加入觉悟社时的代号为50。
1920年秋,谌志笃毕业于天津工业专科学校,不久转回贵州,在贵阳南明中学当学监兼任理化教师,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创办革命刊物《黔声报》。
1923年秋,谌志笃遭到贵州各派军阀的迫害,愤而出走。
1925年,他被委任为重庆百货统捐局局协后,因受到四川军阀的排挤而离职回家。
20世纪30年代,谌志笃先后出任贵州省教育厅秘书,建设厅机要秘书、技正(总工程师),度量衡鉴定所所长,国货陈列馆馆长等职。抗战全面爆发后,谌志笃命爱女谌曼丽弃学奔赴华北抗日前线。目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谌志笃隐而不仕,洁身自好,过起了乡居生活。
1949年底,谌志笃配合织金的地下党组织敦促织金县长王佐与解放军代表谈判,使得织金和平解放。
解放后,在周恩来的关心下,谌志笃出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直至1971年逝世。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谌志笃被推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会长和天津各界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在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一次讲演中,为激励国人,谌志笃毅然断指写下“学生作事,纯本天良,不为势迫,不为利诱”的血书,表示愿与北京爱国同学共同斗争的决心。
6月初,在北京街头讲演、游行的学生被北洋军阀悍然逮捕的消息传来,天津学生联合会齐集学生冲破军警包围到省公署,要求省长接见。谌志笃作为学生代表与省长谈判。
7月初,谌志笃代表“学联”邀请从日本归来的周翔宇(即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翔宇慨然应允。谌志笃即请谌小岑和同学黄爱协助翔宇办报。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号便问世,日销量万余份。
8月初,北京、天津等学生代表两千多人,齐集北京,包围总统府、国会和国务院,要求严惩捕杀爱国人士的济南镇守使马良,遭到当局镇压。天津学生闻讯后,由周恩来与谌志笃率领学生五六百人赶赴北京,他们同各地代表一起,连日在总统府外露宿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
在全国各地各界人士纷纷声援下,8月20日,被捕代表终于获释。
9月16日,周恩来、邓颖超、谌志笃等20名热血青年齐集天津草厂庵学联办公室,发起成立了天津最早的学生革命团体“觉悟社”。不久,在《觉悟》杂志上公布了由周恩来起草、大家一致通过的《觉悟社宣言》,从此天津学生运动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0月10日“双十节”这天下午,四万多学生、市民和各界代表人士在南开操场举行天津历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国民大会,谌志笃被推选为大会总指挥,周恩来、邓颖超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严正要求当局立即释放10月1日在京请愿被捕的32名各地学生代表,并进行盛大的示威游行。经过38天的狱内外斗争,迫使反动当局释放了全体代表。
12月25日,直隶警察厅悍然查封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各界联合会和由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周恩来提议用数字代替各人姓名,周恩来代号伍豪,邓颖超代号逸豪,谌志笃代号武陵。
在1922年初的“一·二九”血案中,周恩来等24名学生代表被捕,其余学生被打伤多人。谌志笃与邓颖超联络24名学联代表,背着铺盖来到警厅,要求代替被捕的24名代表坐牢。经过斗争,取得在警厅与被捕代表见面的机会,并迅速商定由谌志笃赴京聘请著名大律师刘崇佑为代表们辩护。刘大律师在法庭上仗义陈词,被捕代表全部被释。工大校友谌志笃在“五四”运动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用自己的热血写下了青年谌志笃光辉的一页。
1971年他病逝于贵阳,享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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