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调阳

周调阳(1883―1964)，清光绪九年(1883)生于武冈州沈行钦团(今湖南省武冈市大甸乡);民国2年(1913)考入湖南省立优级师范学校;民国1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任《平民教育》周刊第四任主编;民国12年毕业于北京师大，曾先后在湖南省立一师、湖南省岳云中学等中学执教，兼任湖南省教职员联合会候补执行委员等职。

民国20年起相继担任湖南省教育厅秘书、督学、第三科科长和主任秘书等职务;在省教育厅任职期间，与厅长朱经农合作，推行乡村教育和平民教育，创办乡村短期义务教育实验区;民国29年，在武冈县城创办都梁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周调阳相继担任武冈县第一届各届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邵阳专区土改委委员、湖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湖南省参事室参事等职务并从事古籍整理工作;1964年8月8日，病逝于长沙。

周调阳(1893—1964)，字仲篪，1893年12月出生，湖南省武冈县大甸乡人;其曾祖父是晚清廪生，办塾任教;其祖父亦书生，遗有田产，家境小康;其幼年就读本乡私塾，勤奋聪慧。

1902年参加童子试，1907年初考入武冈官立高等小学，一年后考入宝庆中学，1913年秋考入长沙省立优级师范学校，与同学陶菊隐、舒新城、许彦飞等创办《湖南民报》，是湖南早期较有影响的报刊。1917年秋，周师范毕业后历任长沙私立岳云中学、武冈蓼湄中学、邵阳宝郡联立中学和省立第三中学教员兼三中教务主任。

1921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科深造。学习期间加入平民教育社，担任该社所办的《平民教育》周刊主编，发表了《根据社会学原理决定中等教育应采的方针》等论文十余篇;《平民教育》深受《新青年》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与北大学生办的《新潮》并称为当时北京两个最出名的学生刊物。1923年，周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应聘担任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和教员，讲授心理学、教育统计学等课程。1925年8月，周回到湖南，曾先后在湖南省立一师、湖南省岳云中学、省立一中、省立三中和省立四中以及湖南私立洞庭中学执教，同时兼任湖南省教职员联合会候补执行委员、省教育厅行政委员、湖南省教育会执行委员。

1926年，长沙教育界准备召开省民会议，开展湖南民主政权建设，成立了筹备处;周被聘为省民会议筹备处专门委员;1927年1月，被选为湖南省教职员联合会候补执委;8月加入国民党;10月，参加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工作;1931年，周任湖南省教育厅秘书，后历任督学、第三科科长和主任秘书等职务;周协助厅长朱经农，积极推行乡村教育和平民教育;与刘寿祺合作创办乡村短期义务教育实验区;积极支持吕振羽、张天冀在武冈塘田寺创办战时讲学院，皆有所获。1938年，长沙已面临日军轰炸和占领的威胁，周将收藏的二十余箱图书运回武冈。次年，创办都梁图书馆。以历年私人所购图书1万余册，悉数置存馆中，供众人阅览，所有费用，以薪俸所入，独力支持。

1950年3月，周当选为武冈县第一届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10月任邵阳专区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1951年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参议室参议，后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52年当选为湖南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周调阳酷爱收藏古钱币，经半生积聚，计有1000余种，重300余公斤，上起商代，下至民国，无所不有，其中多有珍品，皆无偿献给了省博物馆。1957年，周被划为右派，1964年8月病逝于长沙，享年72岁;

1979年3月平反，恢复名誉。

著有《儿童心理学》、《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法精义》、《教育行政概要》、《学务调查概要》和《众籍杂录》等著作。

1964年，周调阳参加《王船山遗书》整理工作，写成《王船山遗书勘记》、《王船山学术思想》、《王船山各种著述完成的时间》和《王船山著述考略》等作品。

今年2010年12月1 日(旧历癸巳年十月二十四)，是我叔父周调阳的110周年冥诞，我也渐入垂暮之年，往事虽然如烟雾般地淡去，但当我看到《洞庭诗声》编辑部发出纪念老校长的征稿通知时，不禁让我回想起叔父对我的教育，往事历历，有如潮涌般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叔父6岁多丧父，与祖母和14岁的长兄(我父亲)3人相依为命。后来祖母和父亲在家，他则长期出外求学和工作，虽然兄弟俩已各自成家，但直到1941年他准备辞职回乡时，仍同祖母在世时一样没有分家。我的童年，就是在祖父母留下的这个大家庭中度过的。我出生后不久，全家搬进了父亲和叔父兄弟俩合购的石牌坊新宅。而叔父则在长沙教育厅工作，兄弟俩也在长沙教育会坪买了房子，叔父一家就住在那里，我大姐和大哥也赴长沙就学并随住在一起。

大约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叔父从长沙回家，这是我记事时初次看到他。在此前后，叔父参与了家中发生的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年的秋天，我父亲独自回到栗山园乡下家中，被土匪绑架走了(武冈话俗称“吊羊”)，音信全无。家中大人只有我母亲，束手无策，只好发电报到长沙请叔父想办法。叔父情急到省政府向新任主席张治中将军求助，张主席随即给武冈县县长通了电话，希望他设法营救。原来那时大小土匪都有联系，当时武冈县正准备围剿匪首张云卿，县长派人找到了他，晓以厉害，限令他交出人质。其实此事并非张云卿所为，而是一小股初出道的匪徒，但张还是找到了这夥伙，并派人将我父亲送回石牌坊家中。

抗日战争爆发，新婚不久的大哥在长沙考入西安的军校第七分校，不久他的女儿在家中诞生了。她也是全家第三代头一个小孩，合家都很高兴，请叔父替她命名，叔父闻讯，就按杜甫所作五律《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句的诗意，给她起名“忆秦”。

1937年冬，日军已逼占武汉，满娘和乐三哥(周清宇)从长沙迁回武冈石牌坊家中。大约在1939年，叔父为筹备都梁图书馆也回来了。也许是有缘，一般孩子不敢接近陋生的长辈，我那时只有7 岁，却喜欢接近他，他也爱拉我到身边说说话。因此他回长沙后，父亲让我写信问候他。当时我上初小三年级，刚学造句，就大胆学着写信，模仿哥哥们写信的格式，抄袭什么“敬禀者”、“金安”、”安启”之类，把近日做了些什么，想到些什么写上去。每次去信，他都立刻回信，我也就接着再写。那时家中无人督促我学习，做作业偷懒，但写信却很勤，无意中让我较其它孩子提早了学写作文。

1940年春，我因病在家休养，恰逢他创办的都梁图书馆开馆，我就利用馆中勉强能读懂的书刊打发日子。我先读了商务和中华出版的《小朋友》和《儿童世界》两种若干年的过期杂志。又发现一套商务出的《小学生文库》，我先看较容易的中外故事和童话，接着又读了《岳飞传》、《西游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四部中国古典小说以及《大人国和小人国》、《鲁滨孙漂流记》等外国小说。在辍学的半年间，阅读了一二百册书，学到了不少东西。

1944年秋和1945年春，日军两次进犯武冈。叔父辞职回到栗山园老家，这时乐三哥随洞庭中学西迁绥宁，我辍学在家，因此成为他闲暇时的伴侣。他在家常以作诗词消遣，一类是抒写此次长途跋涉回家的见闻和感概，一类是抒发自己厌倦官场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他向我讲述时，声情并茂很带感情，乡下少有人谈心，只好用诗词发泄国难时期无奈的心情。他将爱读的诗词选录成《诗抄》、《词抄》各一册。有时选一些教我读，诗以陶渊明等人的隐逸诗居多;词则他偏爱二李(李后主、李清照)，这二人的作品留传甚少，大部分都给我讲解过;其它诗词，有的并非名家之作，但每首皆伴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常在带我到田野间散步时口授。后来我接触到《词苑丛谈》和诗话类的书，才知道他熟悉每篇作品的产生背景和每个词句的特定含意，所选皆有吸引人的故事性，故令我听过讲述后就能成诵不忘。

他还教我读古文，主要是采用《古文观止》。记得先秦以读《左传》、《战国策》为主，魏、晋以后除陶潜外，多选韩、柳、欧、苏之文。此后，他还教我读《左传》、《孟子》和《史记精华》。据他后来说，左、庄、孟、马是先秦文章中的代表作，有见于我言语讷涩，说话结结巴巴，而《孟子》和《左传》、《战国策》中《吕相绝秦》、《触詟说赵太后》等篇都是口才便捷、说理最好的文章，可以纠正我的毛病。原来他教我读古文，除提高语文修养外，还想训练我的口语表达能力! 他教我读《孟子》，读到“孟子见梁襄王”时，突然问我：梁襄王同梁惠王是什么关系? 我说：前文梁惠王提到他“东败于齐，长子死焉”，现由襄王继惠王位，襄王应是惠王的次子。当时，他高兴地鼓励我说，古代某个名人读到此处时，老师也曾提出这个问题，同学中只有他能回答。你能解答这个问题，可见听讲专心，善于联系前后文思考。可惜，我说话口齿不清，是天生的生理缺陷，他的教育实验没有成功，但他的启发式教育和思辩训练，对我从事历史研究，则是终生受益。

我读过《水浒传》等几部小说后，在以后的两三年中，读旧小说着了迷，读后还要找人提问。这时同他相处，讨论小说也成为我们的经常话题，他的解答使我搞清了小说和历史的关系。如谈到《三国演义》，他告诉我：诸葛亮并不象唱戏那样，初出茅庐就是一个长胡须老生，当时他只有27岁，比小生扮演的周瑜还小6岁。周瑜和鲁肃同诸葛亮相比，不是那么平庸，尤其是鲁肃，戏中将他演成一个傻子，实际上，他不仅接替了周瑜都督的重任，而且始终坚持联刘抗曹的正确方针，巩固了东吴的地位。曹操的才能也不比诸葛亮差，他给我讲《后出师表》时，读到“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等处时，他就相机启发我，这些话正好说明，刘备承认当代的能人是曹操，诸葛亮也认为自己不如曹操。

我读过《水浒传》等几部小说后，在以后的两三年中，读旧小说着了迷，读后还要找人提问。这时同他相处，讨论小说也成为我们的经常话题，他的解答使我搞清了小说和历史的关系。如谈到《三国演义》，他告诉我：诸葛亮并不象唱戏那样，初出茅庐就是一个长胡须老生，当时他只有27岁，比小生扮演的周瑜还小6岁。周瑜和鲁肃同诸葛亮相比，不是那么平庸，尤其是鲁肃，戏中将他演成一个傻子，实际上，他不仅接替了周瑜都督的重任，而且始终坚持联刘抗曹的正确方针，巩固了东吴的地位。曹操的才能也不比诸葛亮差，他给我讲《后出师表》时，读到“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等处时，他就相机启发我，这些话正好说明，刘备承认当代的能人是曹操，诸葛亮也认为自己不如曹操。讲到“关羽毁败，吴更违盟”时，则说：《三国演义》和民间传说尊称关羽为关公，将他描绘成一个完人，而诸葛亮的话却认为，失荆州、蜀国势削弱有内外两个原因，即吴的“违盟”和关羽的“毁败”，用“毁败”一辞，就是指责关羽对蜀国起了破坏作用。有次我同他谈起《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书，他告诉我：、张士贵、薛仁贵确有其人，正史都有传，张士贵并非小说中陷害忠良的坏人，功劳和地位不亚于薛仁贵。薛丁山和樊梨花纯粹是小说瞎编的。我听了以后，还认真爬到阁楼上找出他的《四部备要》本《唐书》薛仁贵等人的传来翻看，这使我从小就学会了查阅古书。

1945年春，我准备从武冈县中插班洞庭初中，他就给我补代数和英语。后来我上高中，有英文不懂请教他时，他仍能拿起来就讲，不用查字典。他生于清朝，9岁时还参加过旧式科举的童子试，旧学有功底不足为怪。但他上的是清末民初草创的新学，以后从事教育行政，很少用得上数学、英文，几十年后仍那么熟练，可见当年的学业是何等扎实。同自己对比，起到了无形的鞭策和教育作用。

抗战胜利后，叔父一家定居陶田，我们接触较少了。1947年我初中毕业，他在我的纪念册上留下“博学、审问、敬业、乐群”的题辞。这8个字，成为我治学以及对待事业和社会的终生准则。

我升高中后，他出任洞庭中学校长，校长室前面是办公室，后面是卧室，我常在这卧室做功课，由他对我进行辅导。如前所述，他还教我读《孟子》和英文。有次写一篇短文，写了几个字就放在那里，几周后我才再去，只见他在那张纸上写了一首诗：“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先生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我做错事，他从不疾颜厉色训人，而是采取这种讽喻的办法进行批评。这次是借贾岛冥思苦想推敲字句的自况诗戏谑我对作业的懒散和拖拉，他的教训令我深刻难忘。

他的为人和思想情操，对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他在湖南省教育界和教育厅任职多年，许多教师是他的学生或晚辈，但他从不以长辈自居，都能平等礼待。如学校常有以校长名义写字和撰写对联的应酬，他都让兼校长秘书曾光炎老师代写。他的字宗法魏碑，特别是临摹张猛龙和张黑女二碑下过功夫。我的字很拙劣，两相对比，将他的字看成高不可攀的顶峰。曾先生自学成才，没有学历破例任教高中，不免对上级诚惶诚恐，把他的字吹捧得天花乱坠，谢拒不敢写。我也看不出曾的字有何好处。但他却对人坦言自己并不专精书法，盛赞曾先生兼精各种字体，是多年苦练的功夫，礼请曾先生代写。《洞庭诗声》也曾发表过他请副校长谢行恕和曾先生写的对联。他对同僚能谦逊尊重，决不对下级随便逞能卖弄。

对混乱的时局，他虽然无奈，却能清醒对待。如当时召开国民大会，在武冈掀起竞选省参议员、国大代表、立法和监察委员的热潮，那时武冈有西北乡(今洞口)、东北乡(今划归邵阳、隆回等地区)和城周地区三股地方势力，后一地区以他最得人望，有人极力怂恿他竞选，都被他谢绝。竞选人云集县城，又拉他协助抬轿造势，他也一律回避，躲在乡下连城也不肯进。

他是因李明灏的诚心劝驾才出任校长的，因此在这几年中，他俩的书信来往不断，除讨论校务外，还交流对时局的看法，并视李为可交心的朋友，我就有多次旁听到他对人转述和赞赏李来信的内容。在中断通信后，他推测李已去了解放区，并表示艳羡。有一次我走进校长办公室，他不在屋，忽见桌上摆着一纸省里下达的公文，意思是任命各中学校长为三青团区分部主任，训育主任为副主任，命令这二人负责发展三青团组织。此后，我就再不见他有何动作或提起，显然这文件被他压下了。解放后，有的老同学交代了在武冈别的中学加入过三青团，只有洞庭的同学幸免。原因是其它中学的负责人不敢抗命，或积极响应，或表面应付，都给许多无辜青年留下一个历史问题。只有他勇于承担责任，没有理会，使我在若干年后，凡有人来外调老同学的历史问题，敢于作出我在校时没有三青团的保证。从以上事例可清楚看出他的思想倾向，难怪在法相岩社请他为社歌作词时，写下了“寻求真理，争取自由，不达目的誓不休”的辞句。

1950年，他又回到长沙工作，我也考入北大。读研究生后，1956年夏我专程到长沙看望他。他非常高兴，领我去看湖南省文管会从废纸站收来的书，陪我逛五一公园和天心阁。临行时还将他收藏的《四部备要》本史部(包括整套二十四史)送给我运走。次年，我偶然翻阅《文物》杂志，见首页一篇类似社论的文中，郭沫若对湖南文管会发出责难，说是封锁长沙发现的楚简不让上调中央，被点名的人有文管会主任陈浴新和另外两人，其中之一就是周调阳。我知道他并未担任领导职务，此事与他何干? 但被郭沫若点了名，肯定在劫难逃。不久，他给我来信，只简单说自己犯了错误。我不便细问，只好多给他去信宽心慰解。他每次回信，总说近来只有我给他去信的话。现在回想起来，他那时是何等痛苦和孤寂，如能接到亲人简短的问讯，也是对内心莫大的慰藉。

1962年，他接受了整理、校勘王船山遗著的任务，湖南省在长沙召开了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他的研究得到与会专家的赞扬。其中嵇文甫表示要在自己著作中借用他的校勘成果;吕振羽是他过去的学生，又曾在抗战时的塘田寺掩护他开办战时讲学院，所以还是故人重逢。 接着他的论文在《江汉学刊》和中华书局《王船山学术讨论集》连续发表，他的处境有所好转。这时我也开始发表蒙古史的论文，特别是他看到我在《文史》创刊号，与黄季刚、陈援庵等老前辈同期发表论文，非常高兴，在他去世后我到长沙时，听满娘说起，他当时连说：“清澍已超过我了”。尽管他的说法过于夸张，但长辈期望子侄有所成就甚至超越自己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也深为感动。他去世时，遗有一部中华书局的约稿，这是他近几年的心血，临终时还萦牵此事。他身边乐三哥等人都不学文科，就将稿邮寄来让我处理。我对此也是外行，但想起吕振羽是学术权威，又最了解他，可以托付。适逢我进京拜访翁独健师，他神秘地告我，从民委领导得到一个惊人消息，吕振羽在去长沙开会后回到北京时，就在车站被捕了，原因绝密。这么一来，我也只好作罢。

回顾中小学时代，我是一个不能自律的学生，正常的自习和作业都不能保证，但课外感兴趣学的却较别的同学多，这要感谢叔父的亲自教导，也有他的科学教育方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此后我走的人生道路。好的方面，同样是接受了他的直接指导。我家世代是地主，周家子孙除少数人出外作事，多守着祖遗田地生活。他一再提醒我，长大后一定要自立谋生，不要依赖家庭。他通过讲书教我树立人生理想。有一次特意选出一篇少见的古文《宋史•文天祥传》，讲前强调当时周家同他是同乡(明初周家从江西吉安迁武冈)，讲到文天祥“自为童子时，见学宫(孔庙)所祀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象，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接着说：“我的理想也是想死后能配飨孔庙，希望在人们祭孔时分给一块冷牛肉”。我当时还不能理解他这奇怪的念头，但后来渐渐懂得，他是勉励我不要追逐名利，应学文天祥那样从小树立高尚的理想，只少要做一个有利于地方的乡贤。他通过多年观察我的特点和爱好，建议我选学历史，并解释说：将来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也应通晓古今之变，懂得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学历史是用得着的。因此，我考大学选报了历史系，正是听取他的意见，终于选定了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毕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