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珍

原名杨奎廷，曾用名杨仲仁，曾就读于湖北省立第八高中(现十堰市郧阳中学)。1916年考入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学习，1920年毕业。

1926年入党后任武汉第三区区委委员。大革命失败后被捕，经社会各界人士营救于1929年7月被无罪释放。

1929年9月起在中共中央文委领导下的上海沪滨书店任编辑。

1930年9月赴河南开封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1931年春到华北开展政治情报工作和营救被捕的顺直省委负责同志。

1936年10月至1940年初任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委员。曾参加实际上由党掌握的军政训练班、民众干部训练团的工作，任军政训练班第六队指导员。曾任晋南决死队第三纵队随营三分校主任，该校改为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四分校后任校长。

1939年春起任山西第五专署党团成员、秘书主任。1940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党委书记兼教务主任。1942年2月根据北方局决定专任党校工作。

1931年7月在北平被捕。经党组织营救于1936年9月出狱。

1944年12月起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一副处长。

1945年12月起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副校长。

1948年夏调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1948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教育长。

1953年3月至1955年4月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

1955年4月至8月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955年8月至1961年2月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党委书记。

1955年被中国科学院聘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科学奖金委员会委员。

1959年4月当选为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61年2月至1965年9月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1965年9月起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副所长。

“文化大革命”中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受迫害，被开除党籍(后恢复)，长期关押，后下放陕西。

1979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1979年7月增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80年8月起按中央国家机关正部长级待遇。1980年11月中共中央党校为其平反。

1992年8月25日在北京逝世。

杨献珍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八届五中全会递补)，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常委。曾当选为中国政法学会理事。长期致力于党的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

上世纪30年代，殷鉴、杨献珍、薄一波、安子文等一批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关押在草岚子监狱，他们成立狱中党支部和红色党校，决心“扛着红旗出狱”。1933年何应钦统治北平后，加强了对政治犯的审查，但面对坚定的革命者,他们败下阵来,审查不成，敌人转而变着法地从生活上折磨共产党人了。

1934年的冬天，北平奇冷酷寒，监狱里的恶劣条件让狱中的病号一天天多起来，重病号虽被送进了病号房，却无人照料护理。被捕前系河北省委巡视员的杨献珍同志心急如焚，他主动请缨，自愿照顾病友。监狱当局正愁无人照料这些病号，杨献珍不费任何周折，很快就调到了病号房。每天不等天明，他就起床打扫室内卫生，刷马桶，提水打饭。许多同志患的病传染性很强，杨献珍在没有任何消毒和防护设施的情况下，依然精心照料，大部分同志生活不能自理，杨献珍就全部包揽，协助病友解手，生炉子，烧水热饭，很多同志逐渐脱离了险情。杨献珍同志出狱后，才知道自己在监狱时已被传染上了肺结核。只不过由于他身体壮实，没有强烈发作而已。

周仲英同志，在草岚子监狱关押时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身体日渐消瘦。一天，周仲英昏死过去。大家和狱医都认为周仲英已经死去，看守把周仲英抬进了停尸间。杨献珍不甘心，趁放风的时候向敌人疏通，和徐子荣等一起到停尸间最后确认。他发现周仲英的胸口还有些微温，还可以感受到心脏的微微跳动。杨献珍欣喜若狂，急忙找来看守和狱医又把周仲英抬回到病号房，经过抢救，周仲英又活了过来。

每天把病号安顿好之后，杨献珍就开始自己的翻译工作，给同志们源源不断地送来精神食粮。他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一大批马列著作，通过学习这些著作，大家增强了共产主义信念，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监狱里环境恶劣，在大家传阅完毕后，杨献珍只好忍痛割爱，将书稿泡到水里化成纸浆后倒掉。

草岚子监狱里关押着的同志们的情况牵动着党组织的心。党中央已做出了决定，给草岚子监狱里的同志指示，让他们用假自首和登报启事的办法出狱。

对于“假自首”营救狱中同志集体出狱的模式，薄一波开始时一听就不干，他认为这样以后就讲不清楚，清白也不清白了，他宁愿把牢底坐穿，也不想这样出去。最后经中央批准把“假自首”记档，他才勉强同意。

经过三三两两前后的8次出狱，53名同志全部获释。

61人的出狱，是中共中央在特殊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1943年，薄一波还向毛泽东汇报他们被营救出狱的经过，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中央完全负责。”同时，还对他们在狱中的斗争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但是，这事到了“文革”，被康生等人利用，大做文章，并借此整倒一大批当年曾在草岚子监狱里的同志，最后一举拿下刘少奇。直到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的通知》，正式为“六十一人案”平反。

著有《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什么是唯物主义?》、《论党性》、《我的哲学“罪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