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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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由吏部文选司主事迁考功司员外郎,办事刚正,人称“铁员外”。历任翰林编修、广东学政。乾隆46年(公元1781)年)正月,擢授通水兵备道等职因弹劾永平知府,得罪权臣和珅,遭诬陷,遣戍伊犁,至1785年方得以母老赎归,居家著述终老。蜀中著述之富,费密之后无与匹敌。诗作多反映民间疾苦,著有《童山全集》撰辑诗话、词话、曲话、剧话、赋话著作达五十余种。编辑刊印《函海》共三十集。全卷共一百五十种书。 著有《童山诗集》40卷,戏曲理论著作《曲话》、《剧话》等。《曲话》和《剧话》多摘引前人的戏曲评论,并发表自己的看法。
李调元主张宗法元人朴素自然的风格,反对曲词宾白的骈丽堆砌的时尚,间有对剧作本事的考证,为戏曲史研究提供了资料。难能可贵的是他记载了当时勃兴的吹腔、秦腔、二黄腔、女儿腔的流布情况,对弋阳腔、高腔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细致的探索,为后世戏曲史特别是剧种声腔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藏书籍达10多万卷。凡经史百家,稗官野史无所不览。李调元和其从弟李鼎元、李骥元号称绵州“三李”,清代著名学者王昶在《蒲褐山房诗话》中说:“近日绵州称三李,以墨庄(李鼎元)为最。”嘉庆本《四川通志》154卷《人物》介绍李调元时云:“其自著诗文集,不足存也。”光绪本《国朝全蜀诗钞》卷十四评价李调元云:“少作多可存,晚年有率易之病,识者宜分别观之。”清人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二《李调元兄弟词》云:“绵州李雨村观察(调元)所刊函海一书,采升庵著述最多,惜校对未甚精确。其自著《童山诗文集》亦不甚警策,词则更非所长。”故李调元未能入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清史稿·文苑传》和《中国文学史》。
乾隆二十五年(1760),李调元礼闱落第,与父交游于京师,补恩科品级中书,与毕秋帆、祝芷塘、王梦楼、赵瓯北、程鱼门诸名士诗文唱和;又从陆宙冲学画。他颖悟力强,很快掌握了技法神韵, 精于水墨丹青,谐号“小李将军”。乾隆二十八年(1763)会试诗题为“从善如登”,李调元诗中有“景行瞻泰岱,学步笑邯郸”之句,为副总裁赏识,列为第一。总裁秦蕙田说:“此卷才气纵横, 魁墨, 非元墨也”,置为第二。他殿试中二甲十一名,入翰林院, 为庶吉士入庶常馆,后历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兼文选司、翰林院编修、文选司员外郎、广东副考官。李调元为人耿直,不畏权势。乾隆三十二年(1767),他在吏部任考功司主事兼文选司掌进等小官。其职责是每日送百官履历升降循环簿签至宫门,交值日太监转呈皇帝。由于官卑职小,他常受太监欺压。一般新任职者,为求办事顺利,常常预先向太监馈赠财物。李调元蔑视这一陋规,不理睬太监的需索。太监怀恨在心。有一天,太监下午才出宫门接簿,还怒骂李调元迟误时刻。调元厉声应答道:“我官虽小,是朝廷委任,犯罪自有国法,你怎敢随便辱骂?”说罢抓之欲面见皇帝。幸有大臣劝解, 太监才得以下台。此后,太监再也不敢向他索取见面礼了。乾隆四十年(1775),李调元升迁文选司员外郎。
乾隆四十二年(1777),因湖南巡抚公文措辞失当,他按规定不与画押。吏部尚书阿桂堂、舒赫德大发雷霆,在考察京官时,将李调元填入“浮躁”一类。乾隆帝见表册所填19人均年迈多病,惟独李调元年富力强,就询问吏部尚书:“李调元何事浮躁?”吏部大臣回复:“过于逞能。”乾隆帝一笑置之,诏令李调元仍为吏部员外郎。是年八月,李调元升任广东学政,临行前为乾隆帝召见,应对中肯,皇帝再三勉励。乾隆四十六年(1781),他任满回京复命,乾隆帝又在勤政殿召见,问其广东总督、巡抚以下官员事。李调元如实对答,乾隆帝十分满意。次日,李调元即擢任直隶通永兵备道。第二年,李调元奉旨护送一部《四库全书》去盛京(今沈阳),因途中遇雨,沾湿黄箱而获罪,被流放新疆伊犁效力;旋经袁守侗搭救,从流放途中召回,发回原籍,削职为民。他深感仕途坎坷,吉凶莫测,于是绝意仕进。有人劝他设法复职,他以东坡诗咏答说:“便从洛社休官去,犹有闲居二十年。”又在《小西湖看荷》一诗中写道:“谁开玉镜泻天光,占断人间六月凉。长羡鸳鸯清到底,一生受用藕花香。”这些诗表明了李调元与官场决裂、洁身自好、纵情山水的志趣。
在任职京师或奉旨外巡期间, 虽不能埋头读书,但在“公余之暇,犹手不释卷”。去职回籍后, 他更是以读书、写作为乐,“啸傲山水,以著述自娱”,与钱塘袁枚、阳湖赵翼、丹徒王文治诸先生齐名,人称“林下四老”。他深感学海无涯、光阴催人,“念日月之以逝,恐文献之无征……恐一旦填沟壑,咎将谁归? ”(同治四年《罗江县志》卷二十四)他因而废寝忘食,以苦读为乐事,无一日之懈。
可多少年过去了,一直找不到有人能对得出下联来。李调元听长老和尚怎么一说,兴趣陡增,马上要长老和尚把画给他看,果然画妙字绝,地道的唐伯虎真迹。他望着这个对子一寻思,才发现其中的妙处。原来,这句七字对,无论正念反读音都一样,难怪唐伯虎要出此大言。李调元对画沉思片刻,微微一笑,向长老和尚说:“大和尚,请借墨砚一用!”长老和尚将大号提笔一支捧到李调元面前说:“请大人锦上添花!”只见李调元提笔在手,略一沉思,便紧靠唐伯虎对联之旁,写下一联:“书临汉帖翰林书。”从此,这幅画就作为这座寺庙的镇寺之宝,挂在这个方丈室中了。
李调元罢官后,回到家乡四川安县宝林镇(古名叫南村坝),在其父亲李化楠修建的醒园(今罗江县文星镇)居住期间。建楼一座,名曰“万卷楼”。书库建于乾隆五十年(1785)。其楼四周“风景擅平泉之胜,背山临水,烟霞绘辋川之图,手栽竹木渐成林。”他以赞赏的心情将万卷楼所在园林取名“ 园”,并赋诗:“园初筑亦悠然,地狭偏能结构坚。叠石为山全种竹,穿池引水半栽莲。拈花偶笑人称佛,戴笠行吟自谓仙。曾到名山游脚倦,此生只合老丹铅。”(《 园杂咏》)
李调元万卷楼实际上是一座藏书十万卷(省称“万卷”)的庞大书库,时人称为“西川藏书第一家”。李调元诗:“我家有楼东山北,万卷与山齐嵯峨。”藏书“分经、史、子、集四十橱,内多宋椠,抄本尤伙”。李调元每天“登楼校雠”,手不释卷。李调元万卷楼的宝贵藏书,应是他和父亲两代人不辞辛劳、辗转购求的丰硕成果。父子两人爱书成癖,尤喜藏书,只要遇到前朝珍稀本、善本,不惜重金求购。李化楠在浙江、河北任知县、知府时, 遍购古今珍贵书籍。李调元从浙江省亲返川,将父所购书籍船装航行数千里运回老家入书库。李调元成年后,购买珍稀、善本书籍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嗜好,在做官期间,“所得俸,悉以购书”。李调元除了多年大量购买外,藏书中还有不少系其手抄版本。李调元有抄书之癖,凡家中所无之书,即借别人所藏图书抄写。他作京官时曾如饥似渴地广抄大内藏书。其藏书中,“御库抄本,无一不备”。自刊而藏是李调元万卷楼藏书中的另一部分。他对刊刻前人著作极有兴趣,22岁时就自刻了《李太白集》,以后几乎刻书不断。他的《函海》、《续函海》、《童山诗集》、《童山文集》均有自刻本。
李调元万卷楼珍贵藏书,是四川文化史上的一大丰碑。这一巨大的宝库,不料于嘉庆初年尽焚于匪患。这是四川文化史上一重大损失。原来在嘉庆初,四川白莲教起事,各地警报频传,社会混乱。嘉庆五年(1800),当李调元全家避乱成都时,万卷楼“忽被土贼所焚”。李调元归来后,但见平地瓦砾飞灰。他当时悲痛欲绝,“收灰烬瘗之”,并吟诗纪实:不使坟埋骨,偏教冢藏书。焚如秦政虐,庄似陆浑居。人火同宣谢,藜燃异石渠。不如竟烧我,留我待何如?云绛楼成灰,天红瓦剩坯;半生经手写,一旦遂成灰。獭祭从何检,尤杠漫逞才。读书无种子,一任化飞埃。(同治四年《罗江县志》卷三十五《外纪》)万卷楼被焚后,李调元“意忽忽不乐”,终在嘉庆七年(1802)十二月悲痛万分地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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