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翩

李振翩

李振翩(1898—1984)，字承德，美籍华人，著名的细菌学家、病毒学家，

1984年11月16日晚，癌症夺去了李振翩的生命，终年86岁;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布什亲自打电话表示哀悼，驻美大使章文晋在追悼会上致悼词说：“他不愧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全美华人的杰出代表，他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的高尚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李振翩与周恩来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在湘乡县我那自己的小天地里，我早已感受到乡村同胞所受的痛苦，意识到必须尽力帮助他们。” ——李振翩

1898年10月16日，李振翩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乐善乡(现娄底市娄星区万宝镇石埠村)的一个没落的乡宦家庭，7岁入私塾读书，后来进了李家祠堂改成的泰山学校(即现振翩学校)学习，接触到了进步的革命思想，知道了有关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消息。李振翩从小忧国忧民，他少年时代就有过三次“革命行动”：一是带头剪去了辫子;二是多次劝阻母亲不要给姐姐们缠足;三是拒绝了家里的包办婚姻。

1915年，李振翩进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在湘雅求学的那段时间，正值连年军阀混战。

1919年初，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从事学生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湘雅学生，出版发行了《学生救国报》，后改名为《新湖南》周刊。正在这时，《湘江评论》被反动军阀张敬尧查封，《新湖南》从第三期开始由毛泽东接办。此间，李振翩和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给李振翩起外号叫“水牛”，李振翩也喊毛泽东“水老倌”。李振翩还接受了毛泽东的邀约加入了新民学会，积极参与了新民学会的有关活动。

1919年底，湘雅学生会再度组织学生罢课，与长沙市其他学校的学生一道发起抵制日货、检举奸商、反对当局镇压学生运动，随即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并组成了以毛泽东为团长，有湘雅学生李振翩、高也愚、张维等参加的“驱张请愿团”赴京请愿，终于将张敬尧驱逐出湖南。在这次运动中，李振翩上下串连，左右呼应，十分活跃。由于他们的“过激”行为，险遭反动军阀杀害。

中国的受难者我见得太多了——瞎子、瘸子以及痢疾、霍乱、天花、饥饿所造成的种种后果。我深深地知道它们是我的头号大敌。我要学医，用医术来和这些敌人斗争。” ——李振翩

1920年，李振翩的学友陈自宝16岁就死于天花，这使他冷静地在政治与医学之间做出人生的第一次抉择，1921年，毛泽东去上海参加缔造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时，李振翩对毛泽东说：“你搞你的政治运动，我要集中精力来钻研医学，我们将在未来相会。

毕业实习期间，李振翩遇到了正在协和医院住院的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欣然为之题赠“学成致用”。

1925年6月，李振翩以学业成绩和毕业论文皆第一名毕业，被授予博士学位，同时还被授予一枚金质奖章。李振翩立志献身医学，济世救民，终于成为誉满全球的细菌学家和病毒学家。

1926年，李振翩在卡尔坦布鲁克指导下研究霍乱病毒，并取得显著效果。

1930年，李振翩与汤姆·里弗斯在《医学实验》杂志发表论文，标志着“李氏——里弗斯”病毒疫苗培养法成功，这为病毒疫苗的制作开辟了道路，这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他与黑伯尔一道发明了把血清注入了脊髓的“李氏一黑伯尔”脊椎内注射法(LH脊内技术),标志着对小儿麻痹症第三种类型的毒株被征服。

他研究发现了小儿麻痹症病毒,并同谢菲尔一道研制出防止小儿麻痹症的“李氏一谢菲尔”疫苗(或称LS-C)并在全世界推广，有效地控制了小儿麻痹症的发生与流行，这是对医学界和人类健康作出的重大贡献。从此他的名字与小儿麻痹症永远联系在一起。

他1968年退休后,从事抗癌研究工作，他根据自己吃海味食物增进健康的经验,认为海洋动植物有5种重要的抗致癌机理。

李振翩

如果我自认为是个爱国者，我必须作为不仅仅是中国这个国家的公民，而应作为世界这个大团体的公民。这的确是个唯一的团体，在这个团体里，真正的敌人——战争，应连根铲除。从那一刻起，这就成了我的信念。 ——李振翩(1937)

1931年末，李振翩夫妇回到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振翩同其他爱国志士一道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斗争，随国防医学院辗转于南京、广州、桂林、安顺等地，除了担任细菌学、血清医疗制造研究所所长外，还几度代理校长。

李振翩任血清研究所所长期间，中共南方局决定派西南联大总支书记、李振翩堂弟李振穆前往贵州重建党的组织。李振翩知道后热情地支持了他，安排其在血清医疗制造研究所当了一名技佐，并改名为李志浩。一年后，李志浩又改名被派往内迁遵义的浙江大学继续从事学生运动。

1941年-1942年，安顺地区流行霍乱，李振翩率助手们全力灭菌防病，制止了城内霍乱流行，使2000余民众幸免于难。

此外，时任陆军医学院的李振翩建议教育部选送500名学生赴美学医，得到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采纳。500名学生中有近100名学生是陆军医学院选送的。为此，李振翩为学生们请了专门的英语教师，还自掏腰包把到重庆的租车费凑足。

1945年底，时任上海国防医学院血清疫苗研究所所长李振翩奉命接收侵华日军1644细菌战部队设在南京的细菌工厂，仅发现的数万吨培养基就足以制造致命的细菌三万CC。

李振翩教授的堂弟李振穆回忆，在革命战争年代，李振翩曾掩护我党地下工作同志开展工作，为中国革命作了有益的贡献。

李振穆解放前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在云南、贵州、南京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下，贵州地下党的组织连续遭到重大破坏，不少党的干部先后被逮捕杀害。1941年“皖南事变”后，贵州地下党组织和南方局失去了联系。1942年春，党组织派我和赖卫民同志去贵州重建党的组织，要求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社会关系，找到适当职业，取得合法身分，站稳脚跟，再开展工作。我当即给在贵州安顺的军医大学任细菌系主任兼血清疫苗研究所所长的堂兄李振翩写信，说明我在重庆失业，可否到安顺找个工作。他很快就回信说，欢迎我到安顺。我到安顺后，住在李振翩的家里，借助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很快就把我安置在血清疫苗研究所任技佐，日常工作是制作生理食盐水。作为所长的堂弟，大家对我都很关照，国民党也没对我找什么麻烦。我在这一合法身份的掩护下，开始了重新建立贵州党组织的工作。此间，李振翩和他的夫人在生活上对我关怀备至，他们知道我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参加过学生运动，也知道我时常出去活动，但从来不问也不干预我的活动。1943年，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方便，我化名李振铭，考取了浙江大学(因抗日战争搬迁到贵州遵义)，离开了李振翩的家。

1946年夏，我转到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工作。这时军医大学也迁到南京，李振翩自己有一所别致的寓所。我以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的身份去看望过李振翩，那时，他才明白了我原是共产党，他不但毫不讳忌，而且表示高兴。他当时曾多次见过周恩来、董必武和李维汉等同志，交谈他同马歇尔将军的接触，试图为国共和谈出些力。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帮助下发动了全面内战，事实彻底打破了他的“调停”幻想。1946年6月发生了“下关惨案”，接着国民党特务准备假冒“苏北难民”的名义袭击中共代表团。为保障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周恩来等同志决定代表团人员尽可能通过社会关系暂时疏散出去。于是我就搬到李振翩的家里隐蔽了10几天。他那时已是中将军阶，在他家里自然安全无恙。这是他和他的夫人第二次掩护我。1946年10月，国共谈判破裂，组织上安排我撤回延安。

1973年李振翩回国访问。周总理会见他时，首先感谢他和他的夫人掩护我党地下工作同志一事，就是指的上述经过，这在我的一生中是永远难忘的。

李振翩和邓小平

我并没有忘记中国，我决心要尽一切可能为我的祖国服务! ——李振翩

抗战胜利后，李振翩一家到了南京。当时正值国共和谈开始，李振翩应后任美国

李振翩与毛泽东

李振翩是毛泽东同志的挚友;早在伟大的五四运动革命浪潮中，李振翩和毛泽东同志相识、相交。在旧中国，李振翩目睹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他同富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张维、龙毓莹等先后办了《学生救国报》、《新湖南》杂志，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后来这个刊物改为有毛泽东同志参与主编的《湘江评论》，毛泽东同志在1918年至1919年由北京回到长沙考察和领导学生运动，号召湖南学生会、各界联合会、同乡会等组织发起“驱张(敬尧)运动”，并赴京请愿。李振翩作为湘雅医学院的学生代表，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们来往频繁，交往甚密。李振翩是进京“驱张请愿团”的代表之一，代表民意，慷慨陈词，要求当局撤办张敬尧，经过反复的斗争，甚至险些被杀害，但终于取得了胜利。后来毛泽东同志去上海，李振翩继续在湘雅学习。当他们分手时，李振翩给毛泽东同志的信说：“你从事政治活动，我则专心医学，将来重逢。”

他们分别几十年，但毛泽东同志一直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1945年李振翩在贵州，毛泽东同志去重庆时托张维给他捎信，惜没有收到。1956年毛泽东同志又问过湖南来北京开会的医学家魏曦：李振翩在哪里?魏告称，在美国。70年代初，中美两国突破了20多年的隔绝状态，1972年10月中国医学代表团访问美国，毛泽东同志又托代表团成员林巧稚给李振翩捎话。当中国医学代表团出席华盛顿美国各界的欢迎酒会时，林巧稚同李振翩和他的夫人汤汉志见了面。林巧稚和汤汉志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老同学。林巧稚转达了毛主席的问候和对他们的访华邀请。

仅隔半年多，1973年7月李振翩和夫人以及其他几位美国朋友来到了北京，实现了他多年来热切向往返回祖国，看看新中国变化和发展的心愿。

1973年8月24日傍晚，李振翩夫妇乘车进了中南海。一见面，毛泽东和李振翩握着手久久不放。毛泽东想起1946年曾经接到李振翩的一封信，便说：“我接到了你的信，但你没有通讯地址，我没法回信。另外，你的信是用国民党的信笺写的。”等毛泽东说完，李振翩就向毛泽东介绍：“主席，这是我的夫人汤汉志，她也是学医的……”李振翩接着风趣地说：“主席，我们分离了几十年，请你看看我究竟娶了个什么样的夫人!”

“噢，你们夫妇都是医学家，志同道合，真是天生的一对呀!”说着，毛泽东伸出大手和汤汉志亲切地握着手，问道：“在美国有多少华人?

”汤汉志回答：“2万5千人。”

“怎么?”毛泽东有点疑惑地说，“杨显东告诉我说是5万……”

李振翩担心汤汉志与毛泽东争辩，赶紧插嘴说，“噢，主席说得对，是5万。”汤汉志转变话题问道：“主席，您没有上过正规的军事院校，怎么成为这样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呢?”

毛泽东笑着说：“外面传说我主要依靠两部中国古书：一部是《三国演义》，另一部是《孙子兵法》。但在那战争年代，我那么忙，哪有时间读书呢!”

毛泽东说着又将话题岔到忆述往事上。他风趣地说：“振翩，我们是湖南老乡，你家和我家相隔只有30华里。你说话的声音像水牛叫一样，我给你起个外号叫‘水牛’。我们湘潭人素有狡猾的名声，你便叫我外号‘水老倌’，说我是个机灵鬼……”毛泽东的趣话逗得他们夫妇笑了。

“主席，您比我大五岁，您的活动能力很强，您像一块磁石把我们都吸引到您的身边了。”李振翩忆述说，“我们同学都认为您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具有一个伟大的融合者的协调能力，而这种品格正是我们所缺乏的。第一次见面时，您的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和李振翩接着谈到湖南学生驱逐张敬尧运动的往事。

谈到这里，毛泽东忆述说：“振翩，你那时最勇敢，带领驱张请愿团到北京，大步迈进总统府大楼，递交驱张请愿书。当时的总统是直系军阀首领

李振翩和国际友人

李振翩教授为促进和发展中美两国关系和两国医学科学交流，以及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作出了宝贵贡献。改善中美两国关系是他长期以来所关心的问题。1971年他给老朋友毛泽东同志写信，期待同其会面。在信中说，“我在美国生活多年，作为一个中国血统的人，介绍我亲身了解的美国，可能对您有参考，自然，我也要向美国国务院说明我的见解。”1973年他同毛泽东同志会见时，毛主席还提到他来信的事。在这次访问中，周恩来总理会见时谈到中国科学家们需要同外界加强联系，要跟上世界的科技发展，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于是李振翩问：“我个人能做些什么吗?”周总理说，“这可以同你的堂弟李晨进一步讨论。”我建议他可考虑筹组一个学会之类的组织，组织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返美后，他积极筹办，于1974年创建了美中医学科学中心，同我中华医学会密切合作，邀请我国医学界人士赴美讲学或参加讨论会。为中美两国民间往来和医学科技交流作了大量工作。

1975年6月和1978年6月李振翩的两次来华访问，分别同周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后来邓小平同志还专门寄去亲笔签名的合影照片作为留念。1978年他已是80岁高龄的老人，“还想为中美友好做点事情”。这种崇高的赤诚的爱国心促使他为增进中美医学科技交流和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而奔波。在他历次访华过程中，都同国内医学界同仁，广泛深入探讨最新的医学科学发展，毫无保留地传授他多年积累的丰富知识和经验，把他著作的医书和其他大量的医学名著赠给中国医学界，同时也搜集中国医学方面的新成果，带给美国医学界，为医学的发展，人类的健康作出了贡献。

李振翩教授甚为关心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他坚定地认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他渴望世界稳定，天下太平，人类幸福。1975年6月他来华时，周总理身患重病，从医院去北海公园同他会见。当他提出如何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时，周总理讲到，第一，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全部军队;第二，美国必须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第三，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李表示完全赞同中国的这一严正立场。会见后他即约见当时美国驻中国的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先生，他们共进午餐，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李振翩全面详细地阐述了上述问题。1978年6月他回国之前两个月，会见美国万斯国务卿、施莱辛格等高级人士，同他们讨论“联络处升级为大使馆的办法和步骤”。来华后他曾预言，一二年内就可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果然，这次访问后不到一年，他的预言实现了。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设在两国首都的联络处改为大使馆。这是中美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个伟大成果中也包含着李教授一份宝贵的心血。

中美关系开始改善后，李振翩为不断发展中美关系和加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工作着。他是全美华人协会创始人之一，他被选为第一届美京华协分会会长。他团结华人各界，发挥才智，辛勤劳动。他对访问美国的中国代表团热情款待，多方协助。对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美，他像迎接亲人那样兴奋和激动。1984年他已身罹重病，但他不顾病痛，竭立支撑，仍为发展中美友好日夜操劳，亲自给中美两国领导人写信，陈述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议，并经常约见驻美大使章文晋同志交谈，直至他去世前二三个月还同章文晋大使讨论国际上的许多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