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浚

太平军北伐

镇压太平军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天国起义军由广西入湖南，杨随罗泽南率团练抗拒。咸丰四年(1654年)七月，受曾国藩派遣，去湖北罗泽南军营帮办军务。参与破田家镇，合围九江等战事中有功，授训导。咸丰六年(1856年)六月，因父病重请归，后在杨家滩李续宾家塾教书。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率部由永州攻宝庆，杨与刘蓉在娄底办团练，拒太平军于界江坳(今新邵县境)，升教授。咸丰十年(1660年)，左宗棠帮办两江军务，招杨复出，再次参与围剿江西义军，先后攻陷德兴、婺源，升知县加同知。

抗法保台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七月三日，法国海军突袭我闽江船舰，炮轰马尾造船厂。七月六日，清廷对法宣战。九日，急派漕运总督杨昌濬赴闽。十八日，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命杨昌濬帮办军务;二十七日清廷又任命杨昌濬兼任闽浙总督并兼福建巡抚，领兵督防台湾。当日，杨即调兵遣将，率驻防在江南的湘军4个营、浙江1个营，由驻地江苏淮安起程赴闽，并派员赴湘招募兵勇10个营。

光绪十年(1884年)八月下旬，杨昌濬到达福州。时基隆失守，法军重点进攻台北。台北守将刘铭传，飞书告急，杨昌濬闻讯心急如焚，立即调拨兵勇，渡海增援，并派员由澎湖浅水小口运送饷械赴台，接济刘铭传。九月五日，台湾全部海口皆为法军所封锁，闽台交通完全中断。杨昌濬以非凡的指挥能力，周密部署潜渡鹿港、新竹，保证粮械饷银的供应。他在福州、泉州、厦门，分别设立专门传递闽台信息的机构。十一月初，杨派遣熟悉台事的厦门富绅叶文澜，将闽饷12万两汇给台湾商人，转交台北刘铭传，十二月又向台湾汇送十余万银两，并增派湘军17营，补充器械。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清军全部顺利渡台，终于挫败法军，确保台湾平安。作为闽台战区抗法副统帅，杨昌濬虽没有亲赴台湾抗法，但他在福州调兵遣将，督办后勤，做了大量工作，为抗法保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法战争结束后，全国朝野有识之士，无不认识到台湾战略地位之重要：它是东南七省屏障，南洋之枢纽;建设台湾、巩固海防已是刻不容缓。但是，此事在朝廷却引发了一场争议。钦差大臣左宗棠奏请“台湾设省”。左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奏折中称台湾建省的理由有三：

(一)今日之事势，以海防为要图;

(二)台湾每年出产及关税，较之广西、贵州等地为多;

(三)台湾孤峙大洋，为7省门户，关系全局非浅。清廷令军机大臣、六部、九卿进行讨论，他们都一致主张台湾设省。九月五日，清廷下令台湾建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而刘铭传却主张“暂缓建省”。

光绪十二年(1886年)二月，杨昌濬对建省所需的浩繁经费提出了解决方案，建议由闽海关、福建各库局负责每年协银44万两，请其他各省哳银36万两，共凑80万银两支援台湾，以5年为期。

《清史稿》：“昌濬性和巽，而务为姑息。”“性和撰，而务为姑息”。

《福建船政史稿》：“太子太保杨昌濬，为巩固闽台海防，歼灭海盗，居功至伟。”

杨昌浚书

著有《平浙经略》、《平定关陇纪略》、《学海堂课艺》、《五好山房诗稿》等。

杨昌濬是不忘本之君子，出身贫寒的他跟随老师罗泽南加入湘军后，虽官位不断迁升，并位至陕甘总督、闽浙总督，但始终过一种俭朴的生活，保持清廉自好的品质，被人称为“薯蔬总督”。有一年，杨昌濬回湖南老家，偕夫人徒步去拜望岳父，岳母准备设宴款待，杨昌濬急忙阻止：“我久不吃家乡的红薯、豆腐、蔬菜，只此几样便够。”并招呼夫人一同下厨。吃饭时，作陪的都是儿时旧人，见他筷戳红薯，吃得香甜爽口，都称赞他是不忘根本的“薯蔬总督”，“薯蔬总督”的美名由此传开。

杨昌浚因“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而偏袒湘军下属，当好好先生，导致冤案，从而被人嘲弄，自己也备受心灵上折磨。在此案中，杨昌浚过于轻信下级，一意袒护州县官员，企图维持原判。清廷追究责任，杨昌浚以“既不能据实平反”，又对下属“始终回护”被撤职。但左宗棠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高度评价了他担任浙江巡抚七年的这段历史：“杨昌浚以余杭案去官，时论异同，臣固无庸置喙;然观浙民去思之切，亦足见其无负于浙人也。

父亲：

《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四》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杨昌濬迁葬于今娄星区西阳镇高桥村画桥山，有专祠，立神道碑。碑高3.8米，宽1.6米，为青龙雕刻，上端盘有5龙，捧篆书“赠太子太傅杨公神道碑”。碑文为清末著名学者王闯运撰文，名书法家何维朴书写。墓前分立石人、石马、石羊、石虎，象征忠孝节义，规模壮观。

墓穴于1966年12月被“红卫兵”掘毁。据传，开棺时，仍见杨栩栩如生，胡须高翘，如沉睡一般，后尸体被焚。神道碑被推倒弃置于高桥村田垅，当地农民破为两半，一半作人行桥，一半作过水渡槽垫板，后收藏于市文物管理所，绝大部分文字保存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