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匏安

杨匏安(1896-1931)，

早年留学日本。

杨匏安，1896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乡北山村(今届珠海市)一个破落的茶商家庭。

杨匏安的父亲富祥，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母亲陈智，出身于华侨官商家庭，精工针黹，秉性刚强，受过旧式教育，爱好诗词书法。富祥在匏安童年时就病逝了，留下孤儿寡妇，靠陈智的手艺维持生活，虽然家境贫寒，她却不愿受娘家嗟来之食。旧社会贫富悬隔的现象，在匏安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不满世道的种子。

匏安从小就在他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古文，后来他自称;“幼时颇有诗癖”。这大半是出自他母亲的熏陶。

童年时代，杨匏安在本乡恭都学堂上学。他最崇敬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一类人物。

文言小说《王呆子》

1918年春夏间，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了十多篇散文笔记和一篇文言小说《王呆子》。小说写的是一位绰号王呆子的少年，为其父姐复仇的故事。王呆子的父亲和姐姐，为恶霸郑某迫害致死，呆子却自愿到恶霸家为佣，服侍主人唯恐不周，邻里皆不齿其为人。恶霸也以呆子愚騃可欺，不加戒备。第二年清明节，呆子随主人入山扫墓，乘主人拜祖之际，骤举锄头将恶霸击晕于地，徐取怀中利刃，剜出仇人心肝，拜祭父姐，然后入山为盗。杨匏安在小说结尾写道：

论曰：豫让吞炭，渐离击筑，悲且壮矣!然兹二人，国士也，其为此，固宜。若王呆子者， 阘茸猥琐，未尝闻古人义，乃驱于天性，激于怨毒，忍死含垢，卒推刃仇家，其“愚”宁可及哉!郑氏多行不义，丧身竖子之手，其货财妾媵，后且皆不保。君子于此，窃有感焉!

在这篇小说中，杨匏安尽情抒发了他对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同情和对旧社会的积愤，把伸张正义的愿望，寄托在被迫害的年青一代贫苦农民的复仇行动上，象这样充满激情的以农村反封建为题材的小说，在“五四”前期的中国文坛，是难能可贵的。

《西洋史要》(翻译)

1919年6月至8月发表在《广东中华新报》的《通俗大学校》副刊上

《世界学说》

1919年7月至年底发表在《广东中华新报》的《通俗大学校》副刊上。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其中包括唯物论、唯心论、经验论、感觉论、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实证论、机械论、实用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等，虽然其中有些论述未必尽皆精当，但在当时的文化学术领域，却也大大开拓了人们助眼界，使读者可以从中进行比较鉴别。

《十一月既望治舟星架坡港》

故乡回首战云深， 漏刃投荒万里临。

馀日可消行坐卧， 感怀休问去来今。

江南有梦迷蛮瘴， 海外何人辨雅音?

自笑身闲心独苦， 当头皓月伴微吟。

《寄小梅》

去国六千里， 心随云水长。

逃生来绝域， 问禁入危邦。

归意能无动? 公忠不可忘。

相思凭梦寄， 月色满桄榔。

其它相关

《杨匏安文集;泛舟》。

《杨匏安文集：诗选自序》。

《狱中诗》。

在纪念杨匏安烈士诞辰110周年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提出要大力弘扬杨匏安烈士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为中华民族奋斗终身的爱国主义精神。

与会专家在会上高度评价了杨匏安烈士的光辉功绩，并对杨匏安同志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

珠海市哲学学会执行会长何石村：“杨匏安烈士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杰出的优秀历史人物的典范代表。”

不少专家学者还提出了要对杨匏安烈士在1924年到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事迹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曹仲彬：“特别是在这个(1924-1927)国共合作这么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他能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行动。”

专家学者纷纷表示，此次研讨会的召开将进一步推动有关的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更好的宣传杨匏安的革命事迹。

母亲陈智（1870年—1941年）

杨匏安事迹报刊多有宣传，为大家熟悉。而他家庭中的三位伟大女性———他的母亲、庶母、妻子的事迹却鲜为人知。不久前，笔者见到了杨匏安烈士6个子女中唯一健在的幼子、离休干部杨文伟，记录了杨匏安革命家庭中许多震撼人心的故事。

庶母关秀英（1881年—1964年）

杨匏安的母亲陈智，香山古鹤村人，出身华侨官宦之家，知书识礼，左右手都能写出一手好字。丈夫杨富祥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她生下9个孩子，只养活杨匏安一人。陈智中年丧夫，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抚育唯一幸存的儿子杨匏安的身上。杨匏安参加革命工作，她认定这是正义的事业，倾力支持，在革命遭到挫折的时候也义无反顾。无论在广州，还是在上海，她利用自己年老不太引人注意的条件，接待和掩护过大批革命同志，被称为“革命母亲”。杨匏安多次被捕，她深知革命的艰险性。1931年，杨匏安再次被捕时，焦虑不安的她已感到儿子生还无望。当接到儿子从狱中传出的纸条上写着“缝纫机再穷不可卖去”、“不可接受他人钱物”等至嘱时，终于流下泪来。坚强的她，在儿子遇难后回到广州，后来把孙子们一个个都送到革命队伍中去。她1941年病逝于香港。周恩来对她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称赞她“支持杨匏安搞革命，又支持后辈参加革命，为党做过很多工作”。 　

妻子吴佩琪（1889年—1937年）

杨匏安的庶母关秀英，原是杨匏安母亲陈智的陪嫁女。她勤劳善良，一家人都非常尊重她，同时也影响了她，使她从同情革命到支持革命，从普通家庭妇女成长为一位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她经常为党中央机关送信、放哨，或到工厂散发传单。杨匏安遇难后，一家人回到广州，她又到澳门、香港去找党组织。1938年，她与党的地下工作者杨匏安的女婿王裕寿和女儿杨绛辉等组成一个家庭，掩护地下党组织电台联络工作，后在中共中央调查部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直到全国解放。1953年因病回到北京，当选为北京市宣武区政协委员、常委。1964年逝世，享年83岁，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杨匏安的妻子吴佩琪，香山翠微村人。她勤劳贤慧，深明大义。1916年，18岁的她与杨匏安结婚，从此无怨无悔地跟随和支持丈夫从事革命工作。她先后生下6个子女，在生活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以勤劳的双手替人加工肥皂、打零工，帮补家计。她的家是党的重要活动场所，她总是热情接待革命同志，并为之送信放哨。杨匏安遇难后，她携儿带妇从上海逃回广州杨家祠，靠剪纸花卖度日。后来在周恩来、何香凝的关照下，生活有所好转。1937年她病逝于广州。周恩来曾肯定她“在上海掩护过许多革命同志”。(作者：祖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