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庭

米哈依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庭生于

米哈依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庭(按俄国习惯是以父名、本名和姓排列)，

1884年出生于沙俄帝国维帖尔布斯克州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在拉脱维亚度过。

1903年在俄共前身即社会民主工党成立时便加入了党，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奉派赴美国组织俄侨，并参加美国社会党。

1918年返苏俄，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

1919年被列宁派往美国，成为共产国际赴美洲的首次使者。后转西班牙、德国工作。

1922年以化名赴英国，被捕后判苦役半年。翌年返苏联后，被派赴华任孙中山的首席顾问并兼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1927年夏被武汉国民政府解聘后返苏，后担任过塔斯社负责人和《莫斯科新闻》英文版编辑主任。

1949年蒙冤被捕，1951年死于劳动营，1956年获平反。

在20年代的中国大革命中，受聘于国民党的“鲍顾问”可以说是在华影响最大的外国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鲍罗庭是有着共同信仰的朋友，虽然他因不同国度的条件差异和历史局限犯过错误，那种以满腔热忱援助中国革命的精神还是值得后人缅怀。

国民党改组时的党纲就出自于这个苏联共产党人之手，不过其中的革命内容只得到孙中山赞同，而不能让党内多数元老接受。

在“国父”孙中山之下，鲍罗庭被国民党尊称为“亚父”，并成为主管援华款的财神。

生于俄罗斯、长于拉脱维亚、长期活动于美国和西欧的职业革命家鲍罗庭，在苏俄建立后就被列宁任命为共产国际首位赴美洲的特使。1923年初，孙中山确定“以俄为师”后，担任驻华大使的苏俄外交家加拉罕便推荐老友鲍罗庭到华南方向任顾问。9月间，鲍罗庭先到北京与加拉罕参加研究工作，并向

鲍罗庭虽是国民党中央的顾问，基本立场却是协助共产党，最称赞的两人是

到达中国后不久，日夜忙碌的鲍罗庭头上很快便有了白发。他对外是国民党的顾问，在内部又兼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负责同中共中央协商并指导工作(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他联系工作的主要对象是上海的陈独秀和广州的谭平山，最称道的却是两个都只有二十几岁的共产党员，即张太雷与周恩来。张太雷不仅是他的随身翻译，而且担任了与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委的联系人。胡志明这时也担任鲍罗庭的助手和翻译，在参加中国大革命时也在广州主办越南革命干部训练班并筹办建党。

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预演，鲍罗庭便预感前景不妙。随后，国民政府想取消省港罢工纠察队，鲍罗庭便利用蒋介石与财政部长

想化装成神父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未获准，晚年蒙冤死于劳动营，后获平反昭雪。

1927年秋，鲍罗庭一行所乘汽车装满油桶，在“格别乌”特工护卫下穿越无公路的草原、荒漠，经甘肃、宁夏、蒙古，艰难跋涉两个月才回到苏联。当时，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指导错误责任都推给鲍罗庭，他只短期担任过劳动人民委员会委员，便被安排到塔斯社代理负责人，以后长年只担任《莫斯科新闻》英文版编辑主任。

30年代初，得知中国共产党人在江西建立了根据地，鲍罗庭又向共产国际提出想化装成外国神父，通过封锁进入那里。得到的回答却是让他少过问中国的事。鲍罗庭仍牵挂着那里，他的家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在地“柳克斯”旅馆很近，便经常来看望中国同志和他们的子女，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和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等经常被他接到家中。1939年，蔡畅把新来的张芝明领到他家，介绍这就是张太雷的儿子，鲍罗庭马上过去紧紧拥抱并热泪纵横，后来多年间如同对待自己子女一样来照顾。

据美国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取得决定胜利时，鲍罗庭不仅同她一样欢欣鼓舞，还同怀疑中国革命的理论家激烈辩论说：“他们正在打胜仗，不是吗?这不证明他们的理论是对的吗?”这时斯特朗也向记者讲，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发生争论时，“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我紧靠俄国人”;假如要在中苏之间选择，“答案可能就不同了”。苏联领导人得知后大为恼火，将斯特朗扣上“美国间谍”罪名逮捕。鲍罗庭也受株连，被逮捕并流放到伊尔库茨克附近。他在条件恶劣的西伯利亚劳改，身体状况日下，听广播最关心的仍是新中国的成就。1951年5月，鲍罗庭带着遗憾在劳动营去世。

1955年苏联政府宣布斯特朗一案纯属冤案，翌年鲍罗庭也被平反昭雪并恢复名誉。周恩来访苏时，专门会见了阔别多年的鲍罗庭夫人，对他们夫妇当年的工作表示了感谢。

在中国革命的播火过程中，外国先进人士起过重要作用，然而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特色的正确道路仍要靠中国人自己。鲍罗庭这样有特殊活动经历的人，是特定世界环境中涌现出来的国际革命家。近代资本主义列强用炮舰把全球连成一片，也使中国革命成为当时世界性的革命高潮的一部分。孙中山的“以俄为师”和中国共产党选择“走俄国人的路”，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鲍罗庭在这种气候下来华，为国民党起草过党纲，对共产党提出过指导性意见，客观地讲对传播大革命之火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虽然当年国共两党都尊崇鲍罗庭，却因语言和种族方面的障碍，使他毕竟不能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1926年夏天至冬天，鲍罗庭在广州建立了两个由苏联年轻理论工作者组成的理论小组，试图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然而饱受列强欺侮的工农群众一见到洋面孔便回避，使他们只能浮在表面以俄国革命的教条硬套于中国，这样的指导不可能不犯错误。历史证明，最终要掌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特殊规律，还是靠中国人自己，鲍罗庭来华的正误得失也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