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

嘉绒藏族织绣技艺传承有着悠久的历史，尤其是纺织技艺传承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据《丹巴县中路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载，在这个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发掘出土的第一期文物中，有骨质的“纺轮”。经碳十四测定，该遗址的第一期年代在B.P5000――B.P4500之间。同时，还发掘出了数量较多的骨针。由此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嘉绒藏区的纺织技艺已经发育。隋唐以前，嘉绒藏区史称“嘉良”，居住其地的嘉绒藏族先民被称之为嘉良夷。在《北史·附国传》中载：“嘉良夷政令系之酋帅……其俗以皮为帽，形圆如钵。或带幂敦。衣多毛毼皮裘”。文中所记“毛毼”即指用羊毛纺织的毪子。唐代，成都平原以西岷江、大渡河流域地区被称之为“西山”，在《旧唐书》、《新唐书》中的《东女国》条下即有关于“西山诸羌”的记载。在西山诸羌中最为有名的部族被称之为“西山八国”，其哥邻之部首当其冲。唐时，西山一带为唐蕃政权交往之冲 ，唐蕃统治者皆欲拥有西山诸部，其中的哥邻等部渐融于藏族之中。《旧唐书》中曾记有西山八部曾内附的记载，“立悉等数国王数来朝，召见于麟德殿……其年松州生羌等二万余众相继内附，其粘信部落董梦葱、龙诺部落主董辟和，皆授试卫卿立悉等并赴明年元会讫，锡以金帛各遣还”。此时，汉地挑花刺绣传入今天的四川藏羌地区（指唐时西山八国地）。元、明、清时期，四川西部藏区均推行土司制度，历代中央政权除在区内加强政治统治外，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逐渐频繁，推进了嘉绒藏族织绣工艺的发展。清中叶，乾隆征伐大、小金川以后，汉族移民进入嘉绒地区，这些汉族移民也随之带来了汉族地区的挑花刺绣技艺，嘉绒藏族在原有织绣的基础上，吸纳了更多的汉地挑花刺绣技艺，致使嘉绒藏族织绣技艺更臻成熟，自成体系，并一直传承至今。嘉绒藏族织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华珍从小受外婆、母亲传习，擅长挑花双面刺绣和盘金绣，被国务院命名为嘉绒藏族织绣国家级代表性名录传承人，凭借十字绣《天地吉祥》、《瑞兽图》、《百鸟图》和骑扭并绣《牡丹花》、扎扭并绣《吉祥八宝》、插针绣《黄财神》和《释迦牟尼佛》、盘金绣《四臂观音》和挑花刺绣《花团锦簇》荣获联合国教科文民间组织颁发的“世界青年眼中的最美中国手工艺‘大奖”。同时，她还被授予“最佳文化传承人大奖”和“世界青年大会特别荣誉奖”。尤其是她们采用藏族织绣传统的堆、扎、扣等并绣两幅高22米、宽15米的巨幅唐卡《释迦牟尼说法》和《千手千眼观世音》在四川省第六届少数民族艺术节和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成为阿坝馆的镇馆之宝并荣获金奖，艺惊绣坛，她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殊荣，已成为藏族织绣孤峰雪线，也因此被誉为“针尖上的芭蕾舞者”。

嘉绒藏族编织、挑花刺绣直接体现了该民族的审美风格和民族特性，是民族的象征、文化的载体，也是实用与审美、物质与精神、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

嘉绒藏族生活在高山峡谷、丛林地带，这里气候温暖，生产方式主要以农耕为主，兼营牧业。历史上他们的服饰主料为毡子（用山羊毛搓绞成细线后用手工织成宽30cm，长3cm的衣料），然后剪裁缝制成毪子衣衫，捆扎彩线编织的花腰带，妇女们还要系桃花围裙，头戴手工刺绣的花头帕，脚穿绣花鞋。过去嘉绒妇女农闲时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搓羊毛、织毪子上，一家老少的一套衣料几乎要耗去他们毕生的精力。姑娘们从12岁起就要开始学织花腰带、挑花、刺绣等女工技艺，待到出嫁时，以谁织的花腰带纹彩丰富，手工精细，数量多而为荣，不仅如此，腰带还是定情之物和馈赠长辈的礼品。挑花刺绣纺织等手工技艺在嘉绒藏族生活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是嘉绒藏族日常生活中依赖性很强的物品。

精美绝伦的唐卡和羌绣作品《吉祥八宝》、《释迦牟尼》、《四臂观音》等，受到高度称赞，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民间组织颁发的“世界青年眼中的最美中国手工艺‘大奖”。鉴于杨华珍女士在藏羌编织、挑花刺绣工艺保护、传承与发展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联合国教科文民间组织还授予她“最佳文化传承人大奖”和“世界青年大会特别荣誉奖”。

四川省第四批非遗项目“嘉绒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传承人，其策划并创作绣制的巨幅唐卡《释迦牟尼说法》及《释比观音盘金绣》在四川省第六届少数民族艺术节，少数民族传统手工技艺博览上展示，分别荣获“特别展示奖”和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