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纫兰

赵纫兰(繁体中文：赵糿兰)，

120年前的1884年1月21日(清光绪九年腊月廿四)，两个花甲前的农历癸末岁尾，赵纫兰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一个富户人家。她与李大钊为同村人，比李大钊早出生有5年零9个多月。“纫兰”一名，出自中国古代著名诗人

1918年暑假结束时，赵纫兰带着葆华、星华跟随李大钊迁居北京，这是她有生以来第—落足她朝思暮想的北京。

赵纫兰跟随李大钊到北京居住，惊动了李大钊在北京的许多新朋旧友。在天津上学时与李大钊共同主编《言治》月刊的郁嶷这时已在北京定居有年，特派夫人到车站迎接赵纫兰。友人帮助李大钊在宣武门附近的******营3号找了一处相当不错的住宅。赵纫兰和一家人在北京落居以后，很快就结识了一大批教授、学者的夫人。她待人诚恳，处世随和，颇得诸位夫人的好评，是众人公认的贤妻良母。

赵纫兰带领孩子迁居北京正是时候。李大钊自俄国

1924年初秋，在北京各个学校开学之际，赵纫兰带着孩子们又回到了北京。她知道，李大钊的事业在北京，她不能不回去。她要让李大钊不管何时从苏联回来，北京都有一个家在等待着他。

此番回京，赵纫兰没有搬回令人寒心的铜幌子胡同甲3号，而是与李大钊的一个朋友在邱祖胡同合租了一所宅院。不久，她接到李大钊从莫斯科寄来的一封信，要她给他买一些有关太平天国的书寄去，以在东方大学讲课使用，同时还要她把他的皮大衣捎去。她知道，李大钊准备在莫斯科过冬。她尽管很想念李大钊，却希望他越晚回国越好，她最希望的是李大钊平安无事。

不久，北京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冯玉祥将军发动军事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紧接，冯玉祥又电请孙中山北上，废除了对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赵纫兰没想到局势会突然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心中充满了喜悦。同时，她有一种预感，李大钊用不了多久，就会返回北京的。果然，一个多月以后，李大钊风尘仆仆从苏联赶回北京，出现在她和孩子们面前。见到李大钊，她欲哭无泪，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心宁神安。

李大钊回到北京，稍加休整就投身到紧张的革命工作中去了。为了全家人有一个适宜的住所，他亲自从府右街后坑朝阳里4号找了一所宅院。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比较适中，并且比较僻静、宽敞，令赵纫兰非常满意。由于冯玉祥把段祺瑞请出来重新执政，张作霖率奉军长驱直入，使北京形势又变得异常复杂。面临这种形势，李大钊为争取国民军，发展北方革命势力，与党内一些同志和苏联驻华大使馆密切配合，多次做冯玉祥的工作，并亲赴开封做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的工作。孙中山到北京后，他除了时常探视病重的孙中山，参加国民党的政治会议，帮助孙中山处理一些政治要事，又领导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发动各阶层人士和广大群众建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抵制段祺瑞搞的善后会议。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加紧分裂活动，欲在北京另立中央，使得斗争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回国几个月间，李大钊东奔西走，忙得马不停蹄，赵纫兰想方设法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不让他费一点心。她知道，李大钊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革命，交给了党的事业，她也不能成为革命之外的人，也要做党的人。她没有别的本事，只有让丈夫一心一意去干革命的事，不让他为家里的事情分心劳神;必要时，她要把全家交给革命，交给党。她时时牵挂着李大钊所从事的革命工作，每当工作顺利，斗争取得胜利，她就主动张罗包饺子，邀请很多人同李大钊一起来吃。相当长一个时间，赵纫兰没有少包饺子，只因这期间经李大钊和不少同志努力，首都和北方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25年下半年，在南方国民政府成立并誓师北伐后，李大钊等人策动北方国民军发动反对奉系军阀的战争，致使郭松龄在滦州倒戈，直驱沈阳。与此同时，又在北京相继发动关税自主运动，搞起轰轰烈烈的“首都革命”，闹得段祺瑞政府惶惶不可终日。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悍然下令向到国务院请愿的群众开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李大钊在惨案发生时，险遭不测，到后半夜才返回家中，叮嘱了赵纫兰几句话，又匆匆离家而去。次日清晨，穿着灰色长衫的便衣警察布满了李家的房前屋后。李大钊又被通缉，不得不隐身作战。到这时，赵纫兰已经意识到一年多比较安稳的时光结束了，等待她的又是担惊受怕的日子。但她感觉自己比两年前成熟多了，不管有多大的风浪冲击这个家庭，她都会镇定自若、毫不惊慌的。半个月后，国民军进入北京，赶走段祺瑞，搞垮执政府，李大钊才重新回到家里。五六天后，奉直联军攻入北京，国民军被迫撤到南口一线。李大钊谢绝了国民军保护他出京的恳求，搬到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兵营，坚持留在北京继续战斗。张作霖到北京后，获悉李大钊尚在首都，立刻颁布了逮捕令。李大钊对此不加理会，在苏联驻华大使馆营区继续主持北方国、共两党的领导工作。就在这时，赵纫兰又有孕在身。她见李大钊处境危险，几次劝说他听从党中央安排，去南方工作，但李大钊坚持留在最危险的地方工作、战斗，不愿把北京的工作扔下。她只好听从李大钊的意愿，尽力在生活上给予照料。1926年12月，赵纫兰生下小儿子欣华。因李大钊不便回家，她把欣华抱到苏联驻华大使馆营区，让李大钊与新出生的小儿子见了面。欣华满月以后，她把婴儿交给奶母照料，带着两个女儿去了苏联驻华大使馆营区，从生活上照料李大钊和他的战友们。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不顾国际法规，悍然派军警到苏联驻华大使馆辖区搜捕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李大钊被捕入狱，赵纫兰也被拘捕。李大钊被捕后，赵纫兰仅在法庭上与他见了一面。被囚多日的李大钊见到她，仅说了一句：“这是我的妻子……”说她是个家庭妇女，一同被拘留的星华、炎华是孩子，年纪都小，正在上学，“可以说，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与他们没有关系。”她知道，他是在为她和孩子们开脱，是在保护她和孩子们。当时，她见李大钊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哭得几乎昏了过去。没想到，法庭上这次见面竟成了永诀。到4月28日傍晚，她和星华、炎华被放回家中。到了家里以后才知道，就在这天下午，与她结婚28年的丈夫——李大钊被处以绞刑，已经壮烈牺牲。当她看到刊登李大钊英勇就义消息的《晨报》时，一连昏死过去三次。她抽搐不止，头疼如裂，恨不得也随之死去。

李大钊牺牲以后，赵纫兰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创伤，身体每况愈下，成为一个被疾病缠身的妇人。支撑她顽强地生活下去的，是两大心事：一是李大钊就义后，灵柩一时不好安葬，被暂放于宣武门外的妙光阁浙寺，尚未入土为安;一是孩子们太小，最小的儿子刚刚几个月，她不能倒下。

当时，赵纫兰感到最欣慰的是大儿子葆华那日到郊外春游，躲过了牢狱之灾。李大钊牺牲后，葆华被李大钊的朋友们秘密送到日本留学，这使她放下了悬着的另一颗心。

1927年6月10日，赵纫兰带领星华、炎华、光华、欣华离开北京这个伤心之地，回到了乐亭老家。李大钊牺牲时，家里一贫如洗，即便反动当局不限令赵纫兰和她的孩子返回原籍，一家人也难以在北京生活下去了。当时，曾有人拟将她和孩子们送往苏联，她思虑再三，还是谢绝了这番好意。她不是不想去十月革命的故乡，而是顾忌自己的身体在丈夫猝死之后一下垮了下来，极可能一去难返。

回到家乡，房在，地在，亲人都在，加上北京大学按月寄生活费，以及亲友资助，一家人的生活尚能勉强维持。家里的生活有了着落，赵纫兰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了。在得知李大钊牺牲的噩耗时，她急火攻心，满口的牙几乎都肿了，疼得直撞墙壁。回到大黑坨，还是老上火，不时遭受病魔的折磨。这样一来，使她的身体日渐羸弱，几乎是煎熬日月，度日如年。

赵纫兰本指望北伐军早日打下北京，待红旗飘满古都时安葬李大钊。不想，蒋介石在李大钊没有走上刑场时就背叛了革命，最终窃取了北伐战争的所有胜利成果;待一年后所谓的“北伐革命军”占领北京时，北京的局势只是换汤不换药，出殡的事只好一拖再拖。

安葬李大钊的事情一时难以办成，赵纫兰把整个心血又浇注在培养子女上。1929年夏天，葆华从日本归来看望她，她叮嘱长子要在日本好好学习，继承父业。1931年夏天，她又托李大钊在北京的朋友，把星华、炎华、光华等送到已改称“北平”的北京继续上学。她要让孩子们完成学业，继而从事李大钊未竟的革命事业。星华到中法大学孔德学院上学后，半工半读，于1932年夏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葆华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辍学归国，于1932年回到冀东参加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国工作，成为了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当再次见到葆华时，她高兴地掉下了眼泪，激励他像李大钊那样投身革命，不要惦念她和妹妹、弟弟。

等了一年又一年，熬了一天又一天，赵纫兰见革命成功之日遥望无期，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百般无奈，只好求助北京大学出面为李大钊操办葬礼。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是李大钊的老同事，与李大钊相交甚驾，他到处周旋，终于得到国民党当局的默许。紧接，他又组织人发起募捐，筹集了一笔殡葬费用。安葬李大钊灵柩的事情有了着落以后，赵纫兰拖着病体于1933年春天义无反顾地来到北京。当党组织派人找她联系，商议把李大钊的葬礼搞成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时，她毫不迟疑地回答：“李先生是属于党的，他是为革命而死的，党组织怎样指示，就怎样办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去做。”当蒋梦麟派人提出别把声势搞大，走离浙寺较近的西便门出城时，她却没有同意。她坚持要从城里走，她说：“李先生生前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又死得这么悲惨，马马虎虎地出殡，我于心不忍!”

1933年4月23日，按农历计算，是李大钊就义6周年的后两日，李大钊烈士的公葬仪式在北京举行。沿途送葬的群众很多，党组织借机组织青年学生搞起了示威。送殡队伍行至西四牌楼时，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镇压。当时，不少人被捕，殡仪队伍被冲个七零八落。赵纫兰又气又恨，坐在骡车上看着这一切。出殡场面被搞成这个样子，她一点也不后悔。她心中只有恨，对新的反动当局的恨，对破坏出殡的暴徒的恨。是日下午，李大钊的灵柩被护送到香山东麓的万安公墓。在墓穴旁边，她见到了地下党组织派人送来的一块墓碑。墓碑上方刻了一个红五角星，内镶镰刀斧头图案，竖刻的一行大字是：“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碑的背面刻的是对李大钊的革命功绩给予高度评价的碑文。她感到无比欣慰，把这块珍贵的墓碑看了又看，泪水流个不停。这碑作为墓志铭，随灵柩一同埋在了地下。

安葬李大钊归来，赵纫兰一卧不起。为惨死6载的丈夫送葬，她几乎耗尽了心血。她知道，她到丈夫身边的日子不远了。在病危时，她很心安，脸上甚至浮现了难得的笑容。临终前，她念念不忘的是送葬那天惨遭毒打和抓捕的青年学生，不时地喃喃叨念：“……那个孩子……血呵……报仇呵……”

1933年5月28日，赵纫兰，这个中国人民的优秀女儿，一个伟大的母亲，一个伟大的女性，安详地闭拢了自己的双眼。这一天，恰恰是农历五月初五，民间的传统节日——祭奠屈原的端午节，也是李大钊烈士下葬的“五七”之日。她留下的惟一遗嘱，就是把自己的躯体埋在李大钊的墓旁，她要到九泉之下陪伴丈夫的忠魂铁血。

她的遗愿变成了现实，她被安葬在万安公墓，与李大钊并排埋在了一块墓地里。下葬时，儿女们在她的灵柩前安放了一对陶质花瓶。花瓶呈浅褐色，古色古香，外形酷似略经雕饰的树根，分别书有“鸟语”、“花香”几字，这是亲人们给她的最贴切的祭品。

赵纫兰逝世的噩耗传开，正在家乡一带做党的秘密工作的李葆华失声痛哭。中共河北省委及时召开会议，鉴于赵纫兰多年的表现，特别是在李大钊牺牲后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培养教育子女投身革命的壮举，决定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决议，刊登在中共北方局的内部刊物《北方火线》上。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赵纫兰应得的光荣称号，也是对她一生的最高评价。她是李大钊的结发妻子，是李大钊求学、从事革命活动的贤内助。在其默默无闻的一生中，她为声名显赫、壮烈刚直的丈夫作了很多牺胜。她质朴厚道，深明大义，为洒血捐驱、舍身取义的革命先驱分担了不少苦累忧愁，献出了不少深沉、伟大的爱。她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革命女性，是中华民族贤妻良母的杰出楷模，是与李大钊一样值得后来者永远怀念的华夏儿女。

赵纫兰逝世时，已经49周岁了。如今，她在香山之麓的万安公墓，已陪伴引得中华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忠魂铁血长眠地下有70多年了。她还像当初一样，依然“悄也不争春”，“纫秋兰以为佩”。今后，我们在过端午节祭奠我们民族的英灵、伟大的诗人屈原时，切莫忘了送一束鲜花给她，一个用屈原的诗句命名的共产党员——伟大的妻子、杰出的母亲、革命的芳魂——赵纫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