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光

1.汉武帝使用元光这个年号一共六年。根据史料记载，建元六年八月，“有星孛于东方，长竟天。”(《资治通鉴·卷第十七》)次年改元，年号为元光。

2.元光(前秦) 元光(393年六月-394年七月)是十六国时期前秦右丞相窦冲自立的年号，共计2年。

4.元光(金) 元光(1222年-1223年)是金宣宗完颜珣的年号，共计2年。

前134年(元光二年)，马邑之围起，汉朝结束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开始对匈作战。

前129年(元光六年)，西汉首次对匈奴的主动出击，卫青打击朔方(北方)匈奴祭祀祖先的龙城，次年改元元朔。

董仲舒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汉武帝在主导了对汉帝国的政治控制权力后，再次诏举贤良对策。在这一年，他作出了对内外政策进行“更化改制”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在将亲姊妹南宫公主远嫁匈奴的同时，汉武帝也作出了准备大举反击匈奴的决定。在这一年夏，他派名将李广和程不识率军屯驻云中、雁门，准备大规模对匈奴用兵。在内政上，则锐意发动一场新的改革。

而从理论上和战略上为这一系列重大改革提供了政治思想基础的是一位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董仲舒。

当刘彻初次召见董仲舒时就对他说，自从受命登上帝位以来，自己日日夜夜睡不好觉。“今朕获承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任大守重，夙夜不宁。”刘彻向董仲舒提出的问题是：“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子大夫其尽心，莫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由此可见，武帝当时所欲求解的，不只是某些具体的政策措施，而是带规律性普遍性的历史哲学和指导战略。也就是要寻找一个既能总结以往历史教训，又能解决现实问题，从而保证未来稳定和繁荣的长治久安之道。

刘彻对董仲舒的征问一共三次，董仲舒连上对策三篇作答。由于对策的首篇专谈“天人关系”问题。因此这三问三答以“天人三策”为名而载入于史册。

总体而言，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五项重大建议：

(1)建立明堂礼制，约束贵族行为;

(2)建立培养官吏的国家太学，从民间选贤良，为平民知识分子开辟通仕之途;

(3)提出一套天人学说，用以约束警策皇帝;

(4)限制豪民占田，节制土地兼并;

(5)以儒家经典统一政治思想，建立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董仲舒上述对策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是建议进行意识形态改革，确立以儒家的政治和历史思想作为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二是建立一套考试选贤的文官制度。“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

对董仲舒的对策刘彻极为重视，亲自批览，召见面谈。他懂得，一个国家要走向强盛，首要之举是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建立牢固的有凝聚力的社会组织。而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动员和组织工具。为了保持社会安定和内部团结，必须抑制豪强兼并，也必须构建一套传承有序的政治意识形态。

天人关系的核心是天人感应理论。董仲舒的这一理论过去一直被指责为“神学目的论”。其实，天人感应论是一套约束皇帝的理论，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民权理论。概括言之，董仲舒指出：

政治统治的根本基础在于能否得到人民的支持。民心、民意的支持与否，体现了帝王政德的好坏。政德坏则导致滥刑，酷刑生成冤厉之气，影响天象。天象以灾异示警，警诫帝王必须改良政治。如果多次示警无效，即会导致天命的改变，导致王朝的灭亡。此学说之流弊是西汉后期盛行的儒学神秘主义。而其本义，则是建立一个以天象示警约束帝王政治任意性的制约系统。以限制帝王肆意妄行的无上权威。

这一理论对此后两千年中国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某些情况下，大臣经常以“天象示警”的灾异理论对帝王进行告诫。表明这个理论工具在两千年中国政治中，是有效的。

汉武帝重视董仲舒的对策，基本采纳了其全部建议。但是对董仲舒其人，刘彻却并没有重用。原因就是不喜欢这一套“天人”理论。

董仲舒在对弟子讲学时仍然大讲天人感应一套。这一年汉祖庙发生火灾，董仲舒认为是由于皇帝不修德，导致田羛、淮南王刘安等权贵横行。有人盗窃其讲稿报告刘彻。刘彻阅后以妄言诽谤罪将其下狱，几乎杀头。

但数年后，淮南王与田羛政变的密谋暴露，证明董仲舒对田羛的指责是对的。武帝表示歉疚，乃派董仲舒的学生根据《春秋》经义审治刘安之案。董仲舒一生梗直，始终是一个直言快语不识时务、认为原则比现实更重要的迂夫子。

元光(393年六月-394年七月)是十六国时期前秦右丞相窦冲自立的年号，共计2年。

元光(1222年-1223年)是金宣宗完颜珣的年号，共计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