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

　　1905年9月17日，出生于直隶省涿州（今河北省涿州市）。

1912年，就读于叔祖冯学彰创办的一个私立小学，小学停办后，在家中从父亲学习《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的某些篇章。

1917年，在涿县高等小学毕业后，入北京市立第四中学读书，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开始写诗。

1921年暑假考入北京大学。

1923年参加文艺团体浅草社。

1924年，顾随于上学期结束时受青岛胶澳中学之聘任教，邀冯至去青岛度假，从7月上旬至8月中旬，在青岛愉快地过了40多天。暑假后，听鲁迅讲授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与诗人柯仲平相识。

1925年与友人创立沉钟社，发表了许多诗与散文。

1927年4月出版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1929年8月出版第二部诗集《北游及其他》，记录自己大学毕业后的哈尔滨教书生活。

1929年出版第二本诗集《北游及其他》。

1930年底至1935年6月留学德国，攻读文学、哲学与艺术史。

1930年赴德国留学，其间受到德语诗人里尔克的影响。

　　1931年2月底，与梁宗岱在海德贝格相会。在宫多尔夫的课堂上认识了正在准备博士论文的维利．鲍尔，后来成为好友。冯至决定离开海德贝格，8月至柏林。在柏林大学，开始研究歌德时代的文学。与陈铨相识，与北大同学蒋复聪、朱懊交往。

1935年9月回国，1936年7月任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兼附设高级中学主任。

1939至1946年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德语教授。这7年间他的创作和研究都处于比较旺盛的时期，著有诗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中篇历史小说《伍子胥》及学术论文、杂文等。

1946年7月至1964年执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

1948年7月4日，冯至去清华，最后一次见到朱自清。暑假期间，受杨振声邀请，全家在颐和园内谐趣园住了一个多月。

1950年1月29日，在北京大学哲学讨论会上做关于歌德的报告。3月30日至6月7日，随代表团出访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在莫斯科停留若干日。

1951年后兼系主任。著有《杜甫传》，当时颇得好评。

1954年2月，访问鞍山钢铁公司，同行者有吴组缃、黄药眠、肖殷、戈扬等。6月至8月，与田间访问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在柏林与安娜·西格斯、贝歇尔、布莱希特、魏斯科普夫等作家晤谈。是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9年10月至11月，与成仿吾赴民主德国，参加莱比锡大学550周年庆祝大会，会后冯至又参加席勒诞生200周年纪念会。

1964年9月调任现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工作。

1970年，7月，离开燕东园，迁居建国门外永安南里，去河南息县干校。

1979年6月7日至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冯至为团长。重访海德贝格，参观海德贝格大学的日耳曼学研究室、东方美术研究室等。7月19日至9月底在黄山疗养。10月30日至ll月16日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1982年辞去所长职务，改任名誉所长。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作协副主席。

198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高教部授予他“格林兄弟文学奖”。

　　1987年6月初，与姚可昆、韩耀成赴联邦德国接受联邦德国国际交流中心艺术奖。5日，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接见冯至。6日至10日第三次重访海德贝格。14日，应奥地利科学院邀请访问维也纳。18日，应民主德国高等教育部邀请，至魏玛、柏林访问。12月15日，联邦德国驻华大使韩培德代表德国政府将联邦德国最高荣誉的“大十字勋章”授予冯至。

1988年1月14日，与臧克家、卞之琳、艾青一起参加由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和北京市青年宫联合举办的“诗歌一日”活动。5月16日，与韩耀成赴联邦德国卡塞尔，接受达姆施塔特德意志语言文学研究院授予冯至的“弗里德里希·宫多尔夫外国日尔曼学奖”。25日回北京。

1989年4月25日，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国北欧文学学会会长。8月，首届“冯至德语文学研究奖”在京揭晓。8月至10月中旬，患胸膜炎，住北京协和医院治疗。

　　“洋为中用”的治学方法。冯至把他在创作中使用“洋为中用”的方法叫做“吸收外来养分”。这个提法本身也表明“洋为中用”的主体是中国，“洋”为作为中国人的创作主体所用，为中国的广大读者能够并乐于接受。冯至的主要学术著作《杜甫传》、《论歌德》和他写的其他学术论文都贯彻了这个精神。他明确地说过“我们搞外国文学，并非为研究而研究，也不是为外国人研究，而是从中国的需要出发去研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为发展社会主义提供借鉴。”他在北大当“西语系”系主任的时候，搞教改，多次修改教学计划，他每次都强调两年事：一个他强调西语系的学生要打好扎实的外语基础，另一个强调的便是学外国文学的人要学好中国文学。“学外国文学的人要懂得中国文学”这个观点是冯至非常鲜明的观点。它不仅体现中国外国语言文学为谁服务的根本性原则，而且也符合语言、文学具有整体性的学科规律。

严谨、求真的学风。对写论文，学术界流行着一句常说的成语，叫“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它表达了写文章不能信口乱说，写文章要有根据而且要符合逻辑，这恐怕就是“严谨”的要求。但我认为光按这句话行事，还远远达不到科学性的要求，因为这两个条件仅仅说明了写文章时对作者主观方面的要求，没有提出对写出来的文章要符合客观。但如果在“严谨”之外再有“求真”这一条，就保证了文章里说的要符合客观，或力求接近客观，这样才称得上科学性的要求。冯至搞研究工作就是按“严谨，求真”这两条要求去做的。我们从他两部主要著作《杜甫传》和《论歌德》里就可以看出这种治学态度。我还要讲几件冯至经常强调的事情（或原则）来丰富我们对他“严谨，求真”的治学方法的认识。

　　1980年被聘为瑞典皇家文学、历史、文物科学院外籍院士。

1981年被聘为联邦德国美茵茨科学与文学科学院通讯院士。

1983年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慕尼黑歌德剧院颁发的歌德奖章。

1985年民主德国授与他格林兄弟奖。

1986 年被聘为奥地利科学院通讯院士。

1987年又获该国国际交流中心授予的1987年国际交流中心艺术奖，联邦德国海德堡大学授予他“金博士证书’。同年获联邦德国“大十字”勋章。

1988年联邦德国达姆施塔特语言文学研究院授与他宫多尔夫奖。

　　冯至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在文化学术上颇多建树。他从上世纪20年代起，就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并且成就斐然，以诗集《昨日之歌》、《北游》享誉一时，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先生创作的《十四行集》更是在中国新诗的写作中开创新体，独步文坛，影响深远。除创作外，冯至先生在中外文学上同样贡献卓越，他既精通中国古典文学，又精通欧洲文学，他对杜甫和歌德的研究成果《杜甫传》、《论歌德》在中国学术史上均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作为教育家，冯至先生恂恂儒雅，诲人不倦，造就和培养了一大批学有专功的外国文学、尤其是德语文学研究和翻译人才，同时，冯至先生一生为中国外国文学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对中国外国文学学科的发展和整体规划有筚路蓝缕之功。

　　鲁迅曾称赞他是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冯至也是中国文学研究家，他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酝酿《杜甫传》，至五十年代初才发表出来，当《杜甫传》在“新观察”上连载时，毛泽东就读了，有一次毛泽东曾握住冯至的手，说他写《杜甫传》是“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作为诗人的冯至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诗篇，他与卞之琳一起被认为是中国新诗史上的现代派大家。他在《赠之琳》一诗中对卞之琳有这样的评价：“这星座不显赫，却含蓄着独特的光辉。”其实这同样可以看做诗人的夫子自道。

在冯至漫长的诗歌创作生涯中，有两个为研究者十分关注的关键阶段，那便是他创作诗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的时期和创作诗集《十四行集》的时期。对此文学史也早有定评。对于前者，最著名的评价莫过于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极力褒扬的“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对于后者，朱自清先生也以其“诗里耐人沉思的理，和情景交融成一片的理”做出了很好的总结：“闻一多先生说我们的新诗好像尽是些青年，也得有一些中年才好。冯先生这一集大概可以算是中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