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

墨子塑像

墨子姓墨名翟，生卒约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76年，鲁国人。出生社会下层。最初受业于儒家(《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因不满儒家维护强权高贵尊尊亲亲压抑人性的统治思想，及对儒家强调的繁文缛节和靡财害事的丧葬报有疑虑，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强调要学习大禹刻苦俭朴的精神。遂脱离儒家的“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而创立墨家。墨子为宣传自己主张，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数百人之多。

儒，墨同为春秋战国时期显学(《韩非子‧显学》)，当时有“不入于儒，即入于墨”之说。先秦时期，儒、墨两家曾是分庭抗礼。战国后期，墨学的影响一度甚至在孔学之上。

墨家同时被视为中国最早的民间结社组织，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其最高的领袖被称为“巨子或巨子”，墨家的成员都自称为“墨者”。

墨翟可能是第一代“巨子”。巨子由上代指定，代代相传，在团体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淮南子•泰族训》)。

墨者多来自社会下层，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艰苦实践，“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以裘褐为衣，以跂蹻(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生活清苦。墨者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墨者中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例如巨子腹的儿子杀了人，虽得到秦惠王的宽恕，但仍坚持“杀人者死”的“墨者之法”。

按墨家的规定，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辞职。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当首领的要以身作则。

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情神。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

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但是战国以后，墨家已经衰微。到了西汉时，由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汉之后基本消失。

墨子(约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76年)，姓墨名翟(dí)，世称墨子。

墨子

《姓氏寻源》说墨氏出于宋微子，为宋微子后裔。中国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和自然科学家，曾做过宋国大夫，当过制作器具的工匠，善于制造守城器械。

墨翟，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生卒年不详，大概是在公元前479年-公元前381年以内。中国春秋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提出“兼爱”“非攻”等观点，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孟子·滕文公》篇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可知春秋之世，杨朱之学与墨学齐驱，并属显学。

墨翟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曾学习儒术，因不满“礼”之烦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据说楚王曾计划攻宋，墨子前往劝说楚王，并在与公输班的模拟攻防中取得胜利，楚王只得退兵。墨子的思想与主张见墨家。

最传统，最为大众所接受的说法是，墨子姓墨名翟。《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内都如是称。《元和姓纂》明确说墨子乃孤竹君之后，本墨胎民，改为墨氏。而《新唐书·艺文志》也沿用这种说法。

​南齐孔稚圭所著的《北山移文》则称墨翟为“翟子”，元朝伊世珍所著的《琅环记》也附和此说，并认为墨子姓翟名乌。清朝周亮工所著的《固树屋书影》更具体地提出：“以墨为道，今以姓为名。”认为他姓翟，并将姓转成名;而“墨”是一种学派。晚清学者江琼所著的《读子卮言》承袭周亮工的说法，并进一步说明，以为古代确实有“翟”这姓氏，但无“墨”姓，而且战国诸子中儒、道、名、法、阴阳、纵横、杂、农、小说等，都没以姓作为学派名，因此墨应该是学派的名称。

近代学者胡怀琛有研究墨子，在其所撰《墨翟为印度人辨》一文中提出，墨既非姓，翟也不是姓，更不是名，而是“貊狄”或“蛮狄”之音转，是用来称一个不知姓名的外国人。

思想观点

墨攻

墨家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强执弱、众劫寡、富侮贫、贵傲贱的乱世;人民过着“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痛苦生活;原因是“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应该代之以一个“天下之人皆相爱”的理想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们提倡人与人之间互爱互利的“兼相爱、交相利”,反对人与人之间互争互害的“别相恶、交相贼”。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理想社会。

墨家的法律观也是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并服务于他们的社会理想的。他们很重视“法”、“法仪”或“法度”的作用,认为无论从事任何工作，都必须有“法”，如百工的“为方以矩，为圆以规”一样,否则便将一事无成。《墨子•经上》说:“法，所若(顺)而然也”，一切都必须顺法而行。治理天下、国家当然更应该有“法”。关键在于以什么为“法”和法什么?墨家的答复是必须“以天为法”和“莫若法天”。因为“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群书治要》作“息”)，其明久而不衰”。意即天是最公正、最仁慈的。既要“以天为法”，则应以天的欲、恶来确定人们的行为准则。他们借口天对一切都“兼而有之,兼而食之”，因而宣称：“天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这就是说，“以天为法”，就应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法”。墨家所说的“法”是广义的，既包括法律、道德等行为规范，也包括规矩、准绳等度量衡。他们提出“以天为法”的目的，是想使“兼相爱、交相利”成为衡量一切是非、曲直、善恶、功过的统一的客观标准。

墨家的“法天”，可以理解为法自然之天，即把他们的“兼相爱、交相利”说成合乎自然法。但墨家最后却转入“神道设教”，甚至提出这样的论点：“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这样就把“天”说成是可以赏善罚恶的人格神和凌驾于天子之上的最高主宰，幻想利用传统宗教迷信的力量来实现他们的理想。因此：“兼相爱、交相利”也就成了“天志”，即天的意志，从而披上了宗教外衣。

为了实现“兼相爱、交相利”原则，墨家提出了“尚同”的主张，要求各级正长直到天子必须“壹同天下之义”。即用“兼相爱、交相利”来统一思想。他们认为,“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也就是在国家和法律产生之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标准。“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人人意见不一，“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因此大家互相争夺、互相亏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这就需要“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和各级“正长”。然后由天子“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自上而下地“壹同天下之义”，并让人民逐级向上报告“善”与“不善”的情况。使“爱利天下者”，“上得则赏之”;“恶贼天下者”，“上得且罚之”。人民不但要“上同乎天子”，“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而且要服从各级正长：“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访)荐之”。这样就能使“天下治”。

墨家提出这种“壹同天下之义”的法律起源论，目的在于使“兼相爱、交相利”上升为国策和法律，以便用国家强制力加以贯彻。他们要求上下“尚同一义”，即要求统治者与人民的是非、善恶标准都能一同于“兼相爱、交相利”。他们认为这在他们理想中的古代社会是完全可行的。但当时的现实社会却并不是这样，当时的“王公大人”根本不为人民着想，所以，他们虽主张“上同乎天子”，却没有把君权绝对化。他们拥护爱民的“兼君”，却反对害民的“别君”。而且认为君主虽然有权立法，“发以为刑政”，但必须考察其在实践中能否“中国家百姓之利”，否则便不可为“法”。

“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与“赏当贤，罚当暴”

墨家为了保证“兼相爱、交相利”原则的贯彻，还要求各级正长必须由忠于这一原则的贤者来担任，因而又提出了“尚贤”的主张。他们认为当时各诸侯国治理不好，关键在于“不能以尚贤事(使)能为政”。如果“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贤事能为政”，就能做到“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者”。因此，墨家坚决反对周礼规定的宗法世袭制和任人唯亲的“亲亲”原则，也反对维护“礼”的儒家，明确指出：“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这些人并不都贤，如果让其治理国家，“则其国家之乱，可得而知也”。所以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只要是“贤者”，“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如果不贤，即使是贵族也必须“抑而废之”。其结论就是“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种“尚贤”主张，实际上是后来法家要求变世卿世禄制为非世袭的官僚制的前奏。但墨家的“尚贤”不同于法家。

墨家的“为贤之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而法家的尚贤标准是从有功于耕战出发。由于“尚贤”，墨家在法律上也相应地主张“赏当贤，罚当暴”。如果“赏不当贤，罚不当暴”就起不到“劝善”、“止暴”的作用。为了使赏罚充分发挥威力，墨家还指出法律与道德、舆论等必须一致和互相配合。法律上的赏罚和社会上的舆论如果不一致，“上之所赏则众之所非”或“上之所罚则众之所誉”，也不可能“劝善”、“沮暴”。要使赏罚发挥作用，还必须反对徇私。做到“赏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这是墨家主张“兼爱”、“尚贤”的必然逻辑。墨家还提出“若见爱利天下以告者，亦犹爱利天下者也,上得则赏之;若见恶贼天下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天下者也，上得且罚之”。既奖励荐贤，又打击匿奸。这样就可做到“赏当贤、罚当暴，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与“杀盗人，非杀人”

墨学国际研讨会

墨家专论刑法的思想不多，最为人所乐道的，就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和“杀盗人(一说“人”字衍),非杀人”。前者是作为“墨者之法”(墨家纪律)规定的。基于这一精神，墨家对于定罪量刑，特别是死刑，都很认真、慎重。一再强调“刑法正”，同时主张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墨子•经说上》说:“罪,犯禁也。”《经说上》又说：“罪不在禁，惟(虽)害无罪。”意即只要不犯禁令(刑法)，即使有害，也不构成犯罪。“杀人者死”，是反对滥杀无辜，也是对当时贵族擅自虐杀无辜的谴责。但在《墨子•小取》中，却提出了“杀盗人，非杀人”的命题，即并不反对杀盗。原因在于墨家是在维护私有制的基础上来谈“兼爱”的。他们认为盗窃行为构成犯罪，是因其“不与其劳获其实，以非其所有取之故”，因此应当受到惩罚，甚至可以刑杀。墨家虽然维护私有制,也不否定贵贱等级,但是他们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反对“亏人自利”和“不劳而获”,特别是反对“富侮贫”、“贵傲贱”,所以他们要打击的主要对象不是一般盗贼，而是“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的“当今之主”。他们认为正是这些“当今之主”造成了“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的局面，因而使得人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这是墨家在经济上对劳动人民“犯罪”原因的深刻分析。

墨家为了制止贵族“暴夺民衣食之财”，把“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称为人民的“三患”。而把致力于“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称为“三务”。在他们看来，为了解除“三患”、实现“三务”，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不仅要靠“兼相爱、交相利”，而且必须使整个社会的财富充裕起来。因此提出了立足于“利民”的发展生产和限制浪费的经济立法原则。其一是，“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和“使各从事其所能”。墨家认为贫富不取决于“命”，而取决于人们是否努力从事生产，只要人们愿意积极劳动并做到各尽所能，就能创造更多财富。因此，统治者在立法时，必须以此为指导。其二是，“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意即生产生活资料，以能满足需要为止，不应生产奢侈品和贪求享受;所有用度如不利于人民生活，便应终止。所以墨家提出“节用”、“节葬”和“非乐”等主张，反对贵族讲究排场的各种礼仪和厚葬、久服(丧服)。但他们把音乐等精神艺术也看成是徒供贵族享受的奢侈品，一概加以反对，而没有意识到劳动人民精神生活中也需要艺术。

墨翟

墨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兴盛时期，指的是先秦时期。这个时期儒墨争鸣， 墨家成员众多。《吕氏春秋·当染篇》记载：“ 孔墨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孟子　滕文公下》载，因“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故“孔子俱，作《春秋》。” 庄子眼中世衰道微的表现是怎样的呢?他接着说：“圣王不作，诸侯 放恣， 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就是说天下人的言论不属于杨朱，就属于墨惟。可见当时 墨家的兴盛。这也是由当时的社会发展历史条件决的。当时社会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期，不同立场、不同出身的贤人志士纷纷要求参与政治，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代表小生产劳动者的 墨家思想一定程度占了优势，所以能与儒家 分庭抗礼。以 禽滑厘为代表的墨学者，为 墨家思想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个阶段是衰微时期，指的是汉晋至清朝中叶这段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墨学衰微乃至湮没。墨学基本上是处于停滞阶段。治 墨者屈指可数，所见记载不多，如《盐铁论》记载： 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成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到唐时 郑樵的《通志·艺文略》记有《墨子》十五卷，又三卷之说。明时焦站的《因史经籍考》亦有此说。治 墨者中，可考的仅有晋时的 鲁胜，唐时的乐台，元代的 陆友等。

第三个阶段是复兴时期，指的是清朝中叶至今的百年时间。这段时间众多学术 巨子研治《墨子》，成就辉煌。清乾隆、嘉庆时期，是清朝海禁大开时期，中西交通发达，西方一些引入的科学理论，许多方面与墨经中的数学、光学、力学、天文学等理论相吻合，引起了治 墨者的关注。同时治 墨者发现，墨学的 墨辩，是印度因明三段论、西方 穆勒名学、近现代兴起的逻辑学的先驱。比如如何立辞、归类、推理等深奥的理论， 墨辩中常常运用。

提到墨的复兴，就不能不说清代学者 孙诒让。《墨子》一书在中国长期备受冷落，“传诵既少，注释亦稀，乐台旧本，久绝流传， 阙文错简，无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晓”。 孙诒让吸收 王念孙、 王引之、 洪颐煊、 戴望、 俞樾、黄仲弢、杨葆彝等人的研究成果，写成《 墨子间诂》把《墨子》校注推向高峰， 梁启超说：“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

清代的治 墨者中，以 毕沅、 孙诒让等较为著名。民国前后的治 墨者，以 梁启超最为著名，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子墨子学说》，说：“杨学遂之中国，今欲救亡，厥惟学墨。”在寻救旧中国出路的指导思想上，墨学思想也曾是旧知识分子探索对象之一，因此，这也是墨学复兴的原因之一。孙中山先生在《民报》创刊号中，故意不理会孔子、孟子、老子、 庄子，而独独把 墨子推崇为平等、博爱的中国客宗师。后来他又经常提到墨子，例如，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 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解放后对墨学的研究并非广泛而深入，所见的有关文章及著作并不多，有谭戒甫的《墨辩发微》和《墨经分类译注》，方授楚的《墨学源流》，李温淑的《墨子今注今译》，陈孟磷的《墨辩逻辑学》，詹剑峰的《墨家的形式逻辑》等等。在今传注本中。以清代的毕沅注本《墨子注》为最早，以 孙诒让的注本《墨子闲诂》为最佳。

《 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在 东汉时的墨家著作尚存有八十六篇：

《 墨子》七十一篇——墨翟

《 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

《 随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我子》一篇

《田俅子》三篇——先韩子

《尹佚》二篇——一名在 成、 康时期的 周朝官员在所著

墨家在 六朝以后逐渐流失，正统十年(1445年)， 张宇初奉敕，将《墨子》刻入《 道藏》。现代所传的《墨子》只剩下五十三篇，这些篇幅是因为被 道家著作《 道藏》所收录，才得以留传下来。 汪中将墨子书分为内外二篇，著有《墨子表征》一卷。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首先将《墨子》五十三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自《亲士》到《三辩》，凡七篇，皆后人假造的。第二部分：《尚贤》三篇、《尚同》三篇、《兼爱》三篇、《非攻》三篇、《节用》两篇、《节葬》一篇、《天志》三篇、《明鬼》一篇、《非乐》一篇、《非命》三篇、《非儒》一篇，凡二十四篇，大多墨家弟子所著。第三部分：《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都是后来庄子的别墨。第四部分：《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五篇，是墨子一生的言行集，相当于儒家的《 论语》。第五部分：自《备城门》以下到《杂守》，凡十一篇，所记都是墨家守城备敌的方法。

墨者①有钜子②腹䵍③，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④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寡人也。”腹朜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朜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予，人之所私也;忍所私⑤以行大义，钜子可谓公矣。——选自《吕氏春秋·去私》

注释

①墨者：指墨家。

②钜子：墨家学派对墨家有成就的人称“钜子”。

③腹䵍：人名。

④秦惠王：战国时秦国国君。

⑤所私：所偏爱的。

翻译

有个很有名望的墨家叫腹䵍，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说：“先生的年岁大了，也没有别的儿子，我已经命令官吏不杀他了。先生在这件事情上要听我的。腹䵍回答说：“墨家的法规规定：‘杀人的人要处死，伤害人的人要受刑。’这是用来禁绝杀人伤人，是天下的大义。君王虽然为这事加以照顾，让官吏不杀他，我不能不行施墨家的法规。腹䵍没有答应秦惠王，就杀掉了自己的儿子。儿子，是人们所偏爱的;忍心割去自己所偏爱的而推行大义，腹䵍可称得上大公无私了。

中心

作者以此赞扬了一种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

原文

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mo4)头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二人以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当听。”遂反死之。墨者以为不听巨子不察。严罚厚赏，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严罚厚赏，此上世之若客也。

翻译

墨家有一任巨子是孟胜，在楚国贵族阳城君的手下工作。阳城君下令孟胜带领墨家帮助他守城，并且把璜玉分成两半，做为符节。阳城君自己拿了一块，给孟胜另外一块，并定下了约定：“如果有人来接管封地，必须出示符节，如果符节符合(能够完整地拼合在一起)，就表示是我的指令。(不然就不是)”后来楚王死了，群臣围攻追杀吴起，在楚王的葬礼上动了刀枪，阳城君也参与了这次行动。后来楚国要追究责任，阳城君就逃亡了，楚国要收回阳城这块封地，楚国派大军包围了阳城，并派出使者请求收回封地。派人来收回封地的人没有阳城君的那块璜玉，于是孟胜说：“接受别人的封地，与别人有符节约定。今天要收回封地，但是没有收到符节。但是依照我的能力无法阻止我守住阳城，为了遵守信义，帮助阳城君守城，看来我不死于阳城是不可能的了。”孟胜的弟子徐弱劝阻孟胜说：“就算死，如果对阳城君有益也就算了，但是这样做，不但对阳城君无益，还会断绝墨家组织，我认为是不可以的。”孟胜说：“不会的。我和阳城君，我是他的老师;即使不算他的老师，我也是他的朋友;即使不算他的朋友，我也是他的手下。如果我不死，那么以后拜见良师时就不会来找墨者了，结拜好友也不会来找墨者了，聘请好员工也不会来找墨者了。我是为了行墨者的道义而死，为了让墨家能继承事业，我将巨子的位置让给在宋国的田襄子。田襄子是一位贤能的人，一定可以带领墨家强大，这样怎么怕墨家断绝，墨者绝世呢?”徐弱说：“听了老师你的话，我受益匪浅，那么就请我先死为你在黄泉开道吧。”于是冲出去和楚军搏斗，死后让墨者们将自己的头颅送回到孟胜的前面。孟胜派遣了两个手下带人冲出重围，要将巨子的令牌穿送到田襄子那里。而阳城被楚军围困，孟胜死了，他的弟子追随他一起赴死的有一百八十人。冲出去的人中有两个人终于见到了田襄子，并且把巨子令牌和孟胜的指令(传巨子位于田襄)交给了田襄子，准备回去楚国和追随孟胜殉葬。田襄子制止他们说：“孟胜子已经把巨子的位子传给我了，你们要听我的，不要回去。”但是那两个人还是回去殉葬了。墨者认为不听巨子的的话就是不知墨家之义。如果仅仅实行严酷的刑罚和厚重的奖赏，(而没有信仰的指导)，一定达不到墨家这种境界。今世的治理方法，大多都是仅仅实行严酷的刑罚和厚重的奖赏，这样像墨家的(崇高的境界)事情就不会出现，这就是古代所认为的以繁烦苛酷为明察啊。

墨子多次与儒家弟子巫马子辩论。一天，巫马子对 墨子说：“你行义，没见有人帮助人，也没见鬼神赐福给你。但你还在做，你有疯病?”墨子回答：“假若你有两个家臣，一个表里不一，一个表里如一，你看重哪个?”巫马子说：“我看重后者。” 墨子说：“既然这样，你也看重疯病的人。”

公孟子多次与 墨子讨论学术、人生等问题。一次，公孟子头戴礼帽，腰间插笏，穿着儒者服饰来见墨子，问服饰与行为有何联系。 墨子说：“从前齐桓公、 晋文公、 楚庄王、越王勾践四位国君，服饰好孬贵践不同，但作为却一样。我认为有作为不在于服饰。”用事实折服了公孟子。

墨子对程子说，儒家学说有四个方面足以丧亡天下。程子说墨子诋毁儒家。 墨子说此为告闻绝非诋毁。数日后，墨子又与程子辩论，称赞孔子。程子问：“您一向攻击儒家，为什么又称赞孔子?”墨子答道：“孔子也有合理而不可改变的地方，应予区别对待”。墨子一生坚持 对事不对人，真正做到了“不以言废人”。

鲁国的南部有一个叫吴虑的人，冬天制陶，夏天耕作，自比尧舜。墨子听说后就去见他。吴虑对 墨子说：“义，贵在切实可行，何必到处宣传!”墨子说：“你亲自陶稼，分之于民，获利太小，我宣传义，可以救天下，获利巨大，怎能不去宣传呢?”

墨子以“兴天下之利，除万民之害”为己任，到处奔走，宣传行义。经过几年的实践，他深感靠一个人的力量不够，必须组织更多的人为义献身。约在三十岁之前，他创办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设有文、理、军、工等科的综合性平民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史称“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其学说成为“言盈天下”的显学。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无愈于人乎?”墨子曰：“我将上太行，以骥与牛驾，子将谁策?”耕柱子曰：“将策骥也。” 墨子曰：“何故策骥而非策牛也?”耕柱子曰：“骥足以策。” 墨子曰：“我亦以子为足以策，故怒之。” 耕柱子悟。

墨家

兼爱。

注：指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地爱天下所有的人。

非攻。

注：指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人类和平。

尚贤

注：指不分贵贱地推荐、选拔、使用德才兼备的人。

尚同。

注：指即“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

节用。

注：指反对奢侈浪费，主张勤俭节约。

节葬。

注：指反对厚葬久丧，主张薄葬短丧。

非乐。

注：指反对奢靡的音乐活动，提倡节约人财物力。

非命。

注：指反对命运之说，主张强力从事。

天志。

注：指天是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天的意志是兴利除害。

明鬼。

注：指辨明鬼神的存在，鬼神能扬善惩恶。

兼相爱，交相利。

注：指既爱自己也爱别人，与人交往要彼此有利。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生卒年代难以确知(约公元前468～前376)。据司马迁 《史记》 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从墨翟的生平事迹推断，他年寿相当长，大约是公元前第五世纪，即春秋战国之际的人物。他生于鲁国，能制造车辖，长于军事工程和守御，大概是工匠或舆人出身，时称他为“贱人”，他自己也不否认。至于是否作过大夫,迄今未有确证。关于墨翟学术的师承问题,据《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孔丘所创的儒家兴于鲁，墨翟长期居鲁，曾入儒门，是有可能的。但他不满儒家烦琐扰人的“礼”和弦歌鼓舞的声乐,不同意儒家使人破财的厚葬和伤生害事的久丧,并反对儒家的命定说，从而另立新说，聚徒讲学。他的大弟子禽滑也曾受教于孔子的门人，后觉儒家的学说不意，方转入墨家。墨家的著述现存《墨子》一书共53篇，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

墨家学派不仅是学术上独树一帜的派别，而且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其具体表现是，以“巨子”为首领，徒众的进退出处，都听命于他，不得违反。墨翟是第一代巨子，据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种为实现学派宗旨而义无返顾的精神，是墨派显著的特点。

儒墨两家在当时并称显学,两个学派的弟子甚多,遍布各地。但两派的阶级立场显然不同。孔丘旨在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墨翟则反映正在上升的“农与工肆之人”即小生产者的要求。彼此利益相反，所以两派形成对立面。由于儒墨两家立场不同，社会政治思想亦背道而驰。儒家主张“爱有差等”，墨家则主张“兼爱”;儒家信“命”，墨家则“非命”;儒家鄙视生产劳动，墨家则强调“不赖其力者不生”;儒家“盛用繁礼”，墨家则俭约节用;儒家严义利之辨，墨家则主张“义，利也”;儒家的格言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墨家则“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如此等等。因此，这两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各有特点。

墨家

教育的目的与作用 墨家的教育在于培养“贤士”或“兼士”，以备担当治国利民的职责。墨翟认为贤士或兼士是否在位，对国家的治乱盛衰有决定性的影响。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够“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在这三项品德中,德行一项居于首位,因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这与儒家的说法颇为类似。但墨家所强调的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则又与儒家有所区别。关于言谈，墨家认为在学派争鸣时代，立论能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否具有说服力，关系到一个学派势力的消长，因此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言善辩，能够奔走说教，转移社会的风气。兼士还必须“好学而博”，而且所学不仅是墨家的中心思想,并且包括技术的掌握。总的说来,墨家所要培养的贤士或兼士，必须具有“兼爱”的精神，长于辩论，明辨是非，又是道术渊博，有益于世的人才。

教育内容 墨翟以“兼爱”、“非攻”为教，同时重视文史知识的掌握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实用技术的传习。禽滑要学习战守之术，墨翟即教以战略战术和各种兵器的使用。《备城门》以下多篇，显示墨翟对于这方面的工艺，有湛深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墨翟的教导不仅是坐而言，而且是起而行。他为了实现非攻的主张,就反对楚王攻宋,并且派禽滑统率门徒300 人帮助宋国坚守都城，使楚王不得不中止其侵略计划。

墨翟卒后，后学继承其业。当时物质生产有所改进，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百家争鸣亦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墨家门徒多出身于“农与工肆”，在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中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增长了不少科学知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以及《大取》《小取》等篇，大抵是墨家后学在百家争鸣中，进行研讨辩论，不断总结提高的结晶，其中所涉及的认识论、名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等，其造诣都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也丰富了墨家的教育内容。

教学思想 关于知识的来源，《经上》指明：“知：闻、说、亲。”《经说上》又解释为:“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就是说，人的知识来源有三种：①亲知，即亲身经历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体见”即局部的与“尽见”即全面的两种。②闻知，即传授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为“传闻”与“亲闻”两种。③说知，即推论得来的知识，这种知识不受方域语言的障碍。 这三种知识来源中， 以“亲知”及“闻知”中的“亲闻”为一切知识的根本，由于“亲知”往往只能知道一部分, “传闻”又多不可靠, 所以必须重视“说知”，依靠推理的方法，来追求理性知识。这对于人们的认识事物，作了明确的分析。

墨翟关于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与检查认识的正确性问题，还提出了有名的三表或三法。他在《非命上》先提出“言有三表”，在《非命中》和《非命下》又提出“言有三法”。二者内容基本相同。三表或三法是“有本之者， 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翟认为， 判断事物的是非， 需要论证有据， 论据要有所本，“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本于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但仅凭古人的间接的经验来证明还是不够的,必须“有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考察广大群众耳目所接触的直接经验。第三表是“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当这一言论或判断当作政策法令实行之后，还要看它是否切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三表或三法是墨家判断事物是非、辨别知识真伪的标准。这也是墨家的逻辑学。儒墨都讲逻辑学。孔子主张“正名”，就是以“礼”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利害;墨子主张用“本”、“原”、“用”三表法，就是上考历史，下察百姓耳目所实见实闻，再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利。对比起来，墨家的方法是较有进步意义的。

墨家学说

墨家重视思维的发展,注意逻辑概念的启迪他们为了与不同的学派或学者论争，为了劝告“王公大人”勿做不义之事，必须辩乎言谈，以加强说服力。因此，墨翟创立了一些逻辑概念如“类”与“故”，应用类推和求故的思想方法进行论辩，以维护他的论点。例如“好攻伐之君”反对“非攻”，列举禹、汤、武王从事攻伐而皆立为圣王，以这些例子质问墨翟，他答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这里，墨翟指出“攻”与“诛”是不同类的概念，不容混淆。墨翟还嘲笑儒家用“同语反复”的答问方式。墨翟问儒家：“何故为乐?”答曰：“乐以为乐”。墨翟认为这等于问“何故为室?”而答以“室以为室”。以同样的东西解释同样的东西，正是逻辑学所指出的下定义时的典型错误。只有答以冬避寒、夏避暑、又可以为男女之别，才是正确回答为室之故。由于墨翟重视逻辑思维，辩析名理，不仅运用于论辩，而且运用于教学

墨翟长于说教，除称说诗书外，多取材于日常社会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经验，或直称其事,或引做比喻,具体生动，较能启发门弟子的思想，亦较易为其他人所接受。例如他以分工筑墙为喻，教弟子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又如，有二三弟子再向墨翟请求学射，他认为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告诫弟子不可同时“成学”又“成射”。这些例子也说明，墨翟教学注意量力,既要求学生量力学习,也要求教者估计学生“力所能至”而施教。只有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使能力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基础上，做到可能“成学”者成学，可能“成射”者成射。对教师讲，这也是“因材施教”。至于不允许学生同时既“成学”又“成射”，也具有使学生学习要“专心致志”的意义。

主要著作/墨家 编辑现存《墨子》五十三篇，由墨子和各代门徒逐渐增补而成，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其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经》或《墨辩》，着重阐述认识论和逻辑学，在逻辑史上被称为后期墨家逻辑或墨辩逻辑(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另两个为古希腊的逻辑体系和佛教中的因明学);其中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天文学、几何光学和静力学。

儒家不相信天地鬼神，结果“天鬼不悦”。

儒家坚持厚葬，特别是父母去世，子女要守三年之丧，浪费了底层民众的财富和精力。

儒家“盛为声乐”，一直的迷信礼乐治民，“为之过也”，结果只是少数贵族奢侈享受。

儒家主张宿命论，造成民众怠惰顺命，荒废此生。

儒家钻伦理学的牛角尖。行为滑稽。用辞不当。还自高自大。不可一世。

儒家“亲亲有术”，是包装着重亲的皮，因人废行。只对关系好的亲戚判定其为亲戚。

分析：第1、2、3点的根本原因在于儒家和墨家的不同的出发点。孔子代表一些传统的力图通过周礼的改良等方式来安定社会的统治者的思想，而墨子反映的是处于社会下层民众的观点。第4点是属于墨家的误解，儒家所说的命，是人力无法控制的某种力量。“天人之分”。而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方面是人只要努力就能控制的。认同人有自由意志。“天人合一”。但是到了荀子一脉，儒家强调先尽力而为，最后才接受人力所无法改变的部分。这种“知命”。已经远离了其原始意义，含有豁出去的意思。

尽己所能的作为，掌握天命为我所用，哪里还有五十而知天命而退含义。

第5条，实在是冤枉儒家了，儒家不是自认为自己可以骄傲而骄傲，而是真诚的以为自己掌握了究极真理而引发的道德狂热，殊不知这个世界本是矛盾的，既有道德规范下允许的一种道德，是正确的。也有道德规范不允许的其他道德，也是正确的。

第6条，孔子认为有君子儒，也有小人儒。

这一条至关重要，和第五条关系紧密相关。

存在一种人，他不是完全的尊尊亲亲的儒家，同时，他对亲友尊上又不是墨家的血亲礼同。这种人，两者中”合理“部分取出，同时两者的不”合理“的成分剔除。按今天话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其理解的亲疏贵贱乃是，对朋友讲求一分为二的对待。对真心相待不计较得失的朋友是采取儒家对外标准对待，明知互相利用的朋友采取墨家标准，不敢有对外之不悦之色，亲而内疏之，为了显示自己亲切，会把本该给予真心相待的朋友的部分转移到明知利用的朋友身上，为了发泄自己的委屈，又进一步强化了，对待本来亲切的朋友的虐待理由。”他是外人”，即对他好必须是亲人，非亲人，对他好是恩惠。通过建立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最终实现了：既通过对假朋友友好，获取了不该得到的利益，又通过合理化排斥真朋友，发泄了受了获取利益的委屈。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不正巧解亲亲疏疏的杰作之一吗?

首先，是爱有差等与“兼爱“的对立。

儒、墨两家虽然都提倡“仁“，但是两家“仁“的含义却是各不相同的。

儒家的“仁“，虽然也主张“爱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从政治角度考虑，对统治阶级来说，是要调和其内部矛盾;而对被统治者来说，表面上的爱，是为了劳动者为统治者卖力。

从执行的现实操作角度考虑，儒家的“仁“，是受着宗法制的制约，内容强调血缘关系，领导关系，先后关系“亲亲、尊尊、长长”的区别。比如，《孟子·告子上》记载就明确说：“亲亲，仁也。”孟子认为这样便使爱有了亲疏厚薄：两套方案。

墨家主张的“仁“，是“兼相爱，交相利”，是要利益的爱。

这是一种普遍的爱，是理想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孟子因此批评墨家的“兼爱“是“爱无差等“。②

宋明以来至今，学术界多持儒家爱有差等与墨家“爱无差等“的对立。

但是孙诒让《墨子闲话·墨家诸子钩沉》据马总《意林》辑录《随巢子》(墨子弟子)的材料认为，随巢子在论述“兼爱“时说“有疏而无绝，有后而无遗“，即有亲疏的差别，但没有被拒绝的;有先后的差别，但没有被遗忘的。

所以孙诒让怀疑孟子的可靠性，他说：随巢子保存了墨家“兼爱“说的原貌，因此认为，“爱无差等“的说法，是墨家“传述之末失，加上后人的附会，才成为被攻击的把子，而它的本意并非如此。③

回答：兼爱是病急乱投医

其次，“罕言利“与“交相利“的对立。

儒、墨两家都提倡“义“，然而两家“义“的含义也各不相同。儒家往往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而墨家则认为“义“与“利“是合一的，而且还认为与“兼相爱“是密不可分的。“兼相爱“的具体表现在“交相利“。这与儒家的“义利“观是显然对立的。孔子不仅“罕言利“，④而且还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把重视“利“的称为“小人“。

回答:都是书呆子，义与利本来就是两个概念，两回事。既有冲突又有重叠。而且儒家老祖宗孔子半步论语，无非是让学生不吃亏

第三，“天命“论与“非命“的对立。儒家认为人的长寿或短命、贫穷或是富贵、国家治乱与安危等等，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即《论语·颜渊》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墨家否定儒家的这种“天命论“，而主张“非命“，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奋发图强，“不敢怠倦“。①

回答：墨家理解的命和儒家理解的命完全是两回事

第四、不重鬼神与“明鬼“的对立。墨家虽然主张非命，却又不是无神论者。墨家相信鬼神，主张“明鬼“。这与不重鬼神的儒家也是对立的。孔子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鬼神，但是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并“不语怪、力、乱、神“。因此，他确实怀疑鬼神的存在，至少也是不重视鬼神的。

回答：孔子只说敬鬼神而远之，没说敬天而远之，墨子说儒者不尊天明鬼。

第五，“厚葬“与“节葬“的对立。儒家从贵贱有别出发而重视礼仪。特别是古代“厚葬“、“久丧“的礼仪，为儒家所维护和提倡。据《庄子·天下》说，古代的葬礼，“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而丧礼据《礼记·曾子问》记载，是实行“三年之丧“;墨家则反对“厚葬“、“久丧“，而主张“节葬“、短丧。其出发点是节约社会财富，因为“厚葬“、“久丧“会造成“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的后果。墨子制定的埋葬的办法是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穿两件衣服就可以了。送葬时仅“哭往哭来“，不过分悲伤。埋葬之后，照常从事劳动。总之，墨家主张不因丧葬而影响物质财富的生产。

第六，重乐与“非乐“的对立。儒家不仅重礼，而且重乐，孔子教授弟子的“六艺“之中就包了“乐“。“乐“与“礼“是相辅相成的，对于维护等级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音乐也是一种在精神上抒发感情的活动与享受，但也应该有所节制。不仅贵族享受，还要像孟子主张的那样“与民同乐“;①而墨家主张“非乐“，反对音乐享受。他认为享受音乐要花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影响从事国家的管理和参与生产劳动。因此他得出结论：要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必须要禁止音乐。

第七、“正名“与“取实与名“的对立。在名实观上，儒、墨两家也是对立的。儒家主张“正名“，是要按照周礼的等级名分来匡正当时实际上已经变化了的“名“、“实“关系，其着重点是“名“，而不是“实“;墨家则相反，主张“取实为名“，其着重点是“实“，而不是“名“。

墨家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十点：

完全的、不分彼此，无差别的博爱，

与儒家的亲亲相对反，将父兄慈、子弟孝、尊长友、年幼悌......等等的亲人对待方式，扩展到其他陌生人身上。

《论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

兼爱同样是用了建造和平，平息惨斗。儒家对此目的其实也是支持的，兼的内容重点在劝爱且禁恶。

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用三纲五常，礼，恕等等儒家理论来支持。恕就是禁止讨厌，礼就是劝进善心。不过换个名词。方便儒家独尊罢了。

反对侵略战争，战争对于败者的伤害及，伤人命、损其才，是没有意义的破坏行动。而对于胜方而言，仅仅是获得了数座城池与税收，但总的来说伤害与损失也是巨大的，所以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行为。墨子提出正义的战争与不正义的战争，认为正义战争是诛，并不反对。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曰：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恒者，老旧也。指原先的周朝世袭制

:《左传》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由于时局动荡，巫文化的衰败，很多世袭贵族腐朽无能，大诸侯对分封制的敌意更加强烈，民间也开始要求变革原有的不平等旧制度，取消大夫士的特权，墨子出于贱人，提出民虽下贱也不可以薄。薄，鄙薄，薄待，薄礼。

孔子死后，儒门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

同一道德字眼，同一人的态度，此一时彼一时。而且不是直接否定道德，是从口诛笔伐的内容本身弄字眼，把口诛笔伐的做法变成顺乎道德的个人权利。譬如：把不劳而获说成是劳心者治人

由于有缝隙可钻，有利可图，一人振臂，文人阶级一哄而起。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

墨子认为是诡辩造成这种思想混乱局面。提出大统一口径，并惩罚这种利用倾危缴绕之辞，谋私利的作家。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书同文，车同轨。

以天子的口径为标准，大一统思想与口径，阻止礼崩乐坏的蔓延的同时顺便符合有利于平民的标准。

墨子认为，工匠建造总是需要一个单位尺度作为计量，能工巧匠能够完全刻画无误，不巧者虽不能完全无误，但依尺度动作，效果仍然良好过单靠自己个人能力，主观的自由探索。

所以墨子提出要按章办事，按照章程来操作。仁，内也，是心的感觉;义，外也，是外在的标准。

墨子认为”天“是有人格的，高贵且聪明，天之行广而无私，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应以天为尺度计量自己的行为。墨子认为天是无差别的博爱，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

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所以人必须兼爱。最后一级一级的统一为兼爱整体，以兼爱的做法废除一切战争与学术矛盾

希望以神鬼之说使君主警惕，杀无辜者得不祥，不可以因为一些怒气而杀害臣民的生命。所以和无神论者一样的不相信巫术，不信有命运，却相信人死后会有灵魂

否定命运的存在，认为世界是公平的，赖其力者得其生，不赖其力者不得其生是理所当然的。认为不存在命运这种安排人的富贵、生死的意志与偶然，一切都是人自作的，必然且合理。

摆脱划分等级的礼乐束缚，废除繁琐奢靡的编钟制造和演奏，古代音乐费时耗事，花费甚大，于国家并无生产的行为，乃无用之事。废除大型音乐，符合有利于平民的标准。

认为贵族浪费，过度享受导致老百姓群起为盗。观察到万物节则阴阳和，以此劝说贵族，节约开销

农村把家庭的大量财富浪费在葬礼筹办，请客吃饭，周朝的厚葬，对贵族是小事一桩，对穷人则要倾家荡产，还不能劳动生产。废除远古留下来的葬礼习俗，符合有利于平民的标准。

此外还有逻辑学等;墨子还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力学、几何学、代数学、光学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是当代诸子所望尘莫及。墨家在科学上的成就为众多学者所称赞，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先秦唯墨子颇治科学”。历史学家杨向奎称“中国古代墨家的科技成就等于或超过整个古代希腊。”

儒家后期对墨家思想进行了部分的吸收改造，成为了自己思想的一部分，用其他理论予以构架。如荀子也反对宽恕恶人。互相学习借鉴的结果。

1 在已知条件下无法判断事情真伪时，默认为真;直至事实证明该为伪为止，推翻该论点。

2 墨家是唯一正面对抗儒家的周代知识群体，由于墨家的仁义上无法驳斥儒家的仁义，只能从操作性，实用性，与功利性来否定儒家的仁义道德。

曾有一个鲁国人献给宋王两副连环，说是最聪明的人才能将这两副连环解开。宋王倾尽举国智囊，也未能解开这副连环。

就在宋王窘迫万分之时，一位风尘仆仆的辩士赶到宫廷，轻易地解开了其中一副，然后就说：“都已经解开了。”他解释道：“另一副连环本来就不可解。不可解便是这副连环的解。”

一席话说得众人云山雾罩难分东西。就是这位辩士倪说，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提出了一个著名论题—“白马非马”。

所谓“白马非马”，即“马”是“马”，“白马”是“白马”，“白马”与“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白马非马”的提出轰动一时，折服了当时许多名辩智士。然而，真正用无懈可击的逻辑击倒这名自鸣得意的辩士的，还是墨子。

墨子以排山倒海之势列举了四种推论：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船，木也，入船，非入木也。且读书，非读也。好读书，好书也。桃之实，桃也。棘之实，非棘也。解释：白马是马，所以骑白马，可以说是骑马

骊马也是马，所以骑乘骊马，也可以说是骑马

车，是木头做的，(但是我们)乘坐车(驾上)，(我们)不能说是在乘坐木头

船，也是木头做的，但是进入船(舱)，(我们也)不能说是进入了木头里。

去读书(‘将就着马马虎虎看看’或‘泛泛而览’)，这种行为不能称之为读书

喜爱读书，才是喜爱书籍的表现(若译为此则两好均读为“hao”4声来看的，此为一种看法。)

细品自揣，才可说是真正的读书(若译作此则第一个好为一声调，此也为一种看法，有意译成分)

桃树的果实是桃子

荆棘的果实却不是棘刺

墨子的形式逻辑相当严密。他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指出“辟”、“侔”、“援”、“推”四种辩论方式的逻辑要求与常见逻辑错误。墨子的逻辑学可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古印度因明学媲美，并列为形式逻辑三大源流。

回答：丧葬祭祀在古代受到重视，起初源于对鬼神的信仰，而儒家重视丧葬礼仪，过去以为不是由于信仰鬼神，而是出于重视去世的祖先的。但现在有人怀疑这种说法靠不住。

• 墨家信仰鬼神，却反对丧葬祭祀的繁重礼仪?

回答：墨子论证鬼神的存在，拥护墨家的新文化学者认为，是为他的兼爱理论作张本，而并不是对超自然有什么兴趣。他关于“天志”和“明鬼”的理论只是为了教人，尤其是统治者相信，实行兼爱，将得上天奖赏;反之，将受上天惩罚。这是墨子倡导的宗教规范。而墨子残文则未必如此。

• 墨家取兼爱，却允许甚至辩护杀盗贼。兼爱盗贼，却要杀之而后快?

回答：墨子惨痛的知道乱世的真实样子，

子曰：礼崩乐坏。东周天下大乱，盗贼蜂拥而起。按墨子的话说：贼爱其室不爱其异室，窃异室以利其室。

可见墨子认为，与其说是为了兼爱来防止臣子不孝君父，不如直说是为了防止盗贼产生。

正是为了反对盗贼，所以墨子才以道德至上的来规范每个人爱彼此，并以此鼓动君王行他的兼爱至上的规范。

由于主张爱人之身如己身的根本动机被隐藏了，所以才出现既赞扬杀盗杀贼之身却又固执的论证这也是对盗贼之身的爱。反过来说，其实这也是一种自我欺骗。尽管是善意的。但谎言就是谎言，即使重复一千次也还是谎言。

墨子爱人，却产生了杀盗贼与爱盗贼的混乱，墨子说过，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可是兼爱的人的也是乱之所自起，律禁止不爱人而只要求兼爱来阻止混乱又怎么可能呢。

墨子称道大禹治洪，从而使后世的墨者，多用兽皮粗布为衣，穿着木屐草鞋，白天黑夜都不休息，以自苦为极乐，并说：“不能这样，就不是禹之道，不足以称为墨者。”

由于墨家史料记录实在太少，已经不能准确知道后期墨家的动向。但这种大狂热的精神，岂不又正好是最易产生混乱的来源吗?假如没有兼爱，是否这种狂热就能少一些呢?

• 墨家的人性观人性莫贵于正义与论证论据的逻辑矛盾?

墨家以为人性莫贵于义，引用的例子却是武士为了自己的面子，而去杀害别人生命。这种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是否是墨子不愿意让人知道的本体论

墨子画像在高居庙堂寻欢作乐的儒士，严刑峻法役使天下的君王胥吏，飘然物外游戏人间的道士身后，总有一群身着简朴衣裳的墨者，为了天下安宁，万民福祉，冒着诸侯国的通缉和大军的兵锋，劳作、奔走在华夏大地之上。

墨家思想是中国古文完整版的辨证唯物主义及辨证唯物论。中华文化的特质是一种人伦文化，热爱自然科学、关心物质运动的人被划入“劳力者”阶层，这种近乎本能地看轻自然科学的意识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弊端。所以，中国历史上，自然科学家很少有崇高的地位。墨子懂得太多的自然的道理，有那么多发明创造，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奇迹。无论是循规蹈矩的儒生，还是浪漫超然的道者，都不过是求得一己的安宁和自我形象的完善，惟墨子能够真正摆脱各种社会势力的纠缠和引诱，从力学、光学、几何学、逻辑学等广泛的知识领域去把握生命本来的含义，认知世界的真相，从而形成寻求真知、注重实践、自励自强的可贵的品格。

春秋时，有个叫尸佼的人这样定义宇宙：“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今来曰宙。”几百年后，墨子这位雄心勃勃的科学启蒙者，企图用更系统更严密的语言来描述他所观察的宇宙，于是一部奇异的著作《墨经》流传于世。

《墨经》分《经上》、《经下》、《经上说》、《经下说》四篇。《经上》大都是原理、定义、界说;《经下》则建立论题并论证;《经说》则是对《经》的解释与阐述。

希腊人芝诺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悖论：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阿基里斯是《荷马史诗》中的善跑英雄。奔跑中的阿基里斯永远也无法超过在他前面慢慢爬行的乌龟。因为他必须首先到达乌龟的出发点，而当他到达那一点时，乌龟又向前爬了一段。中国先秦也有类似的悖论，如庄子为了证明他的虚无主义，提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墨子化解了这一千古疑难。他设想有一条线ab，从a端向b端前进，进到全长一半c，则斫去，剩余cb是全长的一半。再如前法取cb一半，剩为全长四分之一。如此取至无穷多次，最后必将到达线的最前端b。这正是数学上的极限逼近原理。直到1655年英国的瓦里斯出版《无穷算术》，才有“极限”概念的正确解释。

众所周知，墨子首先是位机械师，因而在他的著作中，包含大量力学与机械设计原理。

他在《经上》中明确提出，力是物体加速运动的原因，即“力，刑之所以奋也”。更进一步，他在《经上说》中指出，力与重力等效，即“力，重之谓”。纠正了流传已久的谬误：把重力与重量混淆。他这种论断与近两千年后伽俐略、牛顿的理论极为接近。

墨子纪念邮票在《墨经》中，空间是一个与时间密不可分的概念，墨子认为“宇”即“域徙”，即物体运动的区域。两千多年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这一直觉的朴素时空观添上了完美的注脚。

在光学方面，墨子还详尽地说明了小孔成像的原理。光线照入小孔同箭的射入一样，即光是直线传播的，从物体高处射入的光线到达壁的下方，从物体低处射入的光线到达壁的上方。人足在下，蔽着下光，故足的影成于壁的上方，人首在上，蔽着上光，故首的影成于壁的下方。

《墨经》成书的年代比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还要早，但其涵盖的内容却要丰富得多。

作为机械制造大师的墨子，第一个提出机械设计三大定律，以规范机械师的设计标准。这三大定律在《墨子》中称“三表”，说的就是，一要根据历史的经验，二要考察人们的反应，三要考察实际效果是否有利于国家人民。

在墨子的著作中，对杠杆、斜面、滑车等于民有利的机械原理大书特书。比如他完整无误地阐述了杠杆原理，短臂叫本，长臂叫标，指出杠杆省力的原因乃“本短标长”。他提倡用滑轮(挈)与斜面(滑车)来帮助提升重物。他设计的滑轮系统与英国的“阿特伍德机”极其相似。

以“墨守”闻名的墨子，在军事器械的设计上自然不遗余力。通过他的著作，我们不难窥见先秦战场上华丽的机械化作战场面。

“赣车”乃攻城战车，覆盖有生牛皮，里面可以装载十人，推动它直抵城墙，可以挖掘破坏墙体，堪称古代坦克。

“连弩车”，结构极其复杂，一发数十箭，反力甚大。故制造连弩车的木材两端须一尺见方，长度视城墙厚度而定。需十人操作。

“籍车”，全车由纯铁打造，一部分埋在地下，由多人操纵，能够投掷炭火、石块等。籍车就是古代的大炮—投石机。

此外，在《墨子》中还记载了“云梯”、“悬门”、“橐”、“轩车”和“轺车”等攻守器备。

墨子

墨守成规

墨子话说公输班(鲁班)为楚国造了云梯，将要攻打宋国。墨子昼夜不停赶到楚国，力图阻止战争。于是，墨子与公输班这两位奇才，在楚国宫廷里进行了一次模拟演习。公输班攻，墨子守，以鲁国民间不成文的工匠隐语作为规则，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班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九次挫败了他的进攻。公输班技穷智竭，投械认负。面对墨子的高超智慧，以及数百墨家弟子在宋国严阵以待的现实，楚王不得不哀叹：“无攻宋矣。”

二人攻守战的详细情形，言辞精约的《墨子》中没有记载，但是，从墨子与其大弟子禽滑厘的问答中，我们可以窥见一隅。

禽滑厘问墨子：“当今世上进攻的方法不外乎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轩车，请问老师，如何防守这十二种进攻?”

针对以上各种攻城方法，墨子分别提出破解良方，内容极为详尽。墨子特别强调“守城者以亟敌为上”的积极防御的指导思想。他认为，守城防御“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而“亟伤敌”的具体措施是：利用地形、依托城池，正确布置兵力;以国都为中心，形成边城、县邑、国都的多层次纵深防御，层层阻击，消耗敌人。此外，墨子还对战斗中的各种技巧、防御装备的制作方法作了说明。比如战斗中旗帜的运用，可按五色代表不同的军令内容。向弓箭手队伍发出的号令也分多种。他还对城内防御工程的建设、武器装备的准备及使用细节、岗位设置规律等做了详细讲解。

在已知条件下无法判断事情真伪时，默认为真;直至事实证明该为伪为止，推翻该论点。

(墨翟作出"鬼神之有"错误论断，总共在发展历程中的几次重大错误等，都是遵循该规则的)

曾有一个鲁国人献给宋王两副连环，说是最聪明的人才能将这两副连环解开。宋王倾尽举国智囊，也未能解开这副连环。

就在宋王窘迫万分之时，一位风尘仆仆的辩士赶到宫廷，轻易地解开了其中一副，然后就说：“都已经解开了。”他解释道：“另一副连环本来就不可解。不可解便是这副连环的解。”

一席话说得众人云山雾罩难分东西。就是这位辩士倪说，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提出了一个著名论题—“白马非马”。

所谓“白马非马”，即“马”是“马”，“白马”是“白马”，“白马”与“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白马非马”的提出轰动一时，折服了当时许多名辩智士。然而，真正用无懈可击的逻辑击倒这名自鸣得意的辩士的，还是墨子。

墨子以排山倒海之势列举了四种推论：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船，木也，入船，非入木也。且读书，非读也。好读书，好书也。桃之实，桃也。棘之实，非棘也。

墨家思想电影《墨攻》解释： 白马 是马，所以骑白马，可以说是骑马。骊马也是马，所以骑乘骊马，也可以说是骑马。车，是木头做的，(但是我们)乘坐车(驾上)，(我们)不能说是在乘坐木头。船，也是木头做的，但是进入船(舱)，(我们也)不能说是进入了木头里。去读书(‘将就着马马虎虎看看’或‘泛泛而览’)，这种行为不能称之为读书。喜爱读书，才是喜爱书籍的表现(若译为此则两好均读为“hao”4声来看的，此为一种看法)。细品自揣，才可说是真正的读书(若译作此则第一个好为一声调，此也为一种看法，有意译成分)。桃树的果实是桃子，荆棘的果实却不是棘刺。

墨子的形式逻辑相当严密。他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指出“辟”、“侔”、“援”、“推”四种辩论方式的逻辑要求与常见逻辑错误。墨子的逻辑学可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古印度因明学媲美，并列为形式逻辑三大源流。

在春秋战国之际，墨学与儒学并称显学。可惜从秦统一六国以后到清朝的两千年里，墨学进入最低潮的时期，基本上是处于停滞阶段，治墨者屈指可数。

现在看来，墨家学派的《墨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于科学启蒙的著作。它比阿基米德掌握杠杆原理要早两个世纪，与欧几里得一样对几何学进行了朴素且严密的定义，可是它并没有取得《几何原本》在西方科学史上那样彪炳史册的地位。它也没有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科学革命，这不能不令人嗟叹。

墨子谈兼爱，可惜生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版图吞并时代，统治者只看中他的守城术。墨子谈科学，可惜人们宁愿相信虚无缥缈的蓍草龟甲。墨子崇尚技术发明，可惜在夸夸其谈的仕人眼里，这些不过是“匠人之作，奇技淫巧”。

有一点十分令人疑惑：秦汉后，为什么墨家未能够如同儒道法家一样流传于世?墨家学派曾有过辉煌的时光。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 (《韩非子·显学》)将儒学与墨学相提并论。庄子也较为客观地评说墨子道：“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庄子.天下》)孟子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即杨朱学说，专家认为是早期的道家学说)则归墨”，可见当时最盛行的只有儒墨道三种学说，孟子在他的著作里常以刻薄的语言非难墨家，从反面证明了墨子作为儒家最大的反对派已获得与孔子并驾齐驱的显赫地位。近世哲学史大家冯友兰先生在《原儒墨补》中说：“在先秦及汉初孔墨并称，盖二人所代表之学派皆具有甚深的社会背景，及甚大的社会势力也。……与孔子抗衡之武圣人之称，实则惟墨子足以当之。”

墨家学说研究书籍然而，到了秦汉之交，墨家已急趋衰微，墨子的影响日渐减小，墨家学派几经支解，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以至于《墨子》一书几度散失，至今仍有多篇失佚。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如日中天，道家后来居上，“儒道互补”构成中华文化的基本结构，墨家却无可奈何地被挤出了中华文化之河的主航道。

一、墨子以“非儒”起家，反叛不平等的现有秩序和各种侵略行径，成为贯穿他的整个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的一条主线。他总是无保留地站在弱小者的一方，成为社会既得利益集团最大的思想障碍和行为障碍。他主张“非攻”，反对以武力胁迫对方，殃及广大无辜百姓，这只能为被强大的诸侯国打得溃不成军的弱小国家拥护，正四处扩张的强势国家显然是非常恼火他的。

二、节用，节葬的价值观。他反对将宝贵的生命虚度在漫长的服丧期内，让每个人多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他反对王公大臣养三妃六妾，让天下的女子享受人间的幸福，这显然又为统治集团所追捧的儒家所不容。

三、墨家极力主张吃苦耐劳，要求做到“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这显然又让锦衣玉食的王公贵族们气得牙痒痒，试想，好不容易打下江山正欲享尽荣华富贵的权贵们，听得进他那刺耳的话吗?在统治阶层中有人讥评墨学为贱人之言，荀子更是嘲讽墨学为役夫之道，这一点也不奇怪呵!正因为此，历史上总有那么一部分占尽便宜的人惧怕他，嫉恨他，甚至抵毁他。而儒道两家，则与那些上等人的想法吻合得多，其思想主张听起来要顺耳得多。在统治集团和文人雅士的人生格局中，进则以儒治国，退则以道养身，儒道互补，多么令人惬意呀!只是在惬意之间，平民百姓的利益被忘得干干净净。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为什么墨学逐渐衰微以致湮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先秦时期，儒墨为世之显学，两家争论非常厉害。《非乐》、《非命》、《非儒》是直接攻击儒家的篇目，从《公孟》等篇中，可以看到 墨子在世时与儒家的直接争锋，墨子《公孟》篇中指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当然墨家也遭到了儒家的的痛批。最著名的例子是孟子。《孟子　滕文公下》中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 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在这里，孟子将主张 兼爱的 墨子与主张为我的杨朱对举，说墨子主张兼爱，就是无父，无父就是禽兽。这无疑给墨家带来很大的打击。

汉武帝时期，为了从理论上证明汉王朝的合法性，著名儒生 董仲舒给武帝上《天人三策》，引发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儒家思想成为正统观念，其他的都在打击排队之列，作为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学，自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

墨家讲究的“ 兼爱”，是一种无差等的爱，相对儒家有差等的仁爱而言，显得更理想化，虽然美好，却难以实行。并且，墨家提倡苦行，加入墨家的人要经过严格训练，加入以后还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关于墨子的思想难以实行这一点，墨子在世时就有人对他当面提出过，《 兼爱下》中还墨子反驳过时人“以为难而不可为邪”的观点。《庄子　天下》篇中也表达了这个观点：“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行难为也……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

总起来看， 墨子是唯物主义的，但是为了推行自己的理论，他又提出了尊天事鬼的观点;他反对儒家的复古思想，反对墨守成规，但是又提出“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的判断是非的标准;他自苦利人，精神崇高，但带有若干空想成份，难于为多数人接受;他要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却又有着专制主义倾向。这些都反映出小生产者思想的特点。不利于 墨家的发展。

《论语》温和敦厚，格言不断，《道德经》是哲理诗体，《庄子》恣肆汪洋，是散文奇葩，《孟子》气势充沛，长于辩论，可以说先秦诸子的大多很讲究文采。相对而言，《墨子》一书显得语言质朴，不饰雕琢，甚至部分内容 诘屈聱牙，难以解读。当然这是墨子所提倡的，《墨子　修身》篇中说：“言无务多而务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就是说，语言不要致力于多，而要致力于明智;不要致力文饰，而要致力于明察是非。这种观点自有其道理，但是不可能否认，一定意义上阻碍墨学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