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官大贪

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史延文分析出现“小官大贪”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心理不平衡，部分“小官”自认水平很高却不得升迁，往往用腐败来“补偿”职位不高带来的“被剥夺感”；二是监督不到位，现有的监管机制对一些小职位、小官员约束力偏弱，一些基层关键岗位甚至根本没有监管机制；三是岗位不流通，一些“小官”长期占据关键岗位，在没有有效的监督制约情况下，很容易滋生腐败。

在纪检监察部门近年来查处的案件中，“小官大贪”现象令人触目惊心。

山西蒲县煤炭局原党总支书记郝鹏俊案

山西蒲县煤炭局原党总支书记郝鹏俊案曝光。虽官居科级，但其名下北京、海南等地房产达38处，涉案金额达3.05亿元。

辽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罗亚平

原辽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罗亚平，涉案金额过亿，被中纪委领导批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罗亚平利用为开发商拿地、办理规划审批手续等机会搞权钱交易，甚至直接造假套取土地补偿金，敛财逾亿元，案件惊动中央。罗亚平的“三最”有例可证：级别最低——仅是抚顺市顺城区国土资源局局长，论级别仅是一个科级干部。

湖南省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树彪

湖南省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树彪虽然只是个副处级干部，但作为管理全郴州市6亿元住房公积金职能部门的“一把手”，他从1999年开始，涉嫌贪污、挪用住房公积金11801.5万元，用于到澳门豪赌或个人挥霍，至案发时尚有7747.5万元未退还，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

山东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华森

山东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华森，贪污、挪用公款、受贿共计近 1.6亿元人民币，一个地级市的处级局长，从2003年至2009年8月不到7年的时间内，李华森竟然贪污1.6亿元人民币，如此天方夜谭般的新闻着实让人瞠目结舌。

山西省繁峙县原副检察长穆新成

2009年5月，因涉嫌“以办案为名敲诈矿老板及官员，收受巨款”，山西省繁峙县原副检察长穆新成被忻州市纪委对其实施“双规”。山西省、市两级纪委组成调查组进驻繁峙调查，多家媒体报道称穆新成资产过亿甚至数亿，纪委在穆家现场搜出现金数千万，查封名车5辆。有网友称其为“史上最贪反贪局长”。

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李华波

“亿元股长”：江西省鄱阳县近亿元财政资金被侵吞。从2006年开始，国家级贫困县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李华波伙同他人，逃避财政部门划拨专项资金审批手续，鲸吞9400万元基本建设专户资金。

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住建局原副局长（副科级）李志强

2011年5月，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住建局原副局长（副科级）李志强借职权之便贪污、受贿，违法违纪所得高达2293万余元，一审判处19年有期徒刑。

山西省阳泉市公安局巡警大队长关建军

2011年10月25日，山西省阳泉市公安局巡警大队长关建军涉黑案在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而其查封的资产价值竟达上亿元。

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康营村村干部梁达

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康营村村干部梁达，涉嫌伙同一公司经理骗取政府拆迁补偿款高达1亿余元，市二分检近日对梁达提起公诉。

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原镇长李丙春

2012年2月，利用镇长职务，虚构拆迁事实骗政府拆迁款，挪用镇辖村或镇属单位土地补偿款给房地产公司用于营利，帮企业在该镇租赁土地收好处费，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原镇长李丙春涉嫌贪污、挪用公款及受贿，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李丙春涉嫌贪污3800余万元、挪用公款1.78亿元，本案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

成都铁路局职工教育处职工教育科科长骆玲

一名科长，屡屡贪贿不知收敛，短短几年时间，伙同他人贪贿所得竟高达1500余万元，成为“小官大贪”的典型案例。2017年1月4日，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发布消息，2016年11月11日，经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成都铁路运输分院指控，时任成都铁路局职工教育处职工教育科科长骆玲，被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据了解，为查明骆玲一案案情，检方侦查人员曾多次往返川黔渝三省市，对30余家单位、400余名证人展开了取证工作。

如此“贪胆”的形成，对于任何一级干部来讲，绝对不会出于无知；明知违法乱纪，却依然我行我素，也绝不是出于无畏，而是贪婪与侥幸交替掩护的极端表现。因为贪婪，所以不怕“钱多烫手”；因为侥幸，所以期望“伸手而不被捉”。官德失范是胆大妄为的根源所在，作为党的一名干部，中饱私囊，置百姓生活于不顾，置社会稳定于不顾，这就是缺“德”、缺“官德”，是从根本上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

干部不论大小，都手握一定的权力；职务不论高低，都心存一定的欲望。权力一旦失控，便会张狂变异；欲望一旦不遏，则会焚身滔天。小镇长沦为大贪官，甚至小村长沦为大贪官等案例告诫我们对干部的教育管理绝不能放松。否则，权力张狂、贪欲泛滥，危害的就不仅仅是一两个人了。

贪污腐败古已有之，虽不奇怪，但危害极大。胡锦涛总书记在2011年“七一”讲话中首次提出我们党面临的四大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就是其中之一，也是最大的危险。尤其是基层干部的腐败问题，群众雪亮的眼睛看得更真切，影响更坏、更深。必须从严治理、用力治理、用重典治理，以重树各级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两会新华调查：治“小官大贪”重在束权

201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工作报告显示，2011年，“高官落马”见证了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而“小官大贪”不断涌出，也让人们意识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许多代表委员看来，“小官大贪”归根结底是权力的失衡，唯有“重拳治腐”与“创新防腐”双管齐下，重在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与监督，才能让反腐更为有效。

全国人大代表李建保说，小官员制造大腐败，是行政管理粗放的表现。我国建立的很多预防和遏制腐败的制度，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却遭遇执行不力，而人情网、关系网等等又使得监督走过场、发现不了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忠厚说，“管理制度上有漏洞，很多制度形同虚设”以江西鄱阳县财政局贪污近亿元的一个股长为例，他贪污了9400万元，资金这么大，局长怎么会不知道？怎么通过的审核？各环节签字怎么拿到的？是制度的漏洞造成了最后的“大贪”。“小官大贪”折射出官商勾结，共铸利益链条的腐败本质。他说，社会上有一批人为达到目的，来贿赂官员。如土地开发商，正是为了谋求项目审批后客观的利润，与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可以说行贿和受贿之间有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史贻云说，“小官”的职位虽低，但配置资源的数量并不少，参与决策和执行的机会也不少。目前，与基层腐败制度设计还不到位，群众问责机制没有形成，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增加了小官把权力用到“极致”的可能性。

遏制“小官大贪”，制度防腐是根本

建明检察长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指出，2012年将加强犯罪分析和对策研究，深入开展预防咨询、预防调查、警示教育等工作，落实预防职务犯罪年度报告制度，促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国家和地方不缺乏监督基层干部的相关制度，缺的是敢于碰硬、勤于监督的纪检、检察干部，以及相关纪检监察制度的落实。“大贪小官”们多是集诸多权力于一身，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唯有“重拳治腐”与“创新防腐”双管齐下，才能让“反腐”更为有效。

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说，法制的健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人情社会国情下，法制健全还存在一定障碍，“官员为老百姓办事本是应尽的责任，但很多基层干部还缺乏这种意识。”

此外，对权力公开透明的监督也是行之有效的办法。章百家认为，公权力应当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中。无论是“小官”还是“大官”，都要树立“授权有限”观念，权力非法行使，谋取不正当利益就是违法，矫正扭曲的官本位伦理，形成廉政政府文化。

李连成代表说：“想让干部贪不了大家的钱，办法很简单，就是公开透明，接受监督，村里事是大家的事，钱是大家的钱，权力必须在大家手里。”

一些代表委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官场上弥漫着一种“好人主义”，对于身边的腐败、矛盾和问题，大多三缄其口。大家不愿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求“一团和气”。这一“土壤”不铲除，“小官大贪”就很难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