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希政府

法国战役后，法国即将战败时，总理保罗·雷诺辞职，一战英雄贝当继任总理，向德国求和。

1940年6月22日，德法双方签订停战协定。

1940年7月，法国国会在维希举行富有争议性的投票，授予贝当一切立法、司法、行政及外交权力，选举他为元首。贝当政府改国号，实行法西斯独裁，国会仅成为咨询机构。当时除英国之外的国家都承认维希政府为代表法国的政府。

贝当与德国占领当局合作，以换取轴心国不瓜分法国的承诺。维希当局协助抓捕犹太人和其它“不良分子”，有时，其军队也积极地与盟国对抗。最初，尽管新政府（即维希政府）支持纳粹主义，但是其仍然赢得了很多法国民众的支持，因为他们把支持纳粹主义看作是保持法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必要手段。

维希法国的合法性与贝当的领导权一直受到流亡的戴高乐将军的挑战，他宣称自己是法国合法政府的代表。民意逐渐地转向反对维希政府和德国占领当局，抵抗运动也在蓬勃发展。

在1944年6月盟国攻入法国之后，戴高乐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

当时除英国之外的国家都承认维希政府为代表法国的政府。

在1944年盟军登陆法国后，维希政府迁往德国的希格马林根，次年垮台。

不少的维希政府官员与成员在战后都受到法国政府的通缉与囚禁，维希政府首脑之一的赖伐尔战后被求处死刑，贝当原本也遭求处死刑，但是贝当因其一战战功之故改判无期徒刑，而被囚禁在大西洋中岛屿的一个要塞中至病故。

停战协定签订以后，德国占领者凭借刺刀维持占领区的法西斯统治，建立“封锁区”，各区之间的往来受到严格管理，与非占领区的往来受严密限制，甚至连维希部长的往来也得有德军当局的“通行证”；占领当局解散了一切政党、工会。7月4日，命令禁止聚集街头、印刷和散发传单、组织公共集会和一切示威，禁止收听外国广播，对共产党人实行死刑；疯狂地迫害犹太人，大批犹太人被关押在德国集中营；1941年，实行了人质制度，凡杀死一个德国兵，要用50至300个法国居民抵偿。

“自由区”名义上由贝当统治，实际上却受到希特勒德国的控制。

法国投降后，1940年6月28日，贝当政府由波尔多迁到克勒蒙菲朗。然而，这个城市缺乏供政府各部使用的房屋。

于是，1940年7月1日又迁到温泉疗养胜地维希。维希成为首都，史称“维希政府”。贝当一伙十分厌恶议会民主制，认为议会应对这场失败的“大灾难”负责，有的人甚至说，战败比胜利更为有利，因为战败摧毁了一个“不光彩的议会制度”1940年7月10日，在赖伐尔的建议下，举行了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以569票对80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制宪法令，赋予贝当以全权起草新宪法。从7月11日起，贝当连续颁布三个制宪法令。第一项法令宣布贝当为“法兰西国家”元首；第二项法令规定，在新议会组成之前，贝当拥有立法权，拥有任命一切军政职位的大权和国家元首的全部权力；第三项法令规定，原来的参、众两院一律休会，听候进一步的通知。两天之内，共和国总统、总理被废除，国会的活动被停止，一切行政、立法、司法大权集国家元首贝当身上，甚至连“共和国”一词也被“法兰西国家”所代替。存在70年的第三共和国就此终结。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崩溃之后，代之而起的是“元首”贝当的个人专政。贝当是在法国大溃败的形势下登台执政的，而且他又是凡尔登的胜利者，在法国有很大威望。因此，贝当的个人权威和专政，是维希政府的重要支柱。当时，维希政府的一切文件都是以君主政体的格式开始的：“本人，菲利普·贝当，以法国元帅，法兰西国家元首名义宣布，”这句话明显地表明了贝当政权的个人性质。他为加强个人权力，实行了效忠宣誓制，从1941年1月至10月，一切军政大小官员都分批实行宣誓，效忠贝当。

根据1940年7月12日颁布的第四号制宪法令，赖伐尔成为贝当的第一继承人。

维希政权于1940年10月11日发出了建立“新秩序”的文告，打着“民族革命”的旗号，宣称他们的目的就是“保卫劳动、家庭和祖国”，以此代替了自由、平等和博爱。“民族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解散一些企业家的组织，在所谓“反资本主义”基础上成立管理经济的各种委员会；提出“反托拉斯的斗争”、“消灭阶级斗争”、“回到农业去”等蛊惑人心的口号；进行道德和精神上的革新，号召人们回到敬重上帝、祖国和家庭的观念上去。所谓“民族革命”不过是欺骗舆论、掩盖维希制度反动实质的骗局。

实际上，维希政府反映了法国财政寡头和反动军人集团的利益，尤其反映了与希特勒德国有密切联系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许多大垄断资本家直接参加了贝当政府，当了部长。如印度支那银行总裁蓬杜埃为外交部长，冶金工业巨头皮舍为工业部长，公共运输公司经理布第埃为财政部长，等等。维希政权受到了“法兰西行动”、天主教神职人员等极右派和右派的广泛支持。

维希政权的一切政策措施，都是为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巩固其反动的独裁统治。政治上，消灭一切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停止从国民议会到地方市政局的选举，解散了一切政党，对共产党人进行残酷镇压，对犹太人进行疯狂迫害；经济政策上，解散了企业主联合会，成立了各种组织委员会，由大垄断资本家控制工业、商业各组织委员会的领导权；农业上，由大农业主领导“农民联合会”，加紧对农民剥削；劳工政策上，解散一切工会组织，制定“劳动宪章”，把资本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统一于“劳资协会”的组织；在文化教育上，规定青年有义务在“劳动营”劳动，进行法西斯教育，并为德国提供劳动力。教会又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保护，成了维希政权的重要支柱之一。

1942年7月1日开始的停战磋商中，法国以维持治安为理由向德国要求配置1060架作战飞机和约3万名空军人员。但是德国方面只允诺了法国民航的继续存在，并不同意法国空军的重建。

德国向法国提出了开放法国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的机场供德国空军使用，以此为交换条件允许法国空军的重建。对于法国来说，若真的踏出这一步协助德国的话，法国将无法回头了。对此，法国政府也是有所顾忌的，为了不被卷入德国的战争，一度试图努力地拒绝德国的建议。但是迫于德国的压力，于8月5日接受了德国的条件，法国各空军作战部队立刻被配备到了对付英国的各条战线上。能够自由自在，不受德国干涉地在北非展开军事行动，对法国来说也许是挣回面子的好事。

1942年4月，由于贝当在镇压抵抗运动上与德国貌合神离，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卖国贼赖伐尔出任维希政府总理，贝当成了徒有虚名的国家元首。赖伐尔掌权后，维安团加紧了向准军事组织的变革。1943年1月5日，维安团改名为“法兰西民兵”，由达纳德掌握实际领导权。

加入法兰西民兵的人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法国出生；非犹太籍人；没参加其他秘密组织；自愿加入原则。民兵组织采取了两种组织方式，一种是常备军，这些人全职参与军事行动，成员的年龄在18~45之间；一种是后备军，他们不是全职的，但有义务在紧急情况下入队。在其鼎盛时期，也就是1944年7月份，法兰西民兵大约有8000常备军，2.2万后备军。法兰西民兵下设一个情报部，一个保护高级要员的安保中心。法兰西民兵还建了一所学校，专门负责培养政治和军事精英。

在民兵组织里，混杂着理想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冒险分子和罪犯。他们大多数对空洞的政治理想不感兴趣，他们能够肯定的是，加入这个组织则可以获得一份收入稳定的职业，以及一点配给的食物。

战后，法国的历史学家莫尼克·卢拉德对一部分幸存下来的民兵组织人员进行过统计，在165名人员当中，70%的人出身工厂工人和雇员，17%的人是无业游民，6%的人是工匠、农民，还有其他一些社会各类人员。

他们注定得不到法国人的尊敬，相反，他们是地道的“法奸”：对内镇压，对外阿附。而且比起德国人来说，他们更加令人恐惧，因为他们懂得当地的语言，了解当地的人情，熟知各种情报渠道。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经常对被俘者严刑拷打，正因为如此，他们被视为“法国的盖世太保”。

为了对付抵抗组织，1943年年底，法兰西民兵和党卫军达成协议：法兰西民兵鼓励其成员加入武装党卫军，作为交换，党卫军给民兵提供一些轻武器。在与德国的合作中，达纳德学会了盖世太保对付敌人的各种办法，他也搞起了袋鼠法庭(即不按司法程序进行审判的法庭)，对地下抵抗组织的人安上莫须有的“暴徒”或者“布尔什维克分子”的罪名随意处决。

1944年6月24日，达纳德升任法国内政部长，开始掌管3万民兵，6000名武装警卫和4.5万名宪兵。他加紧了对地下抵抗运动的血腥镇压。

为了打击法兰西民兵的嚣张气焰，法国抵抗组织针锋相对地进行了一次次除奸行动，他们的暗杀常常就选择在公众场合，要么是咖啡馆，要不就是大街上。

1943年4月24日，他们在盖索维斯大街上枪杀了一位法兰西民兵官员。到了11月末，游击队共暗杀了25个卖国贼，刺伤了27个。

最著名的暗杀行动发生在里昂。

1944年6月28日，天刚破晓的时候，维希政府的宣传部长菲利普·昂里奥还在睡梦中。这时在索尔夫伦大街上出现了15个身着法兰西民兵制服的士兵，他们悄悄地摸进了部长的寓所，在一阵乱枪中，部长和夫人双双毙命。据说，游击队员最后还给昂里奥的尸体行了个军礼。这位号称法国的“戈培尔”的昂里奥一直在广播里高声宣扬反英、反共、反犹，他终于闭嘴了。

很快法兰西民兵展开了报复行动，里昂分部的头目鲍尔·杜维耶立即抓捕了7名犹太人人士。6月29日早上5点， 7名犹太人没有经过任何审判，就遭到枪决。当地的警察局长在报告中这样描述：“一条肮脏的公路通向公墓，在公墓的墙边躺着7具尸体，他们头上、胸部多处中枪。每具尸体的旁边插着一块白色的硬纸板，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

与两种阵营的暗战相比，双方的在军事上更是发生了大规模冲突。

阿尔卑斯山的格里耶高地成了两种势力对垒极为尖锐的地区。格里耶的地形便于开展游击行动，这里有一大块平地，可以在未来为盟军伞降提供便利。格里耶高地活跃着500名游击队战士，他们受SOE(二战期间英国间谍机构特别行动处)领导，武器装备精良，但主要是轻武器。

1944年初，11名维希政府的警察被游击队抓住后处决，他们的尸体后来被找到，这件事情触发了维希政权的怒火。

为了复仇，法兰西民兵进攻格里耶高地，但很快受挫。他们便请来德国正规军。

1944年3月，1200名法兰西民兵，外加德国国防军157预备师三个营、德国警察两个营共4000人展开了对格里耶的大扫荡。游击队的轻武器在强大的正规军面前不堪一击，155名游击队员牺牲，数百名遭到逮捕，整个游击队活动区被荡平。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维科尔。维尔科尔是阿尔卑斯山旁的一个三角形地带，丘峦起伏、树木葱茏。1942年开始，这里成为法国抵抗运动的一个根据地。

1944年，这里活跃着400人的游击队伍，随着诺曼底登陆计划的展开，有4000志愿者加入游击队。

1944年7月3日，游击队宣告成立维科尔共和国。14日，游击队得到了盟军空降伞兵的大量物资支持。但同时，德军和法兰西民兵展开了联合清剿。经过3天抵抗，游击队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许多抵抗者试图藏身到浓密的森林里。但德国人展开了大规模报复行动，750名抵抗运动者被杀死。

正因为法国内部的两股势力战争不断，法国历史学家后来干脆把这段时期称为“法国内战”时期。

同德国占领者的合作，是维希政府的基本政策。

1940年10月24日，贝当和希特勒在卢瓦河畔蒙都瓦会谈，确定了法德的“合作政策”。会谈在赖伐尔、里宾特洛甫陪同下进行，双方起草了一份议定书，一致承认迅速击败英国是符合法国和轴心国的共同利益。希特勒向贝当提出，如法国参加对英战争，就可以在北非维持超出停战协定规定的军队。保证法国拥有它在大战开始时同等的殖民地。贝当答应在经济上同德合作，并同意讨论反英的联合军事行动。12月10日，在贝当的指示下，由赖伐尔签订了进攻西非的英国殖民地与拒绝承认维希政权的法殖民地计划，由赖伐尔和德军最高司令部共同执行。这一计划遭到了一部分同殖民地、英美利益有密切关系的大资本家的反对。贝当于12月13日把赖伐尔免职，1941年2月，由海军上将达尔朗代替。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维希政府断绝同苏联的外交关系，批准建立“反布尔什维克军团”，实行“强迫劳动”制，为德国提供劳动力，进一步加强了同德国占领者的合作。

1942年4月，在德国的建议下，赖伐尔重新执政，成为维希政权内外政策的领导者。6月22日，赖伐尔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声明，他说：“我衷心祝愿德军胜利，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胜利，明天布尔什维克主义就会到处泛滥。”维希政府的“合作”政策充分证明它不过是希特勒的傀儡，明显暴露出它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本质。

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登陆，宣告了维希政权和法兰西民兵的末日到来。

8月末，法国很多地方已经解放。曾经遭到德国铁蹄蹂躏的法国人在屈辱、害怕中迎来了复仇的时刻，他们疯狂搜寻法兰西民兵和各式卖国贼。法兰西民兵和形形色色的法奸们不得不逃亡德国。许多人在路上遭到了抵抗组织的猎杀。在法国东南部的上萨瓦省的大波尔南市，一批企图越境逃亡的法兰西民兵成了瓮中之鳖。96名士兵被送上军事法庭，其中76人被宣判死刑。在这些被处决的人中，有两人才刚刚年满17岁。

那些逃往德国的“幸存者”们日子并不好过，纳粹政府将这些曾经的盟友组成了流亡政府，驻地设在辛马廷根城堡。来自于各个利益集团的法国卖国者们在新政府里为了下一步如何行动整天吵吵嚷嚷。而对于那些身强力壮的法兰西民兵来说，他们将要充当炮灰，成为第三帝国最后的殉葬品。

德国将这些法国来的残兵败将合并到了党卫军第33“查理曼大帝”武装掷弹兵师，2500名法兰西民兵加入其中，70名不愿意加入党卫军的人立即被投入了集中营。

1945年，这支7340人组成的“查理曼大帝”武装掷弹兵师在苏联红军的优势火力打击下死伤惨重。

达纳德逃亡德国后，又率领800名法兰西民兵跑到了意大利。在战斗中，达纳德被俘，1945年6月他被押解到了法国，10月被执行死刑。同月，赖伐尔也被处以死刑。而那个在里昂残杀了7名犹太人的法兰西民兵里昂分部头子鲍尔·杜维耶，在1944年9月里昂解放时不知所终。两年后，杜维耶在里昂以叛国罪被缺席审判死刑。数年后，他被人检举揭发落入法网，1994年4月，经过法庭的多次庭审，最终杜维耶以“反人类罪”被判处终身监禁。

正因为法兰西民兵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民兵”这个词在法国开始明显地带有贬义。法国一个著名的摇滚乐团“Trust”有一首风靡一时的单曲名叫“警察民兵”（Police Milice），在这里,他们把法国警察比拟为几十年前的纳粹狗腿子。

著名的作家、评论家伊安·奥斯比经说过，回望二战，英法两国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体验，“对于英国来说是骄傲，是荣耀；而对于法国来说，则是失败和耻辱。”这里的耻辱是贝当、赖伐尔带来的，更是达纳德领导的法兰西民兵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