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

1881年，章士钊生于

调和立国论是章士钊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1910—1919年间其思想言论的基本线索。这也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总结。1962年，年过八旬的章士钊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这么冷静的反思，他早在民国初年就开始了。

因为言论不被国民党所采纳，他便挂冠而去；但他立即另办一个《独立周报》，继续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他逃亡日本，有了冷静总结和反思的好时机。在参与国民党重要政治派别欧事研究会活动的同时，他在自己创办和主编的《甲寅》杂志上，他提出和系统论述了“调和立国”论。这个理论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也严肃地批评了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错误，鼓吹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

在他看来，专制是逆时代潮流的反动祸害。他写道：“专制者何？强人之同与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于己，即莫不乐于专制。故专制者，兽欲也。遏此兽欲，使不得充其量，以为害于人群，必赖有他力以抗之。其在君主独裁之国，抗之以变，则为革命。抗之以常，则为立宪。抗之以无可抗，则为谏诤。”“孟德斯鸠曰：‘且专制之国，其性质恒喜同而恶异。彼以为，异者，乱之媒也。’……彼虽指宗教言，然专制与喜同连，到处可通。”他毫不含糊地认为，不管革命派有多少错误，以袁世凯为首的专制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其危害更加严重。

与此同时，他一再指斥另一种极端——“暴民专制”。他说：“往者清鼎已移，党人骤起，其所以用事，束缚驰骤卤莽灭裂之弊，随处皆有。国人乃皇皇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党人“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漫骂，用力挤排，语若村妪，行同无赖，因之社会之情以伤，阴谋之局以起，则事实具陈，无可掩也。”

章士钊没有停留在现象层次。他指出，中外历史一再证明，走向极端，拒绝调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民国初年，以批判态度观察政局发展的中国人为数不少，但能联系世界历史全局反复思考的却不多见。针对这样的现实，章氏认为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应以调和立国论为指导，作出相应的转变。他清醒地看到，空谈化同迎异，不能真正确立这样的风气和社会运行机制。关键要培养对抗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

他提出“农国”论，几乎全盘否定了自己过去的社会政治理念。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反对现代化的理论。其要点是：中国一贯以农立国，必须坚持这个传统。抛弃一切与工商立国相关联的追求与制度。在政治领域，一反前期的主张，不要总统、国会、政党等等与工商国有关的一切制度。

他一再撰文，反复演讲，说民初以来政局混乱，战祸连绵，都是走错了路，把不切中国国情的制度搬到中国。“吾国祸乱相寻，自辛亥迄今十二年无宁日者，徒以大选无方，奸雄窃发已耳。不去选事，乱无由已……西土现制之有裨于吾者甚少……若夫英美式之国会，断乎无复自存之值。”选举、总统、国会、政党……通通不要。“一言以蔽之，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

进入20年代，章士钊的思想起了巨大变化。引人注目的是他坚决反对

章士钊24岁时，结识了19岁的吴弱男。4年后，于1909年两人在英国

长处在于文法谨严，论理充足，他从桐城派出来，又受了严复的影响不少；他又崇拜他家太炎，大概也逃不了他的影响。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与严复最接近。——胡适

而别张一军，翘然特起于民国纪元之后，独章士钊之逻辑文学，胡适之白话文学耳。——钱基博

章士钊故居51号宅院位于史家胡同中部，是章士钊在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住宅。

该宅原为三进四合院，章士钊一家住前两院，将第三进院落分出去，由北面内务部街另辟门。现存建筑坐北朝南，广亮大门一间，硬山顶合瓦皮条脊屋面。一进院大门西侧有倒座房五间，硬山顶合瓦皮条脊屋面，北房为三开间的过厅，后出廊，硬山顶筒瓦过垄脊屋面。二进院正房三间，前廊后厦，两侧带有耳房各一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均为硬山顶筒瓦过垄脊屋面，抄手游廊连各房。院内四隅种有海棠、苹果等果木，优美宜人。正房内的木装修颇为精美，北面抱厦部分的隔扇由两座八方屏门组成，其顶部为一个楼阁式书橱，上带朝天栏杆，书橱由西面次间内的一架楼梯上去。室内还有一槽碧纱橱。

章士钊去世后，该宅由其女章含之及女婿乔冠华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