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门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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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堂在西城区前门西大街141号。是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堂。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在此地创建,清顺治七年(1650)由当时掌钦天监事汤若望(亦是耶稣会传教士,德意志人)重建,康熙五十一年(1712)重修,乾隆四十年(1775)毁于火,次年重建,此后毁于1900年义和团运动,现存建筑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新建。
大堂是哥特式拱券形建筑,建筑面积约1300平方米,附属建筑约400平方米。顶为供券形,正面有精致的砖雕,柱顶有木刻浮雕馏金花纹。祭台上悬挂着大幅圣母玛利亚油画像。外观宏敞,加上镶嵌着彩色玻璃窗,更显得富丽堂皇。
南堂内有原教堂石碑二,其一为清世祖御制天主堂碑记,今已字迹不清,嵌于大堂前两侧墙壁上,大堂西墙原竖立的铁十字架,约高1丈2尺,系南堂最早的遗物。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2017年12月2日,入选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单。
南堂是北京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座教堂,它是在明万历三十三年由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兴建的,早期的南堂名叫宣武门礼拜堂规模非常小,是一座中国传统建筑,仅在形目位置安放了一座十字架以表示其天主教堂的身份。
清顺治七年,在德国籍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的主持下,在宣武门礼拜堂的原址上开始了天主堂的翻建工程,两年后一座中国风格的大教堂建成了,据史料记载,新建的大教堂“牖器饰,如其国制,内建亭池台榭,式仿西洋,极其工巧,堂前有大理古牌楼一座,署有上赐‘钦宗天道’四金字。”顺治皇帝对汤若望和宣武门天主堂非常关注,曾24次亲临南堂,并赐有御制“通微佳境”匾,由此可见南堂在当时的政治地位。汤若望建成的南堂设施齐全,除了一般的宗教建筑之外还有天文台、藏书楼、仪器室等科学设施,为西方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康熙四十二年,宣武门天主堂重修工程开始,十年之后一座欧洲风格的高大建筑落成,这是北京城内继蚕池口天主教堂之后第二座欧洲风格的建筑。
康熙五十九年,北京发生地震,南堂建筑在地震中遭到损毁,次年葡萄牙国王斐迪南三世出资重建宣武门天主堂,重建的南堂采用了当时在欧洲非常流行的巴洛克式建筑风格,建筑平面取十字形,长八十尺,宽四十五尺,教堂屋顶做穹窿状。
雍正八年南堂再次在地震中损毁,中国的雍正皇帝专门赐银一千两用于南堂的重修,重修后的南堂延续了原先的巴洛克式建筑风格,门窗屋顶皆用穹窿设计,显得更加敞亮和气派。
乾隆四十年南堂又毁于火灾,乾隆皇帝赐银一万两用于恢复教堂原貌,并且手书“万有真原”的匾额赐予教堂。
道光十八年由于反天主教势力与天主教摩擦不断,为了息事宁人清政府取缔了天主教在华的一切活动,宣武门天主堂被政府没收,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才将教堂发还,1860年南堂重新开堂。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宣武门天主堂和其他教堂一样遭到了义和团团民的围攻和破坏,1900年6月14日,南堂被义和团烧毁,同时被毁的还有东堂、西堂、圣尼古拉堂、通州天主堂等建筑。1904年第四次重修的南堂主堂和附属建筑竣工,这就是人们今天看到的宣武门天主堂的建筑。
1979年12月21日天主教三自爱国会主教傅铁山在宣武门天主堂接受神职,成为文化大革命后天主教宗教活动在大陆恢复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同时也标志着南堂再次成为天主教北京教区的主教座堂,目前天主教北京教区行政管理所就设立在这里。
宣武门天主堂共有三进院落,大门为中式建筑占据了教堂的第一进院落,其后的东跨院为教堂的主体建筑,西跨院为起居住房。教堂主体建筑为砖结构,面向南方,正面的建筑立面为典型的巴洛克风格,三个宏威的砖雕拱门并列,将整个建筑立面装点得豪华而庄严,整个建筑里面磨砖对缝,精美的砖雕随处可见。教堂建筑的室内空间运用了穹顶设计,两侧配以五彩的玫瑰花窗,整体气氛庄严肃穆。1996年宣武门天主教堂列名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是一个胸襟开阔,脾气和善,古老而又文明的城市。自元朝在此建都至今数百年来,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源自不同地域的宗教,都在这里找到了一片沃土,扎下了根,并保持着繁荣。老北京人于习惯中略带好奇地看着大街上葛衣麻履的和尚、老道,或者白巾黑袍的修女,不时向他们投去一个和善的微笑。而夹杂在四合院中古朴的寺庙,矗立在街道旁边雄伟的教堂,也都早己融入了北京的风景,为这座古城增添着带有异国情调的绚丽。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元代。据查,门头沟的后桑峪村在1294年就曾来过两个外国传教士,他们不知为什么要跑到老远的那个小山村去传教,1334年,在几间民房里建立了北京第一座天主教堂。明末的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传教。接着,日耳曼传教士汤若望于明末天启二年(1622年)来到北京。自此,天主教堂在北京建了起来。目前城内属北京教区的有8座天主教堂:东堂,西堂,南堂,北堂,东交民巷堂,南岗子堂,平房堂,东管头堂。还有9座在郊区。总共是17座。
由于天主教源于西方,因此北京的教堂建筑形式皆与西方教堂相似,即以罗马式,哥特式为主。只是朝向按照中国“坐北朝南为尊”的习惯,大多数天主教堂都是正立面朝南(而外国则是坐西朝东的)。其中,哥特式建筑高耸的尖塔和内部挺拔的尖拱券顶所烘托出的向上感,以及刻意追求的悠长的交混回响使神父的声音听起来充满神秘感,因而特别受到教堂建造者的青睐。不少教堂的建筑形式都受到哥特式的影响。天主教信奉圣母玛利亚。在这十几座教堂外都有为她修建的“圣母山”或“圣母亭”。山是中国园林特有的假山,圣母安立在山洞之中。红柱琉璃瓦顶的中式亭子与洁白的圣母像显得十分和谐。其中永宁堂的“圣母亭”,考虑到圣母像比较高大,特意将柱子拔高了许多,这是很有意思的。
天主教在元代已传入中国。当时虽然也曾在北京兴建教堂,但随着元朝的覆亡,天主教的发展也随之中断,一直到16世纪后,由于新航路的开辟与西方殖民政策的影响,天主教在中国的开展,才又逐渐热络起来。明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传教,并于次年在广东肇庆建立传教会所,天主教于是逐步深入中国,并在内地扎根。
清初,天主教在中国得到较顺利的发展,神职人员像汤若望、南怀仁等,都受到朝廷相当的礼遇,甚至封为朝臣。但由于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矛盾和冲突,再加上是否允许中国教民祭祖祀孔的礼仪之争,导致了从康熙后期开始的百年禁教,使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受到极大的打击和挫折。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才解开天主教在中国被禁教的束缚。此后,随着列强对中国的政治及军事干预,天主教在中国得到快速的发展,到19世纪末,各国传教士已在多数府、州、县建立教堂,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全国各式教堂已急遽增加至4000余处,教民约有近100万人。
宗教的信仰,本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本国的历史及习俗有极大的相关性,但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与文化差异的影响,有时会造成令人无法弥补的遗憾和灾难。1900年义和团和天主教间的冲突所引发的“庚子事变”,就是这种遗憾的具体史实。
在“庚子事变”中,北京包括东堂、南堂、西堂和北堂在内的多座教堂,均遭义和团团民焚毁攻击。特别是在1900年6月21日,当慈禧对各国下达“宣战谕旨”后,清军亦协助团民攻击教堂和使馆,而其中以攻打北堂西什库教堂最为惨烈,团民和防守在教堂的教民,均有极大的死伤。
从1900年6月16日开始至8月14日为止,约10000名义和团团民和清军,联合攻打由法国天主教驻京总主教樊国梁所服务的西什库教堂。樊国梁在中国除了宗教的活动外,还长期为法国在华侵略的利益服务,因此,在事件发生后,他从法国及意大利公使馆借来部分水兵,连同当时大约3000多名的华人信徒在内,以武装抵抗义和团的攻击。由于他与当时权倾一时的军机大臣荣禄关系甚笃,在荣禄的授意下,命清军不必猛攻,并在调拨攻击的炮弹中,混入整批的废品,致使手持大刀长刃、奋力攻击教堂的团民在法、意军队机枪的扫射下,伤亡极重。连续数十日的围攻,义和团始终没有办法攻入教堂,只是让更多的团民和教民,在这一场谁也说不清对错的事件中,含怨牺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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