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

戴震的祖先在唐朝曾做过大官，但戴震的曾祖、祖父和父亲均不曾为官。戴震的父亲戴弁是贩布的行商，在江西南丰做着小本生意，仅可糊口而已。雍正元年（1723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戴震生于安徽徽州府休宁县隆阜，据说因出生那天雷声震天，故父亲为他取名为震。

明清时代的徽州，不但商业发达，文风也极兴盛。戴震自幼聪敏，过目成诵，十岁的时候每日读书数千言不休，十七岁学《说文解字》，尽得其目。戴震也自称，对于《十三经注疏》，“不能尽记，经及注则无不能倍（背）诵”。说明他少年时通过自学建立了坚实的基础。某日读《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私塾老师说：“此何以知其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朱文公所说。”但戴震接着指出周朝离宋朝有两千年之遥，为什么朱子能知道这些事呢？问得老师无言以对，其师不禁赞叹“此非常儿也。”

乾隆五年（1740年），十八岁的戴震随父客江西南丰，又课学童于福建邵武。这一时期，同里程询对他非常器重，言道：“载道器也。吾见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硕辅，诚不足言。”后来戴震在文章中称程询为“先师”。

其学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亦不尚博览，务为专精。在文字、音韵、训诂及地理、数学等方面，都以断制精审著称，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所校《水经注》解决了长期以来经文、注文混淆的问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几部古代算经，经其校订，使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所撰《声类表》、《声韵考》等，将入声及祭、泰、夬、废四韵独立，析古韵为十六部，对古音学发展作出了贡献。为其所提出的“故训、音声恒相因”、“因声而知义”等训诂学主张，对于清代训诂学的发展影响深远。针对当时对汉儒传注株守笃信的学术倾向，提出“志乎闻道”的为学宗旨，主张寓义理于考证，在对儒家经典的训诂中去求义理。

宇宙观

整个乾嘉时代以至清末，戴震的哲学思想未被重视，或者说被他的考证学成绩所掩盖。然而也有少数例外，有些学者当时即见到戴学中哲学与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意义。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精微卓邃，于天人理气，实发古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氏者。

在宇宙观上，戴震提出了“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的命题，和先秦到明清之际的所有古代唯物主义者一样，把“天”看成是自然的“天”，又继承了张载以来的传统，认为天是物质性的气所形成。

他同时提出“古人言道，恒该理气”这一非常精辟的名言，指出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既包括物质性的“气”，也包括气的运动规律——“理”。他认为气是“道之实体”，理是气在运动、发展变化中的“不易之则”。这就确切、完满地解决了中国哲学史上道、理、气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堵塞了把道和理混同而给唯心主义以可乘之机的漏洞。

戴震同样具有旧唯物主义者的缺点，用自然观来解释社会现象，把有阶级区分的人类社会和纷纷纭纭的自然界等量齐观。他认为自然界的“理”与社会上的“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互相比附。在《原善》的前言中，他认为这种比附是“比类合义，灿然端委着矣，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

性善学说

戴震哲学思想集中表现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孟子字义疏证》则以他稍前些时写的《原善》三卷为理论基础。《原善》中所谓“善”，在戴震看来，既是自然的规律，也是社会的法则，又是人的道德。作为人的道德，具体来说，指仁义礼智。

在戴震理论中，仁义礼智都是人性，也都是人的道德，是和自然界的条理、秩序相对应的。这就是戴震的性善说。戴震的性善说与孟子的性善说，在表象上相同，而本质上有所不同。戴震的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或善性，是从实际生活（人伦日用）中产生的，而孟子的“仁义礼智根于心”是认为人的道德与生俱生，是在出生的同时人心中就具有的。这区别是中国哲学史上朴素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区别。

仁智学说

在戴震的仁、智学说中，宇宙间物质（阴、阳二气）有规律的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状态叫做仁。人类生活（人伦日用）正常进行和不断进行的状态也叫做仁。仁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和发展的总规律。他说：一阴一阳，盖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阴一阳，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条理乎！以是见天地之顺，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条理者。

仁，不但是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生生不息”）的准则，也是人的道德的最高准则。他说：“至贵者仁。”又说：“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关于智，戴震认为是人的一种知觉和认识能力。虽然人与物（指其他生物）都有感觉能力，但人能从自然现象中掌握必然规律，其他物则不能。所以人有智而物只有“觉”，这是由于人的能力大大超出其他动物。《原善》卷中第四条说“人之才质大远乎物”。

天理学说

戴震和宋明以来所有进步思想家一样，认为人欲的正确处理，就是天理，他驳斥宋儒说：“性之欲不可无节也。节而不过，则为依乎天理，非以天理为正，以人欲为邪也。”他对天理下的定义是：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穷，非不可有。有而节之，使无过情，无不及情，可谓之非天理乎？ 

这是在天理人欲问题上非常明确透彻的进步理论，反对了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人的正常欲望的合理性，肯定了“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道德的基础”。

所以戴震的结论是：凡以为“理宅于心”，“不出于欲则出于理”者，未有不以意见为理而祸天下者也。这一封建社会的弊病，自明清以来，为害愈烈，历来有人在文字上摘发披露，而戴震系统全面地从理论上加以分析，成为他哲学思想的中心，无疑是他在思想史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清代考据学对古代文字、声韵、群经、诸子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在文献资料上有很大成绩。这一学术潮流的产生，除社会政治原因外，也继承发展了宋明以来的学术文化传统。焦循说：“本朝文学，一洗元明之陋”，这是清代考证学的特点与成绩。至于脱离现实与近于烦琐，那是考证学作为一个历史事物的另一方面。戴震是清代考证学的一位中坚人物和巨擘，这是同时代以及后人公认的。戴震对于考证学的原则有以下几点：

其一，循序渐进，取得理解。他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道，必有渐。”又说：“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又说：“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不可以躐等。”这是考证学的一般方法。

其二，实事求是对待资料。他经过深湛学习，认为“《说文》九千余字固未能一一合于古，即《尔雅》亦多不足据”。又说：“《说文》于字体、字训，罅漏不免。”并举例一再说明。这些都是在博学的基础上卓越的见解与科学的态度。

其三，掌握原则，不轻信盲从。在与卢文弨讨论《大戴礼》中屡入六朝时不合理的俗体字一信中，戴震说：“苟害六书之义，虽汉人亦在所当改，何况汉魏六朝。”说明对待资料，就其是非而定，而不是惟古是从。

由于以上原则，戴震治学要求严格，曾提出“学贵专精不贵博”，“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也” 。

声韵学方面，戴震把古代音的韵尾分成二十五部，并提出阳声韵与阴声韵共同配合于入声韵部的理论。他称之为“两两相配，以入声为相配之枢纽”。在这基础上，戴震又创立了阴、阳入通转的学说。在考订古说的细节方面，戴震也“巨细毕究”。例如朱彝尊在《重刊广韵序》中称“声韵之学，盛于六代。周颙以天子圣哲分四声，而学者言韵悉本沈约。”戴震指出“周颙”是“周舍”之误。

总而言之，戴震的考证学是清代考证学极盛时的典型代表，对于所研究的古经典已达到“深求于语言之间，以至其精微之所存”的程度。

戴震在自然科学方面对西学的融会贯通，以及其本人的创见，是他学术中另一突出贡献。戴震的时代，已经经过明末西方传教士对西学的传播，他本人少年时代已受到江永的启发，因此在自然科学方面有不少深入研究和新见，足与他的考证学互相媲美。阮元《畴人传》以近四千字的长篇详记戴震的天文与算学的成就。在传论中说：所为步算诸书，缜密简要，准古作者……盖自有戴氏而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然则戴氏之功又岂在宣城（指梅文鼎）下哉！

戴震在算学方面的贡献除辑佚古算书如前文所述，其本人少年时即著有《勾股割圜记》三篇，《畴人传·戴震传》中记：取梅文鼎所著《三角法举要》、《堑堵测量》、《环中黍尺》三书之法，易以新名，饰以古义，作《勾股割圜记》三篇。

戴震的天文学则有不少创见，使古代天文记载的某些实际内容得以明晰。戴震参加了《续通志》中《天文略》的撰著，其中包括《星见伏昏旦中》、《列宿十二次》、《星象》、《黄道宿度》、《七衡六间》、《晷影短长》、《北极高下》、《日月五步规法》、《仪象》、《漏刻》等十目。

戴震以其丰富的知识与对古籍的理解，综合西方传入的天文学知识，对这一概念作了简明清楚的阐释。他说：今人所谓赤道极者，即《鲁论》之北辰，《周髀》之正北极也，又曰北极枢。今人所谓黄道极者即《周髀》之北极璇玑也，《虞夏书》“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盖设璇玑以拟黄道极。后失其传，纷纭殊说，私臆罔据矣。

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人，宦游于京师，三十八年入四库馆任纂修官，越二年进士，授庶吉士，学问渊博，在天文、数学、历史、地理、音韵、文字、训诂等方面均有成就，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任四库纂修官一职中，恪尽职守，《四库全书总目》中的经史、舆地、天算、楚辞等设类及提要，多出自其手，论次独到，校核精审。富于藏书，有藏书楼名“瞻仰堂”，收藏和陈列有乾隆帝的谕旨和赐书等，“瞻仰堂”两厢是藏书室。藏印有“葺荷散人”、“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等。藏书和遗稿在晚年赠与孔继涵后裔，孔氏为之刻有《戴氏遗书》。其藏书堂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两次修葺，1982年改名“戴震纪念馆”，馆中陈列戴震著作手稿、收藏他参与编纂的《四库全书》和多种版本著作，还有上万册经、史、子、集等类书籍。著有《毛郑诗考证》、《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戴氏水经注》、《考工图记》、《勾股割圆记》等。后人将其著作编辑成《戴氏遗书》。

戴震在文字、诗词、音韵等领域，皆有深入研究，尤其精于考据学、文献学、校勘学，堪称一代通儒。在音律学方面，戴震创立了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之说以及阴阳入对转的理论。另外，戴震是徽州朴学的集大成者，他创造性地构建阐发了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并融会贯通于声韵训诂、名物制度、经籍考证、天算地理研究等诸多方面都成就斐然卓越。

戴震书法行书扇面《江南春赋》，现为金陵天渡楼收藏。

戴震为与吴派并称的皖派（见乾嘉学派）主要代表。一生先后撰成《筹算》、《勾股割圆记》、《六书论》、《尔雅文字考》及《考工记图注》、《原善》、《尚书今文古文考》、《春秋改元即位考》、《诗经补注》、《声类表》、《方言疏证》、《声韵考》及《孟子字义疏证》等，并应河北、山西等地官员聘请，纂修《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主讲浙江金华书院。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以举人受特召任纂修官。在馆五年，疑文奇义，累有辨析。先后经手校订《水经注》、《仪礼集释》、《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海岛算经》及《五曹算经》诸书。逝世前夕，写有著名的《答彭进士允初书》。

《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八·儒林二》

戴震纪念馆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隆阜中街，原为一清代民居建筑。1924年，适逢戴震诞生200周年，戴氏后裔献出此屋，建为“隆阜私立戴氏东原图书馆”。1957年，该馆交给国家管理。1983年修葺一新，正式命名为“戴震纪念馆”。修葺后馆舍占地面积108平方米，为砖木结构，顶面盖小青瓦，洁白墙身，龙卷山墙，樨头鹊尾，朱漆棂门。大门门楣上嵌有“戴震纪念馆”五个大字，由张恺帆书。馆内设有休息室、瞻仰厅、藏书楼、阅览室等。瞻仰厅临河无檐墙，双步架雏形回廊，柱之间装飞来椅。明间金柱装隔扇，次问厢房坎墙上装窗扇，整个装饰典雅简朴。瞻仰堂两厢是藏书室，收藏戴震参与编纂的《四库全书》和多种版本的戴震著作及上万册的经史子集等书籍。厅堂正面壁上额枋，悬挂端木蕻良撰书的“盖代大师”漆匾，左右有戴逸撰写的“治经先考文博学冠群伦；干古不朽作原善共疏证”楹联。迎面案桌上，安放一尊古铜色戴震塑像。厅中间展览柜中，存放有戴震手稿、乾隆手谕（影印件）等珍贵文物。瞻仰厅楼层为藏书楼，有戴震伏案用的红木桌、手稿及多种版本著作。纪念馆现为屯溪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戴震公园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中心地段 ，毗邻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屯溪老街。公园建于1982年。原名华山公园，1988年因纪念戴震而更名。公园位于屯溪延安路北的华山岭上。园内有徽派建筑、徽派盆景。动物园和戴震塑像等景。整个公园占地29公顷，绿化面积27.84公顷，珠塘水域面积2.6公顷，公园植被以山林为主。

戴震墓位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商山乡东北几山头。墓地面积40平方米，土冢。墓向朝北，地面封土堆高1.5米，墓前有其子嗣所立的青石碑一块，上有“隆阜戴氏，皇清特赐进士出身，敕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先考东原府君，先姚朱氏孺人合墓”等字样。墓前有红砂岩长条石砌成的约20平方米的享堂，堂口宽1.2米。墓地周围山清水秀，阡陌连绵。墓后层峦叠蟑，苍松滴翠。1961年7月，列为安徽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县人民委员会曾予修缮并立有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