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维泗

中文名：年维泗

籍贯：河北抚宁

国籍：中国

出生日期：1933年5月11日

职业：

少年时受其兄影响，喜爱足球运动。解放后入北京队，并被选入华北队，参加首届全国足球比赛。

1952年3月被选入国家足球集训队（中央体训班），是当时最年轻的国家足球选手。控球技术熟练，善于组织进攻。

1954年4月随中国青年足球队赴匈牙利学习。

1955年10月入选中国国家队。1957年作为中国队成员参加世界足球锦标赛预选赛，同年获运动健将称号。

1958年被评为全国十名最佳足球运动员之一。

1960年10月腿伤（骨折）休养。

1961年6月担任国家二队教练工作。

1963年6月担任国家队教练。

1963年10月担任湖南队主教练。

1965年７月出任中国队主教练。

1978年担任国家体委训练局领导兼足球班教练。

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9年获国家级教练称号。

1980年9月入中央党校学习。

1981年2月入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

1981年5月担任国家体委训练局副局长兼中国足球协会副主席、国家队总教练。

1988年4月任中国足球协会主席。

1991年10月任中国棋院党委书记。

1994年8月离休。

2002年世界杯，年维泗买了100多块钱的彩票，当时有一种猜世界杯八强的玩法，他认为自己猜出前8名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所以多填写了几种买了复式，没料到结局大不一样，全中国人民都没有一个猜中的，他从此知道自己玩不了这个。 

现任中国足协顾问。

2009年，新中国60年最具影响力体育人物揭晓，年维泗获“光耀60年”最具影响力新中国体育人物奖，他是作为中国足球唯一的一位被评选代表，年维泗在颁奖现场直言：“为足球感到惭愧，但相信足球总有走向世界为国争光的那一天。”

1951年至2006年，训练局的今昔切割出一段中国历史其中的人事，皆具有深刻背景和浓郁的时代性。每一次的个人转折，既独木可见森林，又承前而且启后，彼此关联着构成了这段历史的大脉络电影《六号门》刚刚上映的时候，一个19岁的少年每天都要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前身）的一块沙土操场上面对两道门。

年维泗

少年在练足球，练得很拼命，尽管那时的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而是更羡慕那些偶尔从操场边经过的学生。燕京大学的学生们比较清高，驻足观看训练的人不多。时不时地，少年还能从学生那里听见“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嘲讽。

但少年不语。每天早上走进操场时，他还是一样的精神饱满，一样会和队友边踏步边齐声高唱：“我们是热血青年，哪里需要就到哪里，随时听从党的召唤，哪里需要就到哪里……”

少年感觉到，歌声在空寂的校园里，一直能传到很远，很远。

那时的日子格外单纯，单纯得就像他每天结束训练后总渴望喝到的一碗绿豆汤。在1952年的北京夏天，除了家人和队友，没人知道这个少年名叫年维泗。彼时，距他随中国青年足球队远赴匈牙利求经深造尚有2年，距他因意外重伤而结束运动生涯还有8年，距他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过国家队的教鞭还有33年，距他就任中国足协主席则有37年。

19岁时的年维泗，刚刚被选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体育训练班，也就是如今的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这里，是几乎所有的中国国家队运动员，故事开始的地方。

1951年，在风风火火的“甲A联赛”拉开大幕的43年前，新中国举办了首次足球盛会———全国足球比赛大会。正是在这次大赛上，还在北京育英中学（现北京二十五中）读高一的年维泗，进入了华北队，并很快被选入国家集训队。

那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两周年的时候，代表中国出访欧洲的八一足球队以1比9负于保加利亚人民军队，几天后又以更为悬殊的1比17惨败给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队。这两个比分，不仅仅是中国足球(中国足球新闻,中国足球说吧)，也是当时整个中国体育世界地位的缩影。

全国解放前，劳动者从根本上被剥夺了参加体育锻炼的权利。在天灾人祸的重重折磨下，中国人民体质虚弱，被辱为“东亚病夫”。于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体育事业，必定且必需有着鲜明的政治任务，那就是为革命和建设服务，为群众体育活动的普及、竞技运动水平的提高打下基础。

这便是1951年训练局的前身———中央体训班成立时的第一诉求和最高纲领。在当时连块训练场地都找不到的条件下，中国体育的第一代人饱含着白手起家创宏图伟业的雄心和热情，同时也承受着几乎无法承受之重。而55年后正从雅典走向北京的中国体育迸发出的耀世光芒，也是当年的他们决然想象不出的。

刚进队的年维泗还不太明白这些道理。1952年的他还很小，远比现在19岁的孩子“傻气”得多。

当时国内的政治氛围很浓。虽然已经处在“三反”、“五反”运动的尾声阶段，但运动员进队后都要补课，批判资产阶级体育观。通过一段政治学习，年维泗明确了两个思想：第一，体育不是玩闹，而是一个事业；第二，体育不但是个事业，还是个很崇高的事业，他要做的，便是为国争光。

燕京大学时期，所谓的中国国家队，只有两支男女篮球队、两支男女排球队、一支只有2个队员的田径队和一支只有1个人的举重队。当时每吸收一名新队员，大家就到操场上全体集合，唱歌迎接新队员。

中国第一批国脚的身份，给年维泗带来了每月4元钱的收入，后来慢慢变成9元、12元、18元。工资涨到24元的时候，他和队友一起去匈牙利学习了。

为了尽快得到竞技体育的训练经验，并对国际体育发展有个大致的了解，百废待兴时期的中国还是下决心将不同项目的几支运动队送到国外求学。足球和游泳队去了匈牙利，体操、举重和篮球队去了苏联。在莫斯科的列宁格勒旅馆，一名中国运动员一天的食宿费是90元人民币，而在当时的国内，他们一个月的伙食标准才45元。

1952年秋，燕京大学开学后，由于宿舍紧张，所有国家队都被迫从学校迁出。年维泗和队友一起开始了“流亡生涯”，国脚们到全国各地巡回比赛，一方面宣传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一方面也是寻找更好的训练基地。

年维泗

1953年，训练局终于在天津买房落户，并陆陆续续设立了新的队伍。那时的年维泗晚上一有空，就跑到羽毛球队去看他觉得无比精彩的扣杀训练。

1955年11月，大队人马从天津搬回北京，落脚于崇文区的四块玉，从此队员吃住训的大本营，始终围绕着天坛以东的体育馆路，基本没变。

训练局成立1年后，毛泽东为体总二次会议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成立2年后，吴传玉在罗马尼亚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夺得男子100米仰泳的金牌，让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升起。

成立5年后，陈镜开在上海卢湾体育馆打破了最轻量级挺举的世界纪录，这是新中国运动员的第一个世界纪录。成立31年后，许海峰在洛杉矶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成立55年后，中国在多哈亚运会上以165枚金牌再次称雄，中国体育的新生代领军人物刘翔还在洛桑跑出了12秒88的110米栏惊世纪录。

横跨两个世纪的55年间，以前绝对遥望不到以后，以后也往往难以想象以前。

有“中国足球教父”之称的年维泗在1980年曾带队征战奥运会足球外围赛，2008年，74岁高龄的年维泗再次用独特的方式参与奥运会——用毛笔把“中国”二字写在了北京奥运会足球比赛用球上。

“中国这两个字很重！”

站在巨大的足球前，年老像看待自己孩子似地细细端详着这两个字，回忆起这段与奥运会的特殊情缘。

“去年夏天，阿迪达斯的工作人员来到我家，说希望我写‘中国’两个字，说是印在奥运会参赛服装上。”接受任务后的年维泗开始不断地练习，写出了50多份“中国”，最后挑出十几份交给主办方，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两个字最后竟然出现在足球上。

“我虽然无数次写过‘中国’这两个字，但这次写起来感觉特别不一样，越写越觉得这两个字很重。希望大家在踢球的时候忘记这是谁写的字，但一定要把中国记在心间。”这位陪伴中国足球走过60年的老帅，语重心长地对现场的队员说出了心底话：“希望你们在备战期间吃好、练好、准备好，到北京奥运会轻装上阵、争胜力拼、打出风格、打出水平，为国争光！”

“希望队员不要嘴硬腿软”

有人说“年老，您把您的字永远留在历史上了！”年老摆摆手，笑着说：“钻石才恒久远呢，这不能永远。但希望这能为参加奥运会的小伙子带来好运！不要出现1980年我们阴沟里翻船的一幕！”

当思绪回到自己与奥运会的渊源时，年维泗的记忆都是那么清晰：“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当时我作为队员，跟队全副武装开赴广州待命，所有都准备好了，就因为当时的政治原因没能参赛。”

可所有的遗憾都不及1980年的失落来得沉重。谈起往事，作为主教练的年维泗如今也只能长叹一声“天不助我”，然后调出一堆数字：“那次我们2胜2平1负，和新加坡踢的那场球，30来次射门机会，6次绝好的机会，两次打门柱、两次打门梁、两次打守门员身上，都没能取得一个进球，新加坡队仅靠一个角球就进了，窝囊透了！回来我就递交了辞职报告。”

对于自己的奥运历程，年维泗用四个词来总结——争取、努力、遗憾、失落；对新一代国奥队员，他不希望大家重蹈覆辙。“从1980年的新加坡到现在，我总觉得中国足球哪个地方一直没有做好。现在中国队需要赢应该赢的比赛，希望现在的队员不要嘴硬腿软，希望他们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给中国足球争口气！”年维泗说。

要说谁最了解中国足球，恐怕没人敢和年维泗比。年老亲历了中国足球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被称为中国足球的“活化石”。

年老1991年从足协退下来，在中国棋院干到退休。退休后，业余生活丰富多彩。学书法、玩足彩……更绝的是，年老去年拿到了驾照。

2004年3月，年老开上了自己的威乐车，别提多高兴了。没想到，头一天上路就被警察拦住了。那天，年老和一位朋友刚从陶然亭公园开车出来，准备从辅路上主路。因为路不熟，等反应过来往里拐时，车一下就扎上了导流带，被交警发现拦了下来。

“我当时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警察让我把双蹦灯打开，我也不知道在哪儿，他告诉我，我才知道。我主动把本和卡交给他，向他解释了我出错的原因，并说明自己不是故意的，就准备挨罚。”

年维泗

平时年老开车，老伴总是跟着。可有三次，年老自己单独行动的时候，愣是让自己的新车在一个月之内撞了三回。

第一次，年老在地下车库练入库，进了四五次，都不太好，最后一次年老光顾看右边没有看左边，只听“咣”的一声，车的左部撞在了柱子上，陷进去一大块。第二次和第一次没隔多长时间，是在训练局倒车的时候，眼睛没照顾全，‘咚’的一下又撞在树上了。“这次虽然没第一次厉害，可也让我心疼啊！”

第三次是快到陶然亭公园门口附近时，有一个小拐弯，“我见前面一辆车一打方向盘就拐过去了，我也想潇洒一下，没想到‘砰’一下子就撞到了马路牙子上，逗得后面一个出租车司机在那儿直笑……”

没事的时候，70多岁的年老就开着车，找一些老师傅教他认车的各个部件、演示各种灯的功能。他说，家里的房子装修得再好，天天看也就那样儿，不如把钱省下来买辆车，带着老伴儿，到处转转，访亲问友，每天都有新感觉，心情也舒畅。

最近，年老有个新的计划，“如果到今年秋天，我的技术练得不错了，我准备到天津、秦皇岛、葫芦岛去走一圈。既可以回老家看看，又可以看看我的老队员，一举两得多好！这个计划已经得到了我老伴儿的同意，几个老朋友知道后也要开车一块去，我相信这个计划一定能成行。”

窗外，夕阳正红，年老的眼中充满了自信。虽然已经进入古稀之年，但作为中国足坛泰斗的年维泗却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他不仅现在还在学习书法和桥牌，而且酷爱钓鱼。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在去年７０岁时竟然拿到了驾照。对于生活，年维泗有着比较深的理解，“不论什么时候，你都要不断地充实自己。”

作为昔日中国足协主席，年维泗现在仍然能够吸引很多媒体和人们的目光。在上周“中国青年队赴匈牙利５０周年纪念活动”开始之前，年维泗在香河训练基地的湖边显出了他高超的钓艺。不到一小时时间，他已经钓了十几条鱼。旁边有不少人向他询问钓鱼的心得，年维泗都不厌其烦地介绍自己的诀窍。不过他强调自己只是比一般人懂得多些。在随后面对记者的采访要求时，年维泗爽快地答应了，不过他强调一点：“不谈足球。”

虽然70多岁了，但作为运动员时的习惯仍在，年老每天六七点钟就起床，早点是老伴给准备的三两芹菜、一个炒鸡蛋、木耳拌海米、一杯半牛奶，我问他这个食谱从何而来，他笑着说这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总结出来，因为体检的时候有八项指标都不合格，所以现在格外注重保养自己的身体。“我有糖尿病，不能太胖，已经从１０４公斤减到了９４公斤，但是医生告诉我还要减１０公斤。”他拍拍自己的肚子，“难度很大啊。”

现在的年维泗生活非常规律，一周游两次泳、周三上午学书法、周一下午学桥牌，每天傍晚看完新闻就跟老伴一人拄着一根拐杖出去散散步，时间是４５分钟左右，而且风雨无阻，“冬天最冷的时候下雪我们也去，只是走路的时候要格外小心。”

年维泗

“站在这领奖台上，我很对不起大家！但我相信中国足球的落后帽子，迟早有一天会摘掉！”9月16日晚，中国足球功勋人物的代表年维泗在“全运50年体育功勋榜”颁奖现场如此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