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花石刻

广元白花石刻是广元当地民间艺人采用以广元为中心，辐射半径在周围不足约六七十公里

的大巴山中，一种罕见的赤(绿)白相间的白花石。

巧妙的利用其赤(绿)白相间的自然纹理，采用镂空的雕刻手法，制作成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龙凤、花鸟、虫鱼等文房用品及装饰物件。百余年来，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由于广元白花石刻始终坚持纯手工制作，雕刻难度大，出品周期长，有很强的实用性和观赏价值，而成为海内外众多藏家竞相追逐的珍贵藏品。

早在隋、唐时期，广元石刻就由凿崖造像逐步演变为雕石为器，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广元民间艺人利用赤白相间的白花石，因材设计，雕刻成色彩分明的山水、人物、花鸟、禽兽等石屏、砚台、笔筒、花钵、笔架等。到了近代，白花石刻已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人文风格。以浓厚的地方特色及精湛的雕刻工艺形成一绝，被誉为全国四大名刻之一，著称中外。

据《辞海》艺术分册工艺美术章雕刻工艺一节记载：四川广元地区出产的富有特色，细密柔润的石料，在猪肝色和墨绿色的石块中呈现出白色、灰白色、淡绿色的石层，当地艺人用以雕刻各种形式的文房用品、水盂、糖缸等实用工艺品，被中外誉为广元白花石刻。

《广元县志》文化卷，第二节群众文艺中第六项工艺美术，首先介绍了广元白花石刻。广元县志记述了白花石刻的历史状况。县志中介绍道，白花石刻始于清咸丰年间，民间艺人采县北太平乡一带白花石(一种细密、柔润的石料，在猪肝色和绿色石层中显出白纹)，刻制石砚出售。

光绪末年，巴中魏喜先、魏礼先来广随叔学艺，后在县城北街(今市中区幼儿园南)开设“老铁笔斋”，因料设计，雕刻成带有山水、人物、花鸟、禽兽的石屏、砚台、笔筒、花钵、鱼缸、石瓶等工艺品。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书法家于佑任路过广元，见魏氏所刻“苏武牧羊”砚台，十分称赞。新中国成立后，石刻社艺人在广元县城东山办石刻社，继承发展石刻术，生产高雕镂空的“飞龙”石砚、“梅花”笔筒，玲珑剔透的“松鹤”花瓶、“荷花”鱼钵，以民间传说、山水景色为题材的“嫦娥奔月”、“剑门雄关”石屏。产品曾参加历届省和全国工美术展览。1956年全国工艺美术代表会上，朱德委员长曾亲切接见魏礼先等艺人并合留念。1978年起，部分精品被选送到日本、香港、加拿大、美国、圭亚那展出．1979年石刻老艺人张礼荣出席全国工艺美术设计制作人员代表会，在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石刻第四代传人

陋室中“藏龙卧凤”

广元城中心东山西侧的半山腰，有一座青瓦木檐的小院落。蜚声中外的广元白花石刻第四代传人刘玉琼和她的两个弟子就生活工作在这里。

一张厚实的大木桌旁，一个壮小伙正摆弄着四五块嶙峋山石。他是白花石刻第四代传人刘玉琼的弟子唐骏，从18岁跟师学艺已有16年。

记者参观了唐骏和师傅刘玉琼雕刻的部分作品。真没想到，呼之欲出的龙、凤，振翅欲飞的仙鹤、喜鹊就是在这些粗糙的石块和简陋的环境中一刀一錾打造出来的。

文化传承后继乏人

在30年的从艺生涯中，刘玉琼的许多作品在全国获奖、被人收藏。 刘玉琼告诉记者，白花石刻始于清咸丰年间，当时广元的民间艺人采集毗邻陕西一带白花石刻制石砚。白花石刻的第四代传人，仅剩刘玉琼一个，她门下只有一男一女两个徒弟。

由于长期手工劳作，刘玉琼的视力减退，双手骨关节肿大，究竟还能在这条路上走多久，她也说不清。

原料地滥采严重

除后继乏人外，困扰白花石刻发展的第二个因素是原料。目前探明的原料地仅有一处，位于广元城北毗邻陕南的一座大山深处。唐骏说，以前随师傅进山找料，奔波一个星期，还能选一些中意的石材，但近年来进山半月或一月，都难以采到如意的石料。原因是当地一些百姓受利益驱动，发现了白花石，便用爆破方式大量滥采。这样毫无节制地采掘，要不了几年，“白花宝石”将被洗劫一空。此外，一些商人准备大规模机械化开采和制作白花石刻，其工艺流程相对简单，此举无疑会将传统工艺逼进死胡同。

近两年来，四川省将白花石刻纳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似乎让刘玉琼师徒看到了希望，他们希望当地政府对白花石刻原料地实施合理保护，免遭更大的人为破坏。希望壮大白花石刻艺人队伍，修建白花石刻综合艺术馆，对“广元白花石刻”进行全面、系统的保存和宣传，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

广元白花石刻艺人：绝不让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失传

墙壁上地震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里面传出一阵阵叮叮当当的声音。近日，笔者走进了位于广元利州老城区的这间工作室，几名工人正拿着钢锉和凿子专心致志地雕刻着赤白相间的白花石。 这里是文化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具有百年历史的白花石刻生产工作室铁笔斋。广元白花石刻是中国四大名刻之一，是民间艺人采用纯手工镂空雕刻的方法，制作成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龙凤、花鸟、虫鱼等文房用品及装饰物件。由于广元白花石刻始终坚持纯手工制作，雕刻难度大，有很强的实用性和观赏价值，而成为海内外众多藏家竞相追逐的珍贵藏品。1956年全国工艺美术代表会上，朱德委员长曾亲切接见白花石刻艺人魏礼先等并合影留念。1978年起，部分精品被选送到日本、香港、加拿大、美国、圭亚那展出．1979年石刻老艺人张礼荣出席全国工艺美术设计制作人员代表会，在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据悉，四川广元的白花石刻，已经被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12”大地震给铁笔斋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这次地震我们的损失太大了，原料基地和厂房都被破坏了，估计超过30万元，还有很多成品在地震中也被损伤了。”白花石刻第五代传人唐骏师傅神情凝重地说道，“白花石刻到我这都已经上百年了，我自己从事这行业已经20多年了，说实话，现在看到它受到这么大的损失，心里很难受。”

地震后，铁笔斋不等不靠尽快恢复白花石刻的生产。但要复工却面临着两大难题。首先是原料原料采集困难，白花石非常稀有，并且深藏于大巴山深处，震前都很难开采，地震又造成唯一一个原料基地塌方，大量土石压盖在石料上，采料师傅无从下手。其次地震使该作坊的工作室成为了危房，这座工作室是70年代四川省政府为了给白花石刻这一种民间艺术瑰宝提供更好的生产条件而划拨专款修建的。唐师傅介绍，现在产料基地塌方，原料开采不出来，只能用以前库存的原料进行生产，但库存有限。大家计划组织人力物力去挖土开石，修复原料基地，能否挖到石料，却还是未知数。目前，员工自筹资金，对工作室进行了加固，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员工工作有心理压力，每天工作时间也较之地震前减少了一半，白花石刻需要师傅平心静气，慢慢打磨，一件作品，往往需要2-3个月的时间。如今大大的延长了作品创作周期。

“不管环境再艰难，我也要坚持工作，哪怕自己节衣缩食，也不等待，为保护这一濒危的民间艺术瑰宝，尽自己绵薄之力。前几天，我在电视上看到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第22次总指挥部会议，研究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温总理提出了要注重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这让我看到了希望，国家这么重视我们这些民间工艺，我相信我们能把它发扬光大。”唐师傅乐观坚定地说，“绝不让白花石刻在我手中失传，因为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

陵墓石刻

中国古代自商周起逐渐形成了一套等级分明的陵寝制度陵墓石刻就是随着陵寝制度和丧葬习俗的发展而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陵墓石刻大致分为两类地下和地上石刻。地下石刻为墓室内实用性和装饰性石刻如汉代的画像石即作为墓室构件嵌置于墓门及四壁上面刻有内容丰富的各种图画。还有石棺、石椁等葬具除了本身具有艺术性的造型外还刻有各种图案装饰。这些画像石及各种刻饰多采用减地平雕及线刻的手法镌刻精美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及装饰效果。

地上石刻主要是陵园、墓葬前的仪卫性和纪念性石刻。仪卫性石刻是在陵墓前神道两侧按一定的规制置放的石人、石兽等起着保卫及仪仗作用纪念性石刻则是为了纪念某个事件而专门雕刻的如唐太宗昭陵墓前雕刻的“昭陵六骏”等。这些石刻体量硕大造型生动威严肃穆。

宗教石刻

宗教石刻是指石窟寺、寺庙及民间供养的各种宗教造像及与之相关的雕刻以佛教石刻为主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其传播形式除了经典文字外“以像设教”的艺术形式更易于被人们接受、膜拜南北朝以降造像之风盛行。本馆收藏有大量北魏至隋唐的佛教造像及道教造像其中北朝时期的多为造像及造像碑以开龛造像、浮雕为主：隋唐的寺庙造像多为单体圆雕。这些造像种类较多雕刻精美时代特色鲜明反映了佛教造像由外来形式向中国风格的演变过程。

其他石刻

中国古代石刻除上述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外还有很多实用性石刻。如宫殿、门阙、牌坊桥梁寺庙等各种建筑构件及一些实用性石刻如石灯石函、石镇、碑首、栓马桩等这些石刻上也多有精美的雕刻。古代匠师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将实用性和艺术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其中不乏石刻艺术中的珍品。

文古文献《巴协》中记载有当时藏王赤德祖赞从尼泊尔请来工匠和雕刻师的资料。据说，位于药王山东面半山腰的查拉鲁甫石窟，就是为吐蕃时期松赞干布的茹雍妃子所建。“茹雍妃在查拉鲁甫雕刻大梵天等佛像，当时盐价已上涨了八十倍之多，工匠雕刻时每产生一升的岩粉，其报酬即是给盐一升，在岩壁上雕凿出石窟经堂等等，历时十三年完成。”

药王山摩崖石刻

这种支提式窟的形式曾流行于北魏和隋唐时期，唐代以后就不多见了。但在药王山，现在仍然可以实地看到的这种石窟风格，也可以印证此石窟的开凿时间和史料记载基本是比较吻合的。由此可见，通过对查拉鲁甫石窟造像的考察可以断定，药王山摩崖的开凿从吐蕃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从此推断，也就是说早在吐蕃王朝的前期，药王山就已经开始了佛造像的雕刻工作。

在五世达赖喇嘛所著的《西藏王臣记》中也有这样一段记载与石刻有关的资料，大致内容是：“藏王亲眼看见那里有自然显现的六字真言，他当即沐浴净身虔诚祈祷。岩石之上也自然现出菩萨、度母、马头金刚等佛像。松赞干布即请来尼泊尔的一些有精巧的造像技能的工人，依照自然显现出的佛像身形、神采，而精细雕刻出清晰的佛菩萨像。”

在以后千余年的历史演变中，随着西藏地方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佛教信仰的深化和普及，陆续有造像、刻字活动，不断有各种新的作品增刻在山上，大者数丈，小者不足方寸。

石鼓文

唐代初年，在天兴(今凤翔)三峙原发现了10个鼓形石，上面各刻着四言诗一首，共六百多字，人们叫它“石鼓文”。石鼓文的发现引起了唐代文人的极大兴趣，很多人都进行了研究，杜甫、韩愈、韦应物等人作诗题咏。其拓片也流传于世，为历代所珍视。因为诗的内容主要写秦国国君的游猎活动，所以也称为“猎碣”。

石鼓文是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书体为秦大篆，历代评价甚高。它结构和谐，隽美秀丽，被视为大篆“经典”之极品。其年代唐代人以为是周文王或周宣王时，宋人提出是秦始皇以前之物。经近代和现代学者考证，认定是秦国刻石，但仍有文公、穆公、襄公、献公之说。

石鼓发现后，曾经多次辗转迁徙。现原石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陕西历史博物馆里可看到复制品。

最早的石刻医学论著《褚氏遗书》

界域石刻

中国最早的石刻医学论著是南齐.褚澄（公元？-483年）所撰的《褚氏遗书》（一卷）。

该书始著录于《宋史.艺文志》。根据后唐清泰二年（公元935年）萧渊序所记载，《褚氏遗书》是在唐末黄巢起义时发现的石刻碑文。全书分十篇，即受形、本气、平脉、津润、分体、精血、除疾、审微、辨书、问子，总计二千六百二十字。内容丰富，具有真知灼见。《四库全书提要》评论说：“其书于《灵枢》、《素问》之理颇有发明”，在许多方面“发前人所未发”，“犹千古之龟鉴”。《褚氏遗书》最早论述了阴阳之气的发生时间、部位和循行路线。如《本气》篇说：“天地之气，周于一年；人身之气，周于一日。”并且用一日中不同时辰来说明 阴阳之气的流行情况：“人身阳气，以子中自左足而上，循左股、左手指、左臂、左脑，横过右脑、石肩、石臂手指、助、足，则又入子中矣；阴气以午中自右手心 通右肩、右臂，横过左肩、左臂、左肋、左足、外肾、右足、右肋，则入午中矣。”《灵枢.营卫生会篇》有依太阳运行周天度数把营卫之气分为昼夜各行阴阳二十五度的论述，但尚没有明确阴阳之气的发生时间、部位、循行路线，历代医籍也未见记载。

在中国医学史上，本书最早提出了关于男女胚胎形成的理论。《受形》篇说：“男女之合，二情交和，阴血先至，阳精后冲，血开裹精，精入为骨，而男形成矣；阳 精先入，阴血后参，精开裹血，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这种理论虽然源于《易经》而见诸医籍者，当首推此。本篇中还提出了由于“阴阳均至”形成“非男非女 之身”的理论，这不仅在中国医学史上是最早的，而且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最早的。 中国最早的界域石刻——西汉琅琊界碑

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界域石刻，位于连云港市连云区东连岛北面。共两块，一块在灯塔山羊窝头北麓，面海而立，距海潮面8米。一块在苏马湾海滨浴场山坡岩体上。

东海郡，汉高祖刘邦置。朐，东海郡最北端的濒海之县。琅琊郡，秦置，汉沿。柜，琅琊郡的一个濒海之县，东汉初并省，羊窝头北麓界域石刻在一碣形大石上。碣石风化断为二截，刻石亦随岩石自然切理而裂，断为两部分。刻石长1．9米、宽1．1米，竖书8行，隶带篆意。因年代久远，又长期受海水侵蚀，多半字迹已模糊不清，现有30余字尚可辨认。据文献考证，此刻石为西汉琅琊郡南界石，内容涉及两汉时期琅琊郡的柜县和东海郡的朐县等各地，以及琅琊郡东、西、南、北诸界的划定。

苏马湾界石1999年发现。刻面石宽2．15米、高0.85米，文12行，60个字刻文为竖字，隶体带豢意，内容为“东海郡朐与琅琊郡柜为界，因诸山以南属朐，水以北属柜。西直况其，朐与柜分高陌为界。东各承无极。始建国四年四月朔乙卯，以使者徐州牧治所出造”。“始建国”为王莽时期的年号始建国四年为公元12年。据此推断，此刻石距今已有1989年，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最早的星数最多的石刻天文图

石刻天文图

苏州石刻天文图，是中国和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星数最多的石刻天文图。

苏州石刻天文图总高约2.45米，宽约1.17米，星图本身直径为85厘米。该图分两部分，上部分是星图，下部分刻着说明文字，图文对照，相得益彰。它是根据北宋元丰年

间（公元1078-1085年）的观测结果，由黄裳于南宋光宗元年（公元1190年）绘图，王致远于南宋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刻制而成的。

苏州石刻天文图以北天极为圆心，刻画出三个同心圆。图中外圆是南天星可见的界限，包括赤道以南约55度以内的恒星；中圆是天赤道，直径为52.5厘米；永不下落的常见星用直径为19.9厘米的小圆（即上规）界开；黄道与赤道斜交，交角约24度，并按二十八宿距星之间的距离（赤经差）从天极引出宽窄不同的经线，每条经线的端点处注有二十八宿的宿度。再外边还有两个比较接近的圆圈，圈内交叉刻写着十二次、十二辰及州国分野各十二个名称。全图共有星1440余颗。图中银河清晰，河汉分叉，刻画细致。

苏州石刻天文图是北宋时代天文学家们认识和记录星象的智慧结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天文学的发展水平。该图为了解古代星区划分和论证现代恒星，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中国最早的官定石刻经本——《熹平石经》

残石

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西汉中后期，儒学大师主要针对封建社会各项制度不完备的现实，阐发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参与国家政治建设。东汉以降，随着封建政治的成熟，儒学研究日益细致化、学术化，研究古文经学蔚然成风。古文经学家注重文字的训诂与考证，随着他们对古文字研究的深入，从而使规范经书文字成为可能。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议郎蔡邕、张训等上书要求正订六经文字。皇帝批准后，蔡邕、张训等将《周易》、

《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种经典选定正本、订正文字。由于当时正值碑刻盛行之际，七种典籍便被用隶书刻于石碑上，作为经书的标准版本，成为中国第一部官定石刻经本。

参与者们对汉代通行的经学流派经书文本进行参验比勘后，择善而从，确定了经书的标准文字；再由多才多艺的蔡邕笔蘸朱砂，用漂亮的八分书———隶书在碑石上写好经文；最后工匠依文镌刻。工程从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起至光和六年（公元183）止，历时九年，共刻石碑46座，全部碑文约20万字。这部石经因刻于熹平年间，又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故称《汉石经》、《熹平石经》或《一字石经》。

熹平石经竣工后，立于当时都城洛阳城南太学门外，碑石均为长方形，约高1丈、宽4尺。碑顶以瓦屋覆盖，碑下有座。每碑双面刻文，经文自右向左直下书刻。这项由最高统治者钦定、规模空前的文化工程在当时引起极强的轰动。《后汉书·蔡邕传》载：“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其盛况可见一斑。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烧毁洛阳宫庙，石经开始被损坏。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北齐高澄时将石碑从洛阳迁往邺都，结果在半路上掉到水里，运到邺都的还不到一半。隋朝开皇年间，又从邺运往长安，但由于隋官府不重视，营造司竟用石碑做柱子的基石。到唐贞观年间，魏徵去拯救这些文化瑰宝时，已是十不存一。以后就仅剩些拓片和零星出土的碎石残片。现在只能在博物馆看到为数不多的珍贵的残石拓片。

规模浩大、气势宏伟的熹平石经，是东汉时期尊崇儒学、古文经学发达、碑刻盛行等历史因素的结晶。它作为我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家经典石刻本，对校对版本、规范文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也拉开了历史上以多部经典文献为内容的大规模刻石的序幕，自此以后，陆续出现了《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蜀石经》等；不仅如此，它精美的字体、严谨的结构也是研究汉代书法史的重要资料。 中国最早的石刻连环画——《圣迹图》

作者是明代大石刻家章草，他苦心钻研石刻艺术，独出心裁，在120块石头上刻绘出孔子一生的事迹。《圣迹图》叙述故事严谨，刻石刀锋刚健，堪称艺术珍品。

最早的东汉摩崖石刻

摩崖石刻

碑文中的52个隶书字，字迹清晰，字形方中带圆，雄浑古朴。1900多年的东汉“何君阁道碑”，石碑完好无缺，52个隶书字清晰、雄浑。这是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东汉摩崖石刻，其记载极有可能改变人们对“南丝绸之路”路线的认识。

《何君阁道碑》被一个上凸下凹的岩石腔保护着，免受了风雨侵蚀，至今保存完好。“何君阁道碑”呈正方形，边长约0.8米，碑文记载了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蜀郡太守何君令人在此修建古栈道的事迹。碑文中的52个隶书字，字迹清晰，字形方中带圆，雄浑古朴。

《何君阁道碑》不仅是研究古代栈道修建的珍贵文献资料，同时在汉字的发展演变史研究上，也是极其重要的实物研究资料。而且这块摩崖石刻的发现还极有可能改变人们对“南丝绸之路”路线的认识，对研究西南地区的交通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早的露天摩崖石刻大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