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踟蹰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作家

《我们的踟蹰》里，里面的男女刚刚走过二十多岁、开始步入下一个人生阶段，面对的生活内容也更加繁多和复杂。女主人公李选离异带着小孩，重新开始工作，同时又纠缠于领导兼情人张立均和昔日小学同学、如今是画家的曾铖的情感当中。两位男士同时也在与李选的交往中，时时踟蹰，时时追问。在人生走到中段，又身处现在嘈嘈嚷嚷、以速度为衡量标准的焦躁时代，人们心中的爱是否还有?是否还可以相爱?该如何相爱?在踟蹰地不断探问中，《我们的踟蹰》一点点地寻找着现代相爱的方式与可能。

弋舟

弋舟，祖籍江苏，1972年出生于西安。当代小说家。国内文坛“70后”代表性作家之一。

著有长篇小说《

2016年6月，由中国作家协会、甘肃省作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弋舟长篇小说《我们的踟蹰》研讨会”在中国作协举行。

《我们的踟蹰》书名立意取自汉乐府《陌上桑》“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踟蹰，意指逡巡徘徊，将行又止的状态。这部作品围绕几个已经经历过生活、工作、家庭的男人和女人，在各自经历了人世沧桑之后又彼此相遇，描述了现代都市人情感纠结、身心分离的困境。在一个极端物质化的年代，对情感的追求与渴望似乎已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通过对人物情感心路的探讨，小说努力探讨在当代快速变化、现实挤压的情况下，城市男女如何寻找相爱的缝隙或可能。

会上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阎晶明认为，作为70后的代表性作家，弋舟的小说在注重形式和叙事实践的同时，更追求文化和哲学意义上的深度，这也使他的作品常常散发出一种诗性的光芒。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白烨表示，“读弋舟的小说，很容易被他的语言美感和节奏感所俘获。他对词语有着不同寻常的观察力，又能够穿越词语堆砌的世界，敞开一个时代浮躁沉郁的内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评价道：“我一直认为，能不能用、善不善用中国丰厚的文化资源，或许是中国作家能不能突破重围的关键。《我们的踟蹰》从当代复杂的情感现实入手，从汉乐府《陌上桑》中获得与传统连接的筋，是一次很有意味的尝试。”

本书自2015年9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反响热烈，曾荣获第11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奖年度五佳，弋舟本人也因此部作品入围第14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小说家提名。

“小长篇”如何勘探人性质地 ——评弋舟小说《我们的踟蹰》

□王春林

只要是敏感的读者，就不难发现，最近若干年来，中国文坛出现过一批文体界定比较模糊、体量不那么庞大的长篇小说。以长篇小说为唯一奖励对象的茅盾文学奖明确规定，只有那些字数达到13万字以上的作品方才有资格申报该奖项。这就意味着，13万字成为了长篇小说的字数底线。只有满足了字数13万这个条件的作品，方才可以被看做是长篇小说。一个不能被忽视的问题是，尽管茅奖关于作品字数有着明确的规定，但看一看那些实际上的获奖作品，除极个别作品比如古华的《芙蓉镇》之外，其字数都在20万字以上，张炜的《你在高原》字数甚至多达450万字。由此可见，在文学界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中，一部真正意义上名副其实的长篇小说，其字数怎么也该在20万字以上。

但近些年来，客观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篇幅字数看起来比较“尴尬”的小说。这些作品字数约在10万至13万字间上下浮动。如果13万字以上才可以被界定为长篇小说，那么，这些不足13万字作品的文体归属自然也就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继续把这些作品归之于中篇小说，肯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一方面，体量明显小于约定俗成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另一方面，却又大大超过了中篇小说的体量要求。如此篇幅字数均比较尴尬的小说作品，恐怕也就只能够被称之为“小长篇”了。或许正是在如此背景下，《中国作家》杂志才会在2015年第10期公开打出“小长篇”旗帜，并集中推出张好好《禾木》与李燕蓉《出口》这两部作品。

那么，究竟何谓“小长篇”呢?“小长篇”与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笔者认为，假若承认“小长篇”的确是有别于传统厚重性大部头长篇小说的新型长篇小说文体，那么，自然也就需要进一步思考界定这一新型文体带有鲜明独立性的美学品格。我在这里尝试着给出与“小长篇”密切相关的四个关键词。它们分别是:深刻、片断、轻逸以及迅捷。

假若我们承认“小长篇”这一概念可以成立，并且进一步认为“深刻、片断、轻逸以及迅捷”的确可以被看作是“小长篇”的显著特征所在，那么弋舟《我们的踟蹰》，很显然也具备了上述四方面美学特征。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包括《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尽头》三部中篇小说在内的《刘晓东》三部曲。虽只是中篇，但作家企图精准捕捉表现时代精神本质的艺术野心，却还是在其中得到了很好实现。

到了《我们的踟蹰》这部“小长篇”中，弋舟一样企图对当下时代或某一侧面的精神本质进行艺术测度与表现。就此而言，《我们的踟蹰》精神叙事特质的具备，可以说是非常醒目的一种存在。弋舟的写作当然来自于他对于现实生活敏锐的观察与呈现，他的灵感与中国古代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之间影响密切，或者，干脆就是《陌上桑》中的“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这一传世名句从根本上触动并召唤着作家的写作。

按照通常意义上理解，《陌上桑》意在赞美女主人公秦罗敷的坚贞与机智。当她面对来自于权贵阶层的“使君”的骚扰时，丝毫不为所动，还机智应对，以盛赞自己夫君才貌的方式回绝了对方的无理要求。因为她的坚贞与机智，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作为理想化女性形象而被传颂。但到了弋舟这里，却从古老篇章里翻出了新意。请注意小说中的这样一段叙事话语:“李选一边喝咖啡，一边想，如果一个女人，身后有着罗敷所形容出的那个夫君，她还会被这个世界所诱惑吗?　当然不，起码被诱惑的概率会大大降低。但是，又有几个女人会摊上这样的夫君呢?　罗敷就没有吧，李选想，这个古代女人其实是在自吹自擂，外强中干，用一个海市蜃楼般的丈夫抵挡汹涌的试探。”

必须看到，对于《陌上桑》的此种新解，既是属于人物李选的，更是属于作家弋舟的。此处的“踟蹰”，意在表现面对着不同“使君”，李选们的内心世界充满犹疑与徘徊，不知道究竟该做出何种选择的一种情感与精神困境。唯其如此，弋舟才会在后记中做这样的一种表达:“在这个时代，几位各自经历了人间世态炎凉的沧桑男女，将如何相爱?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本身便足以令人踟蹰。当我们将爱规定在‘这个时代’与‘沧桑男女’的前提之下，问题似乎便可以推翻，并置换成另一个更为严厉的诘问:在这个时代，几位各自经历了人间世态炎凉的沧桑男女，是否还有爱与被爱的可能。”

就此一诘问的自觉艺术表达而言，弋舟的小说创作的确有一种特别专注于完美艺术技巧追求的“技巧主义倾向”。这一点，同样突出表现在中篇小说《所有路的尽头》中。虽篇幅不算太大，但弋舟却精心设定了别出心裁的询唤艺术结构。所谓“询唤结构”，就是指作家抓住关键性情节，不断探求追问事件的真相。追问的过程本身，也正是小说文本的展开过程。实际上，包括《等深》《而黑夜已至》《平行》等作品，也都有着对于所谓“询唤结构”的熟练征用。

某种意义上，“询唤结构”似乎成了弋舟作品的一种标志性特质。《我们的踟蹰》核心故事是一场车祸，这具有着突出的结构性意义，不仅使得几位主要人物李选、张立均、曾铖交集到一起，而且也把杨丽丽等一些不怎么重要的人物形象牵连交织到同一张命运之网中。与其说弋舟《我们的踟蹰》是爱情小说，反倒不如说是深入勘探表现时代精神存在状况的小说。爱情其表，精神其里。大约也正因此，弋舟才会在后记中发出感慨:“同样结合着‘爱’的图景，正好比:一次次的挫败让男人女人成熟，也难免使得男人女人丧失爱的能力。这其中，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　是什么，使我们不再有磊落的爱意?　是什么，使得我们不再具备死生契阔的深情?”依我愚见，这个被弋舟揪住不肯撒手的“什么”，很显然就是当下时代人们普遍的精神状况。能够在一部篇幅有限的“小长篇”中，既充分描写李选、张立均以及曾铖之间的“踟蹰”状况，更能不无尖锐犀利触及背后潜隐着的时代与社会原因。可以说，借助于书中一处处细节，弋舟强化凸显了《我们的踟蹰》这部“小长篇”的精神叙事特质。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想象的铠甲——评弋舟长篇小说《我们的踟蹰》

□李建周

读弋舟的长篇小说《我们的踟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时不时有一种直击内心深处的酸楚。小说笼罩在一种貌似古典情调的情感氛围中，叙述却指向现代人内心的多重纠葛，情感废墟的背后是被重重帘幕包裹的坚硬的当下生存景观。

作为小说的重要道具，汉乐府名篇《陌上桑》承担了重要的叙述功能。敏锐的弋舟从悠远的汉乐府民歌中打捞出一个略显陌生的字眼：踟蹰。经过层层渲染和改写，这个词成了整部小说的关键词根。这个穿越两千年历史风云潜入作家内心的词语，一下子击中了人们当下生活中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纠结状态。“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的旋律一直徘徊在小说叙述的上空，为几分孤独、几分厌倦的现代情感找到了一个说法。当把“踟蹰”上升为一种审美意识的时候，它为我们纠结的内心找到了一副抵御坚硬现实的铠甲。

处于情感危机之中的公司白领李选、公司老总张立均、画家曾铖，不约而同进入一种男女情感的踟蹰状态。他们都曾在现实规矩面前进行过老老实实的交易，获得过利益甚至说是荣耀。而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又不同程度表现出对于现实规矩的排斥。李选眼中的酒店式逻辑、张立均心中的商人规矩、曾铖心目中的日常生活，都是基于个人实利原则的精致的利己主义，是一整套可以计算的交换，背后是笼罩全球的货币资本体系。他们在现实交易背后隐藏着一颗不甘的心，他们知道掩耳盗铃式的物质安慰无法抗拒内心深处的落寞。

对现实规矩的抗争在虚拟的世界被放大了。一旦进入网络虚拟世界，曾铖就会显得那样生龙活虎、灵光乍现。可是一旦在现实生活中相见，心灵的跃动马上开始回缩。他根本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真的爱上了李选。对于李选来说，身边那个实力远远超过曾铖的张立均，并不是阻止她去爱曾铖的最大障碍，最大障碍来自她自己。成功人士张立均则从未想过爱或者不爱李选的问题。在得到李选的身体之后，之所以玩起了心灵追逐游戏，完全是在治愈自己的心理旧疾。他们的情感踟蹰被现代通讯媒介建构的虚拟空间放大了，甚至在孤独中横生出近乎邪恶的游戏心态。不能说这个看似虚拟的世界没有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实际上他们的情感状态在虚拟世界里更为真实。情感的踟蹰印证了他们的实际生活是多么拧巴、多么纠结。

撕裂的内心生活体验是一种碎片化的现代城市经验。当下欲望都市的书写，要么是对现实规矩的无条件认同，要么是充满底层苦难的悲壮抗争。非常态的个人经验或者说极端的个人体验曾经在晚生代作家笔下大放异彩。他们通过放大个人与时代的疏离感，将自我绑定在消极自由主义的大旗下面。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踟蹰》是有一点后撤的，或者说是以退为进。在悄悄地将“我”置换成“我们”之后，弋舟激活了人们纠结的情感体验并为这种情感体验找到了一个有效共振点。

这种状态在70后作家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他们青春懵懂的青涩岁月中，烙印下无法抹去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痕迹。面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市场奇观，面对新世纪的网络狂欢，他们似乎总不能欢呼雀跃、干脆利落。他们进退失据的踟蹰是因为自身被时代分成了两半。这或许是一代人无法摆脱的命运，这种类似绝境的生命体验在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身上多次重演，但他们依然不愿认同纯粹的世俗哲学。这种踟蹰状态在世俗的欢歌中是被厌弃的，但对心灵踟蹰的挽留和追问，正如那曾经绊住卡夫卡的变成绳索的道路，其实是真正的通向读者隐秘内心的桥梁。

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市景观的渐次浮现，市场催生的幻境世界急遽放大了人们的恋物癖。在市场交换面前，爱情突然显得那么微小甚至可笑。文学中的爱情叙事本身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通常承担了破坏世界秩序的叙述功能，因此，在各个时代都曾被那些对现实不甘的人们征用。严格说，弋舟小说中踟蹰的爱情实际是当下一种真切的情感体验模式，它是模糊暧昧的，隐藏于孤独和痛苦之中。尽管它可能无法召唤出治疗和拯救的力量，但是在现代城市叙事展开的过程中，正是当下人们置身其中的一种新的生命状态。

正如卡夫卡所言：“此生的快乐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我们向更高生活境界上升前的恐惧;此生的痛苦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那种恐惧引起的我们的自我折磨。”弋舟笔下呈现的生命模式或许仅仅存在于特定的历史过渡阶段，也可能是我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跃进前必须付出的代价。穿上“踟蹰”这副想象的铠甲并不能确保抵御现实规矩的击打，但是却让行色匆匆的我们在时代的喧嚣中稍作停留，听听那些来自心灵深处的更加真实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