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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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11月23日,英敛之出生于北京的旗人家庭。汉姓为玉,又名玉英华,幼年家贫,未接受正规教育,自幼习武从军。
1888年,英敛之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并自学法文。
1898年4月,撰写文章《论兴利必先除弊》,开始评论国事。戊戌变法失败后,恐被株连,潜往外地。
1899年8月,在澳门《知新报》上发表《党祸余言》,对变法失败“深感郁结,心不能已”。
1900年3月到云南,担任法国驻蒙自领事馆馆员。由于当地常发生教案,同年7月随领事返回天津。
1901年4月,天津紫竹林天主堂总管柴天宠提议集资开办报馆,邀英敛之进行筹备。
1902年7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发刊,英敛之兼任总理和编撰工作,提倡变法维新,抨击时弊,不避权贵,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办报宗旨,他本人每日为《大公报》写一篇社论。
1906年7月1日,与《北洋日报》等联名发表《告天津各报大主笔书》,发起组织中国近代第一个新闻团体“天津报馆俱乐部”,作为同业“研究报务、交换知识”的场所。
1912年,他和好友马相伯一起上书教廷,请求创办一所天主教大学。
1916年,英敛之将《大公报》转手售予王郅隆,迁居北京香山静宜园,创办香山慈幼院和辅仁社(1925年),1926年1月10日病逝。去世后的次年,辅仁大学在北京正式立案。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英敛之流亡海外,一年后又悄悄回国。后来,慈禧太后为讨好洋人,大赦了一批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其中就有英敛之。不过名单中没写姓氏,只写了他的名“英华”。据说当时慈禧太后特意说了句:“把那个满人英华也赦免了吧。”从此,全家族都随英敛之从郁改姓英。
此前英敛之认识了一位学问出众的教书先生,做了他的书童。这位先生正在一户爱新觉罗的后裔家里教书,英敛之也随同到人家,和主人家的女儿爱新觉罗·淑仲一起学习。时间久了,两人渐有好感,后来结为夫妻。
据英敛之日记载,英敛之在1901年4月24日由上海回到天津。他回到天津的第三天,去拜访天津紫竹林天主教的总管、教友柴天宠。柴约请英开设报馆,并答应帮助“募集股本,甘为赔垫”。英敛之很爽快地答应了。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创刊。在《大公报》创刊号上,刊登了英敛之撰写的《大公报序》曰:“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凡我同人亦当猛自策励,坚善与人同之志,扩大公无我之怀,顾名思义,不负所学,但冀风移俗易,国富民强,物无灾苦,人有乐康,则于同人之志尝焉,鄙人之心慰已。”这就是说,针对当时那种国破民奴、封建专制主义乌云笼罩全国的严重局面,英办《大公报》,同戊戌时期一样,仍要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学术文化思想,对“我同胞”进行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工作。《大公报》一创办,便大胆地议论时政,呼吁慈禧不要“垂帘听政”,拥护光绪亲政,从鼓励“保皇斥后”转而呼号“君主立宪”,伸张民权,反对封建专制。
1902年6月21日,英敛之在《大公报》上撰写《论归政之利》一文,公开要求慈禧撤帘归政。文章强调指出,只要“太后”一归政,就有八利:“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闱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他还指名道姓,指斥慈禧的亲信、军机大臣——“刚毅国贼”,祸国殃民;指责反对慈禧归政的大臣为“谄媚之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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