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文学

维吾尔族人口约达987万人（2009年），主要聚居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从 6、7 世纪起，先后采用过突厥鲁尼文（亦称“鄂尔浑—叶尼塞”文）、回鹘文，10到11世纪后，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文逐步取代了以粟特字母为基础的回鹘文，20世纪70年代，曾推行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维吾尔文。维吾尔族文学渊远流长。民间文学及作家文学都有悠久的历史及鲜明的特色。

民间文学是维吾尔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英雄史诗、民间叙事诗、民歌、民间故事、寓言、谚语、民间弹唱等多种体裁和形式，对维吾尔族作家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维吾尔族史诗中，代表性作品首推《乌古斯传》（亦称《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它是迄今发现的保存得比较完整的一部古老的散文体史诗。反映了尚处于游牧氏族部落社会阶段时期的维吾尔族先民信奉萨满教的原始风习，对苍狼的图腾崇拜，及对周围其他古老部落名称的民俗学解释。史诗通过关于乌古斯可汗南征北战的有声有色的描述，表现了乌古斯可汗的英雄气概和赫赫战功，表达了各突厥游牧部落要求联合统一的愿望。结构严谨，层次清晰，语言古朴生动。此外，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辞典》中，也采撷了若干英雄史诗的片断，如关于英雄阿里甫·艾尔·童阿的挽歌、关于与非伊斯兰回鹘人、唐古特人之间征战的史诗片断等等。这些作品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为研究维吾尔族及其他操突厥语民族的古代历史、宗教、民俗、语言等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维吾尔族的民间叙事诗以反抗封建婚姻、讴歌婚姻自主的爱情长诗居多。如《艾里甫和赛乃姆》、《塔伊尔与祖赫拉》等等。这些流传于民间的爱情故事往往成为历代诗人、作家进行创作的传统题材，许多作家的作品也回到民间流传开来，循环往复，形成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水乳交融的状况，这也是维吾尔族文学的一个特点。《赛依特好汉》等叙事诗则以对抗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反对压迫剥削为内容，歌颂了维吾尔族劳动人民的勇敢、机智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维吾尔族民歌十分丰富。按其内容大体可分为劳动歌、生活歌、历史歌、习俗歌、情歌及新民歌等。

劳动歌既有产生于游猎时代的古老猎歌，也有定居从事农业生产之后的刈麦歌、打场歌等，大多表现了人们对于劳动的热爱及收获时的喜悦。生活歌有诉说长工、矿工、赶车人苦情的歌，有倾吐妇女哀怨，描述孤儿凄楚的歌等等，它生动真实地反映了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历史歌主要是关于维吾尔族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歌谣，有的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及农民的英勇反抗和暴动起义，有的反映了维吾尔族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保卫家乡、保卫边疆、维护祖国统一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其中流传较广的有北疆伊犁地区的《诺孜古姆》、《筑城歌》、《英雄沙迪尔的歌》、反对沙皇的《迫迁歌》，南疆喀什地区的《关于马提台的歌》等等。习俗歌多在婚丧嫁娶、节日庆典时吟唱，有酒歌、婚礼歌、哀悼歌等。它与维吾尔族的传统习俗紧密相连，富于民族特色，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材料。情歌在维吾尔族民歌中占有很大比重，青年男女间炽热的恋情往往通过富有维吾尔民族心理特征和地域特色的比兴手法来加以表达，因此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烈颂歌，表现了人民对党、对领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热爱。

维吾尔族民间故事，内容广泛，风格多样，有的清幽淡雅；有的瑰丽神奇；有的机智幽默；有的寄寓遥深，大多表现了劳动人民鲜明的爱憎是非观念和顽强、乐观、风趣的民族性格特征。如描述一个吝啬刁钻的巴依不许长工们在他门前树荫下歇凉，长工们集资买得荫影后，随着荫影的移动，跑到巴依院子里、屋顶上开怀作乐，使得巴依叫苦不迭的《桑树荫影的故事》；流传极广的《阿凡提的故事》，以及与之相类似的《毛拉则丁的故事》、《赛莱依·恰坎的故事》等，都显示了维吾尔族民间文学诙谐幽默的情趣。《三条遗嘱》之类的故事则具有较浓厚的讽喻色彩，它教育人们要依靠自己的双手，通过辛勤的劳动去谋求幸福。在维吾尔族民间流传的故事中，还有一类连环故事，如流传于南疆喀什、和田一带的、包括36则故事的《鹦鹉的故事》、包括10则故事的《国王阿扎旦和巴哈提亚尔》等。它们在结构上、情节内容上，都明显反映出印度文学、阿拉伯—波斯文学的影响，这是由于新疆曾经处于丝绸之路的枢纽，维吾尔族汲取了各种文化精粹的结果。维吾尔族民间故事中还有包括动物故事在内的相当数量的寓言故事，它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维吾尔族人民的道德观念和生活哲理，言简意赅，耐人寻味。

维吾尔族的谚语，11世纪的《突厥语辞典》中就辑有不少，其后又不断丰富发展，不少谚语表现了尊重知识、慷慨好客、注重团结、讲求实效等传统的民族风尚。

维吾尔族的民间弹唱是一种表演性很强的综合艺术。吟唱内容有神话传说、英雄史诗、爱情叙事诗、民歌等，亦有演唱大型套曲《十二木卡姆》者。《十二木卡姆》中的歌词除古典作家的诗章片断外，亦有传统的民歌及情歌。

此外，维吾尔族还有许多独特的民间文艺活动，如“麦西莱甫”、“巴赫赛依莱”、“努鲁孜”、“白雪节”等，在这些活动中，除了歌唱、舞蹈、游戏外，还有讲故事、说笑话、对诗联句等文学内容，深受群众喜爱，也是民间文学一代代流传普及的一条重要渠道。

突厥汗国（552～744年）与回纥汗国（744～840年）文学这一时期（6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的文学作品，保存下来的主要是鄂尔浑碑铭文献。这些碑铭中有一部分是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和史诗性质的碑文。如《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可认作维吾尔人的第一批书面文学作品。碑铭采用了散韵相间的叙事诗体裁，以排比、反复等手法构成了诗的节奏。语言生动，内容凝炼，具有英雄史诗刚健雄浑的风格。这些碑铭尽管反映的历史事件不同，但在语言及思想倾向、艺术风格、表现手法上具有共性。几乎都以结束内部纷争及战乱，建立统一团结的汗国，俾使人畜兴旺发达为主题，歌颂了为实现这一愿望而斗争的英雄的功绩。这些碑铭文献除具有文学价值外，还提供了有关古代突厥—回纥部落的历史、人文、民俗资料及古回鹘语言文字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对研究古代维吾尔，而且对研究当时共同生活在漠北草原的其他突厥语系诸民族也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它们为后来的抒情长诗和叙事长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9 世纪中叶，维吾尔族历史上的大迁徙，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从蒙古高原西迁到新疆的维吾尔人与先前的居民一道建立了两个各自独立的汗国。由于这两个汗国所处的历史、地理、宗教等社会条件的不同，因而在文学上呈现了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局面。一为摩尼教、佛教及汉族文化影响下的高昌回鹘汗国文学；一为伊斯兰教及阿拉伯、波斯文化影响下的喀拉汗王朝文学。

高昌回鹘汗国文学9世纪中叶，西迁的回鹘人中的一支与原先在北庭一带游牧的回鹘部落联合起来，建立了以吐鲁番为中心，东接河西走廊，西至拜城，包括焉耆、库车、拜城、鄯善、哈密及敦煌以东一部分地区的高昌回鹘汗国，转入了农业定居，当地的古代焉耆人、龟兹人、高昌人、汉人等也逐步融合了进去。城市与贸易进一步得到发展，回鹘书面语随之在新疆及中亚成为通行的语文。高昌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早就是中原文化和东罗马文化、古波斯文化、印度文化的交流荟萃之所。兼之高昌汗国境内，佛教、摩尼教、景教同时并存，因此这一时期的维吾尔文学呈现出兼收并蓄，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不仅从汉文、梵文、吐火罗文、藏文翻译了大量佛经以及摩尼教、景教典籍，而且还翻译或改写了许多源出佛教传说、本生故事的文学作品：如《恰希塔尼·伊力克伯克》、《哈勒亚木哈拉和帕帕木哈拉》、《两王子的故事》、《神猴与帕德摩瓦提姑娘》、《达尼提·帕拉》等。此外还有《伊索寓言》、《圣乔治殉难记》以及《三个波斯僧朝拜伯利恒》等与景教流传有关的故事。诗歌有《吐鲁番民歌集》、《佛教诗歌集》、《摩尼教赞美诗》等等。这一时期诗歌的特点是押头韵，与其后的维吾尔诗歌明显不同。过去世代口头流传的英雄史诗，如《乌古斯传》等，此时有了写本或抄本传世。戏剧文学及舞台艺术也开始进入了维吾尔人民的社会生活，多幕剧《弥勒会见记》的几个抄本的发现可为例证，宋人王延德所撰《使高昌记》对此亦有所记载。13世纪后，伊斯兰教开始在新疆全境取得统治地位，高昌汗国时期及其以前创造的大量非伊斯兰文化典籍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因此迄今发现的这些文献不仅只是当时大量文学作品中为数寥寥的一部分，而且多属断简残篇，原著译者已无从查考。现仅从少数幸存作者姓氏的残卷中得悉当时的作家、诗人和翻译家有迦鲁纳答思、齐齐、阿普林啜特勤、僧古萨利、齐速亚都统、伽琳·凯什、阙达干、阿思黑都统等人。

阿普林啜特勤的爱情诗语言质朴清新，感情诚挚深沉。摩尼教赞美诗对黎明之神的赞颂，反映了人民对于光明和幸福的追求和向往。僧古萨里所译《金光明经》及《玄奘传》，不仅表明了翻译家汉文、回鹘文造诣之深、翻译技巧之高，而且显示了当时维吾尔书面文学发达的程度。源于佛教本生故事的《恰希塔尼·伊立克伯克》，通过对菩萨转世的恰希塔尼·伊立克伯克翦除凶恶的妖魔、瘟神，解救人民的英勇无畏精神的描绘歌颂，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战胜社会和自然邪恶势力的强烈愿望。作者采用对反面人物狰狞面目的夸张描写，成功地反衬出主人公的英雄形象，这种对比陪衬手法成为后代维吾尔文学创作经常采用的艺术手段之一。

从漠北西迁的另一支回鹘人与葛逻禄等突厥部族汇合，建立起囊括新疆南部、七河流域及中亚细亚大部分地区的喀拉汗王朝（亦称黑汗王朝或哈喇汗国）。随着生产的发展，城市手工艺及贸易的繁荣，巴拉萨衮、喀什噶尔成为喀拉汗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维吾尔文化和文学也相应地出现了繁荣高涨的局面。喀拉汗王朝以伊斯兰教为国教，整个社会生活，包括文学艺术被置于伊斯兰教义及伊斯兰哲学的影响之下，因此喀拉汗王朝的维吾尔文学，与同出一源的高昌汗国维吾尔文学相比，更多地吸收了阿拉伯—波斯文学的影响，无论在内容、形式、体裁、风格上都别具特色。

喀拉汗王朝遗留下来的重要文学遗产有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辞典》、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艾哈买提·尤格纳克的《真理的入门》、艾哈买提·雅萨惟的《箴言集》等。

《突厥语辞典》系作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搜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于1072至1074年编纂而成。它介绍了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语部族的源流及分布地域、典章制度、人文风尚、文化成就等多方面的情况，被世界突厥学界公认为11世纪突厥人的百科全书，具有多学科的重大学术研究价值。在该书词条的注释中收录格言、谚语300多条，诗歌及史诗片断约240余段，按其内容、形式、韵律归纳分类，除有英雄史诗的片断外，还有劳动狩猎歌、征战诗歌、描绘大自然的季节歌、习俗歌、爱情诗歌以及关于道德风尚、民族传统方面的训诫性诗作片断等等，从中可以窥见古代维吾尔文学反映历史和现实的广度、深度及其艺术成就，是极为珍贵的资料。

《福乐智慧》成书于 1070年。这部13000多行的长诗，是维吾尔文学史上的典范作品。其主要部分采用对话形式，具有诗剧性质。作品的中心思想是强调法制，选贤用能，公正地治理国家。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结构、阶级关系、道德规范、哲学思想及富国强兵之道的一系列观点，成为学者们研究喀拉汗王朝的一部重要典籍，由于它在艺术上的成就，对后世维吾尔文学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真理的入门》是喀拉汗王朝末期的代表性作品，在《福乐智慧》的影响下写成，但语言已采用较多的阿拉伯、波斯语借词。这部哲理训诫性长诗强调了知识文化的重要，称颂了慷慨、正直、谦逊、大度等美德，谴责了无知、昏庸、贪婪、骄傲等恶习，具有进步意义，但同时也和《福乐智慧》一样，宣扬了伊斯兰教义及封建道德规范。

喀拉汗王朝的维吾尔文学，受到伊斯兰教的深刻影响，许多作品都渗透着伊斯兰教义及苏菲主义思潮，生活于12世纪初期的艾哈买提·雅萨惟就是苏菲教派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其主要作品为《箴言集》，这部诗集规劝人们摒弃世俗欲念、宣扬返朴归真、听天由命的遁世哲学。喀拉汗王朝后期内忧外患的处境，以及作品语言与口语相近，使其在群众中流传甚广，对后世维吾尔族文学创作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13世纪成吉斯汗的进军和蒙古帝国的建立，给生活于新疆及中亚地区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语民族的社会生活，带来了重大变化和新的因素。从蒙古草原到里海之滨的辽阔地域连成了一片，各突厥语民族人民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密切，从而导致了打破方言地域界限、统一的书面文学语言的形成。这一文学语言是在喀拉汗王朝的突厥──维吾尔语及高昌汗国的回鹘语基础上，吸收阿拉伯、波斯文学语言的影响发展形成的，它通行于察合台汗国的广袤疆域，并在察合台汗国分崩离析后仍流行于故地，故习称“察合台语”。高昌汗国并入察合台汗国版图后亦逐步伊斯兰化，至此维吾尔文学复合二为一，逐步进入了使用共同书面语──察合台语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即察合台文学时期（13～18世纪）。

这一时期前期的杰出代表作家有拉布乌孜、阿塔依、赛喀克、鲁提菲和纳瓦依等，他们的作品为维吾尔古典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纳斯尔丁·拉布乌孜的《先知传》（又称《拉布乌孜故事集》），属察合台文学早期，它取材于伊斯兰世界广为流传的先知故事和宗教传说，以散文体写成，其中某些抒情写景及阐述哲理的部分穿插诗歌韵文，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特殊风格。精辟的箴言在短小精练的故事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极富艺术特色。

这一时期，反映在文学领域中的斗争，就创作思想而言，是为中世纪封建专制主义歌功颂德的宫廷文学及其同盟者宣扬宗教蒙昧主义、苦行主义、遁世哲学的苏菲派文学与反对封建及宗教桎梏、主张正义、自由、热爱生活、歌颂纯真爱情和理想的人文主义文学之间的斗争;就书面语言而言，则是风靡一时的以阿拉伯、波斯语创作的倾向与抵制这一潮流，坚持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促进了维吾尔文学的发展，培养和造就出一大批站在时代前列的作家和诗人，如阿塔依、赛喀克、鲁提菲以及后来代表整个察合台文学高峰的纳瓦依等。同时这一时期由于某些历史的原因，中亚的文化中心已由喀什噶尔迁往河中地。许多维吾尔作家、诗人往往聚集在河中地进行创作甚或度过自己的一生。阿塔依和赛喀克这两位同时代的诗人尽管有各自不同的创作经历和风格特色，但在创作题材及思想内容上有着许多共同之点。他们都揶揄嘲笑寄希望于天堂的苦行主义、遁世哲学，主张热爱世俗生活，颂扬忠贞纯洁的爱情，歌颂现实生活之美，歌颂对光明和幸福的追求，痛斥矫揉造作的伪善。他们创作了大量感情真挚，艺术高超的“格则勒”，为这一抒情诗体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继阿塔依、赛喀克之后，在抒情诗创作上，鲁提菲的成就尤为突出。鲁提菲被纳瓦依誉为“维吾尔语言的泰斗”，他的传世之作，一为抒情诗集《鲁提菲集》，一为叙事长诗《古丽与诺鲁兹》。他通过自己的作品将真善美形象化，激发人们对美好事物、对理想和光明的信念，摒弃对来世的虚无飘渺的幻想，勇敢地为追求正义和幸福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诗人的美学思想和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对后世维吾尔、乌孜别克、阿塞尔拜疆文学的发展都有较大影响。

新疆及中亚许多突厥语民族（包括近代才分化形成的某些民族），历史上曾处于同一封建王朝的统辖之下，加之语言、文化传统及其他人文方面的共同因素，在文学上长期存在着互相渗透、互相交错的复杂情况。正是由于这一历史现象，造就了纳瓦依在维吾尔及其他突厥语民族文学中的巨大影响和突出地位，使其创作成果成为维吾尔及突厥语系某些民族文学史上的共同的丰碑。

纳瓦依著述甚丰，代表作有包括 16种诗体 3130首44803 行的四卷集抒情诗《精义宝库》和包括五部长篇叙事诗的《五部诗集》。纳瓦依的这些作品突破了中世纪窒息人类自由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的思想樊笼，强调了人的尊严，斥责了对妇女的歧视，充满着对暴政的愤怒抨击，闪烁着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辉。他的叙事诗更充分展现了这种进步思潮与封建宗法统治之间的深刻的社会冲突。此外，集中反映了作者哲学思想的《鸟语》、颂扬各种行业分工的《情之所钟》、阐述诗歌韵律的《诗律准绳》、评介当代及前辈诗人的《群芳雅会》及阐述突厥语优越性的《两种语言之争辩》等等，都对维吾尔古典文学乃至现代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察合台文学后期，继承了鲁提菲、纳瓦依的优秀诗歌传统的代表人物当推赫尔克提、翟黎里和诺比提。赫尔克提的《爱情与苦恼》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格调清新，想象奇特，在叙事诗中别开生面。翟黎里的《漫游记》等诗集，满挹忧国忧民之思，感情深沉激越。诺比提的抒情诗风格细腻，寄寓遥深，香草美人，别有怀抱。此外，在他们之前和以后，辉映维吾尔文坛的还有阿曼尼莎汗的《纳菲赛诗集》、哈依勒·西凯斯特的《照世镜》、毛拉·艾莱姆·沙赫亚尔的《玫瑰与夜莺》、毛拉·热依木的《情缘录》和卓加罕·艾尔西的《艾尔西诗集》、毛拉·哈西木的《诸王书》、奥麦尔巴克的散文体《法尔哈德与希琳》、《莱丽与麦吉侬》等等。

1759年清政府平定了准噶尔叛乱及和卓们的骚乱，恢复了新疆与祖国大家庭的统一。新疆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更加密切，不少维吾尔族学者应邀到北京参加《五体清文鉴》的编纂工作。但是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走向腐朽没落，清政府派往新疆的官吏与维吾尔族上层勾结在一起肆无忌惮地鱼肉人民，激起了不断的反抗和起义，这一形势推动了文学进一步与社会现实生活的结合，使维吾尔文学进入了一个直面人生、针砭时弊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阶段，察合台文学末期初露头角的讽刺艺术到这一时期表现得更为犀利尖锐，成为这一时期（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末）文学创作上的基本特色之一。

这一时期中，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作家、诗人有尼扎里、古穆纳木、凯兰代尔、萨布里、艾里毕·吐尔都西阿洪、毛拉·毕拉勒、毛拉·玉素甫、毛拉·夏克尔和泰介里等。

尼扎里流传至今的作品有爱情长诗《法尔哈德与希琳》、《莱丽与麦吉侬》、《麦赫宗与古丽尼莎》、《热碧亚与赛丁》等12部叙事诗。哲理长诗《济世宝珠》和抒情诗集《穆罕默斯集》。爱情长诗中，特别是《热碧亚与赛丁》取材于当时的真人真事，通过这一悲剧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扼杀纯真爱情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传统观念，亟富现实意义。古穆纳木与凯兰代尔都是优秀的抒情诗人，萨布里与艾合买提夏·哈里哈西则擅于辛竦的讽刺。艾里毕·吐尔都西阿洪把最底层的工匠们的生活纳入自己的创作题材。毛拉·毕拉勒则更有进一步的突破，在其长诗《中国土地上的圣战》中直接描述了伊犁农民暴动及窃取了起义领导权的封建上层与宗教上层内部勾心斗角的斗争；在《诺孜古姆》中塑造了一个被清军流放的英勇不屈的女英雄形象；在《长毛子玉素甫汗》中揭露了一个来自浩罕、自称圣裔、披着宗教外衣、招摇撞骗的无赖典型。这些作品为维吾尔文学进一步走向现实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拉·夏克尔继其后以《凯旋记》反映了1863年的库车农民起义，而泰介里的《电光的显露和消失》，则渗透着朴素的辩证思想和对光明未来的信念，在维吾尔族的古典文学与现代民主主义文学之间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进入20世纪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内忧外患的处境和抗日战争的烽火，促使这一时期的维吾尔族文学呈现出一个崭新的局面。时代风云和历史潮流赋予这一时期的文学以一种慷慨激昂、悲愤激越的色彩。文学与人民群众、与进步思潮、与革命斗争的联系、结合大大加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现代民主主义思想已成为创作思想的主流，不少作品还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作家和诗人直接投身于革命斗争，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果说阿拉伯、波斯文学曾对维吾尔族古典文学有过较大的影响，那么这一时期的维吾尔文学则是从五·四新文学和俄国民主主义的优秀作品和苏联文学中吸取了丰富的滋养。祖国的命运、人民的解放，已成为文学创作首先注目的中心。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维吾尔族誓与祖国共存亡的坚定决心，祖国高于一切、祖国重于生命的炽烈感情在许多作品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古典作品中那种对自己家乡故土的深挚爱恋已升华为对整个祖国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神圣的历史责任感。在体裁上也出现了歌剧、话剧、散文、小说、文艺评论等现代文学形式。所有这一切特征，标志着维吾尔族文学与现代汉族文学潮流相一致。

阿不都哈勒克·维吾尔、黎·穆塔里甫、尼米希依提、艾里坎木·艾合坦木、祖农·哈迪尔、铁依甫江等，是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代表。其中，尤以维吾尔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旗手黎·穆塔里甫的成就和影响最为突出。黎·穆塔里甫（1922～1945）曾经受到陈潭秋、林基路等中国共产党人和文学大师茅盾的深刻影响，他既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诗人，又是一位英勇无畏的坚强战士。他在《五月之歌》、《中国》、《我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中国游击队员》、《对岁月的答复》等名篇中，以犀利的笔锋，猛烈抨击日寇的野蛮侵略和反动当局对革命者的迫害，激励人民奋起与一切反动势力作殊死的拼搏，为争取光明、自由、解放的新中国而斗争。诗风豪迈雄浑，气势磅礴。除诗歌外，他还写剧本、小说、散文、文艺论文。这位坚贞不屈的诗人1945年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于阿克苏狱中，牺牲时年仅23岁。阿不都哈勒克·维吾尔（1904～1932）也是维吾尔族新文学的开拓者之一，写有不少反对压迫剥削、争取自由解放的充满战斗激情的诗章，1932年在组织吐鲁番农民起义时被盛世才所杀害，其作品亦多散佚。尼米希依提、艾里坎木·艾合坦木、祖农·哈迪尔等都直接参加了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新疆三区革命，他们或以激情洋溢的诗篇，或以催人泪下的小说、剧作，唤起人们对旧世界的憎恨，对光明未来的信念，激励人们为推翻三座大山而英勇斗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新疆获得和平解放。从此，维吾尔族文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尼米希依提、艾里坎木、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等，以他们绚丽的彩笔，描绘了一幅幅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图景，鼓舞着人们为建设美好的新中国而忘我劳动，许多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作品相继问世，为中国多民族的文学画廊增添了风姿。尼米希依提的《思念》、《告别了，但永远告别不了》、《在时代的讲坛上》，铁依甫江的《祖国，我生命的土壤》、《一位老战士的嘱咐》等，都以恢宏磅礴的气势，深沉激越的感情而脍炙人口。克里木·霍加的许多“柔巴依”，短小精悍，深寓哲理。祖农·哈迪尔的小说《锻炼》、剧本《喜事》，则是老作家对新生活的热情礼赞，艾里坎木·艾合坦木用他朴实清新的诗笔在创作抒情诗之余，还写出了长诗《沙婀黛蒂汗》，深刻地揭示了维吾尔人民在封建王公伯克制度下的苦难历史。社会主义时期的维吾尔族当代文学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由于历史出现了曲折，历次左的干扰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维吾尔族文学的繁荣。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维吾尔族当代文学才开始复苏并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重新迈开步伐。近年来，在摆脱了思想和文化的禁锢之后，维吾尔族文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电影文学剧本这些新文学体裁的作品相继问世，许多老作家、老诗人重新焕发了青春，而更多的中、青年作家不断涌现于文坛。柯尤慕·图尔迪、祖尔东·萨比尔等在小说创作中已获得令人喜悦的成就。对于古典文学遗产的整理、研究；对于中外名著的翻译介绍，也都已重新蓬勃开展起来，这一切预示着当代维吾尔族文学正在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上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