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虞

吴虞（1872—1949），原名姬传、永宽，字又陵，亦署幼陵，号爱智。四川新繁（今成都市新都区）龙桥乡人。近代思想家，学者。

早岁肆业于成都尊经学院，曾从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吴之英学诗文，从经学大师廖平习经，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戊戌变法后，开始学习新学，在成都以教学馆为生，曾参与创设溥利公书局。

1905年赴日求学，入东京法政大学。

1907年回国，先后担任成都府中学堂、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教习，一度主编《蜀报》。

1910年，吴虞与父亲发生冲突，被舆论斥为“非理非法”逆子。四川教育总会会长徐炯召开会议，将他逐出教育界。

辛亥革命后，曾加入共和党，兼《四川政治公报》主编，后著文反对袁世凯称帝。

1917年应柳亚子之邀加入南社。

1919年11月，吴虞在《新青年》6卷6号发表《吃人与礼教》，大力攻击“吃人的礼教”。胡适称他是“只手打翻孔家店的老英雄”。曾先后担任《西成报》主编、《公论日报》主笔、《四川政治公报》主编。

1920年，他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教授。

1933年，因遭尊孔复古派的排斥打击，被迫辞职。

晚年，他任教于成都大学、四川大学。1949年在成都病逝。

著有《吴虞文录·别录·日记》《秋水集》，编选有《国文选录》《骈文选读》。

父吴兴杰，字士先，曾任富顺县教谕。吴虞曾娶妻二人，生九女一子，子早夭。前妻曾兰，字仲殊，号香祖，诗书俱佳，南社社员。后妻常道玄。均早逝。

从吴虞的一生看，他只是躬逢新文化革命盛时，自己并没有多少才学。

生活中有很多人是分裂的。如果以历史主义或进步史观看这些人，得出的结论往往会与人们的真实感受天差地别。比如林纾先生，可能给人的印象是非常真诚的读书人，但在历史主义者看来，他是一个遗老的角色，甚至是反动的。而有些非常进步，甚至为历史做过贡献的人，可能是一个不耻于众口之人。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吴虞就是这样。

吴虞从日本学成归国，回到成都，不时“鼓吹”非儒学说，尤其是非孝非礼的言论。搞笑的是，吴虞自己行事极为专制。很难指望这样的人能跟别人搞好关系。而这种生活上的灾难他会轻易地转化到观念上去。他跟父亲的关系不好，以至于成为仇敌。如1911年11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魔鬼一早下乡。心术之坏如此，亦孔教之力也。”父子二人以打官司来争夺家产，当吴虞胜诉后，他在日记中发泄说：“大吉大利，老魔迁出，月给二十元。”“余愤且悲，余祖宗何不幸而有此子孙也！”吴虞父亲死后，他写信给住宿学校的两个女儿，“告以老魔径赴阴司告状去矣！”

吴虞的为人和言论在当时的成都受到抵制，教育界诸多人士联名宣言攻击他，将他视为“士林败类”“名教罪人”。但此时的吴虞已有全国影响，危难之际，北京大学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吴虞到北大任教，跟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人交往，但他显然跟那个新鲜的、充满朝气的人际圈子格格不入。他的自私、专制、封建守旧性格开始暴露。

吴虞父女的矛盾，就像当年他跟父亲的矛盾一样不可调和。在家庭纠纷面前，吴虞总是抱怨别人不为他着想。他在日记中说自己的女儿：“玉方不甚解事，字尤恶劣，以此程度来京留学，将来未知何如，恐徒累老人耳。”他对骨肉亲情的认知是：“当自觉悟，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不仅曹孟德为然，恐世上骨肉亦多不免。”

吴虞在北京的生活极为优裕，月薪200大洋且广有田产，但他拒绝出钱供女儿读书，以至于女儿要革他的命。吴虞自己则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他跟年轻人一起多次逛妓院，恬不知耻到一边给亲友写信调查他妻子是否“出门应酬”，一边服壮阳药逛妓院。为了赢得妓女娇玉的欢心，他写了几十首《赠娇寓》，一边印成诗单供妓院散发，一边投稿《顺天时报》等报纸公开发表。别人的荒唐生活也成了他多情多欲的理由，如他在日记中写道：“据云，胡适之在济南，曾叫姑娘条子。颜任光逛窑子与学生冲突。中大教员余同甲亦然……”这样的人，学生对他渐渐不再信任，就是新文化的同仁也极为不满，他最后只好仍回到成都。

吴虞有悖人情的丑事还没完结。他有妻有妾，除了两个女儿外，未生一子，求子心切的吴虞不仅求巫问卜，留须求子，还在五十九岁时纳了一个十六岁的小妾，此举令吴虞身份尽失，新老人物都对他大肆攻击，社会上流言四起；再加上吴虞家庭专制，女儿也看不起他，父女关系极僵。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寂寞的。

即使这样的人也有幸进入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弄潮。他写的文章确实影响了当时新旧两派的论战，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等文章，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俨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这些评价里，我们看到进步史观的局限。他们都从司马迁那种人性史观的立场上后退一步，以进步观念来看待活生生的个人，而遮蔽了个人的善恶是非美丑。从吴虞的一生看，他只是躬逢新文化革命盛时，自己并没有多少才学。胡适夸说吴虞以西方法学思想来剖析中国社会，有论者说，这“只是英雄欺人之语，并不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