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年

汪康年(1860-1911)，清末维新派。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字穰卿，晚号恢伯。德宗光绪间进士。张之洞的幕僚。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出版家、政论家。

1860年出生，幼年随父在粤就读私塾。

1882年回里，在书局任校对工作，不久去汉口，开馆授业。

1886年入钱塘县学。

1889年考取八旗官学教习，后考取举人。

1894年，考取进士。

1890年，他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招，为其孙子授课，后任自强学堂编辑，翻译西方书籍，兼任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习。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受维新思想影响创立爱国组织中国公会，后应康有为之邀赴上海加入上海强学会，同年在上海创设蒙学会，发刊《蒙学报》。

1896年，清政府下令封禁强学会，他利用所余款项与黄遵宪等人创办《时务报》，自任经理，聘梁启超担任主笔。该报是当时维新派所创办报刊中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为旬刊，辟有论著、谕折、域外报译、京外近事等栏目，集中了一批著名的办报人才，如麦孟华、章太炎等，撰写了大量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政论文章，汪康年除主持报务外，也在报上发表了一些提倡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呼吁民权的文章，他们的观点新颖，文风清新，吸引了大量读者，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因张之洞是《时务报》的当然股东，汪康年作为张之洞的幕僚受制于他，曾干预编辑工作，刊登了一些公开与维新派唱反调的文章，迫使梁启超辞去主笔一职。

1897年，汪康年等创办《农会报》。1898年，汪康年还和汪大钧等在上海设立东文学社，又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因编辑章太炎等均为维新派人物，故该报内容仍以介绍西学、宣传变法为主，戊戌政变后停刊。

1898年，汪康年集资另办《时务日报》，积极发表攻击维新派的言论，1898年，该报改名为《中外日报》，以洋务派的立场，从表面标榜维新转向彻底地反对维新，戊戌政变后，又攻击康、梁为要犯，并把矛头对准革命派。但在该报的编辑方面，作了重大的改革，改变当时各报普遍通行的四字标题，代之于分类标题，将每版分为上下四栏，又将新闻分为电报、各国新闻、外埠新闻、本埠新闻四类，再按国别、城市、区域分别排列，为推动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04年，汪康年赴北京补应朝考，任内阁中书。1905年又参与组织商办浙江铁路公司。1906年入选学部咨议官。1907年在京创办《京报》，任社长兼总编辑。以刊发政治新闻为主，立足于立宪派的立场。1909年，该报因参与评论“杨翠喜案”，涉及清庭丑闻而被查封。

1910年，汪康年又在北京创办《刍言报》，因宣传立宪保皇言论，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夕而停刊。辛亥革命后，他避居天津，同年11月4日病逝世。著有《汪穰卿遗著》、《汪穰卿笔记》等。

首先是对报纸的定性，他认为"报者，若兵器，仁者用之，则可为至仁之事；不仁者用之，亦可为至不仁之事"（《论报章之监督》，《京报》，1907年6月21日，转引自《遗著》卷二，第32页）报纸是一种兵器，具有工具的性质，掌握在谁手中，它就为谁服务。因此要重视报品、报德，在汪康年眼中，报刊的品德有两点极为重要：一、真实无假，不应该为赢得轰动效应，捏造夸大事实；这样虽然当时见效，一旦为读者知情，必将失去读者信任。二、公正不偏，因报刊影响面大，立言必须公正，不能因一己之好恶，混淆事实，颠倒黑白。否则不但自贬身份，还会败坏社会风气，不利社会稳定。

其次，对报纸社会责任的认识，主要由4点，一、监督功能，"报章者，所以监督政府，而谋社会之公益者也。故于政府之得失，社会之利害，或誉扬而赞成之，或防维而纠正之，报章之职分宜然也"。主张报纸应监督政府和社会，以使其趋向良性发展。二、启蒙功能，"夫振起社会，开发民智，不能无望于报"，利用传媒的传播优势，宣传近代理念，开启民智。三、沟通功能，"使官之所为，民无不知之。民有所苦，官无不知之。"利用报纸公开、迅速、普及的特点，将原本层层相隔的民间与政府联系起来，上情下传，下情上达。四、舆论指南功能，"盖报者，全国人之指南"、"甚于火炮百倍"，利用报纸进行正面宣传，扶正气，刹邪气。

再次，对报纸自身的建设，汪康年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其处地至崇，其握权至高，其力之所至，至普遍迅疾"，所以要加强对报纸媒体的监督，让社会、政府监督媒体，形成良性循环机制。此外，对具体的编辑操作，汪康年总结出许多编辑心得和规范。如版面应以首电文、次要闻为佳，不能因读者常以要闻多寡来衡量报纸质量，就将平常事统统列入要闻。报名内容要分类，以大字标出，以求醒目之效；转载其它报纸、杂志的新闻稿件和文章，应注明来历，以避窃取之嫌。翻译外文报纸，遇到记载误解我国事件者，应加按语纠正；翻译人名、地名，应用惯用之字等等，这些今天看来司空见惯的事，当时却是很重要的经验。由此看出汪康年一方面从读者出发，以方便读者为出发点，总结办报经验，另一方面，又不完全唯读者是从，有着自己独立的办报理念。这也正是汪康年办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汪康年是维新时期著名的改良派报刊活动家，一生创办近1O种报纸。他对中国早期报纸的经营管理和业务改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称为“一代报王”。汪康年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报刊活动家，使当时的报纸内容向现代化革新并树立了现代报业的观念。当时中国报业刚刚起步，缺乏经营管理经验，而汪康年“殚精竭虑”，在经营报馆时很注重报纸的成本、利润及广告发行等问题，开创了中国报馆商业化经营的新时代。

汪康年提出的种种新闻工作思路，至今仍有其借鉴意义。此外，他对自身所处的新闻界，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具有普遍的意义，在这种精神中，既包含着过去士大夫上谏的因素，也有近代西方知识分子充当社会良心的责任感。新闻报纸业是晚清中国新兴的行业，极少传统可循，经验多来自国外，汪康年受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影响较大，诉诸报业，故有较多创新、改革的措施出现。总之，汪康年丰富多彩的新闻实践活动，使他形成极具特征的新闻思想。提倡在报纸中讲真话，持公正立场，强调新闻的社会监督功能及对新闻行业的反监督等等，充分表现了他经过深入思考而获得的丰富的业内经验。作为中国近代民间有贡献的报人，汪康年在近代新闻史上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汪康年与张之洞的关系，始于光绪十六年(1890)。这一年三十一岁的汪康年在会试报罢后，即“应两湖总督张孝达尚书(之洞)之招，课其孙刚孙、道孙兄弟，旋在自强书院任编辑事，又充任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一时名流之在张尚书幕中及官于武昌者，先生皆与纳交。”在随后的数年间，汪康年一直呆在湖北，在此期间，他逐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并初步建立起自己的社交网络，这决定了他此后一生的走向。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之洞代任两江总督兼江宁将军。应张之洞之邀，汪康年于1895年离开湖北前往上海，并开始着手创办维新报刊。在《时务报》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汪康年与张之洞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复杂而微妙的展现。

汪康年在张之洞幕中多年，又曾任张之洞孙辈的家庭教师，但张之洞对他的评价却并不高。据张的亲信梁鼎芬所言，“(南皮)谓穰虽不甚明白，亦有不定处，然讲经济，办事有力。”仅对其办事能力表示赏识。1896年1月，北京、上海强学会先后被禁，张之洞授意汪康年接收强学会余款，移作办报经费，这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汪康年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汪康年筹建中国公会、参与上海强学会，在沪、鄂等地新派人物中已有“通达洋务”的声名。但在《时务报》创办过程中，汪康年很快就受到了来自张之洞的阻力。1896年3月，张之洞离开南京，回湖广总督本任，希望汪康年随他回鄂。汪的友朋也大多认为“南皮之于兄，不得谓非知己也”，劝汪“自以在鄂为是”。但汪康年认为鄂中局面太窄，在上海更有利于报纸经营和事业发展，因而不肯回鄂，引起了张之洞的不满。汪康年在上海经济拮据，请张帮忙在沪谋一职位，张之洞婉言相拒，并表示：“开报馆，则无馆；不开报馆，则有馆。盖以在鄂、在沪定之也。”据其弟汪诒年云：“(先生)时方为两湖书院分教，乃亟向张尚书告辞，欲自至商埠集资设报社。尚书力尼其行，先生坚不从……。”为缓和与张的关系，汪康年于1896年8月《时务报》第一期正式刊出后，专程前往湖北为张之洞祝寿。可见在《时务报》的创办过程中，汪康年不仅要筹募经费，开辟销路，而且要承受包括张之洞在内的多方压力，为人际关系和各种事务而奔波周旋。

《时务报》创办以后，张之洞对其采取了又打又拉的两手策略，力图控制《时务报》馆，将其言论限制在洋务派所许可的范围之内。所以他对报馆给予了财力上的支持，并饬令其属僚和两湖书院生员阅读《时务报》，与此同时，对担任《时务报》总理的汪康年极力笼络，想利用汪控制报馆乃至维新派。但是汪康年并没有被张之洞所左右，如其所愿地成为他在《时务报》馆中的代理人。众所周知，《时务报》并未按照张的设想被洋务派控制，相反接连不断地刊发了大量宣传维新变法的振聋发聩的文字(其中包括汪康年亲自撰写的《中国自强策》、《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等文章)，引起了包括洋务派在内的统治集团的恐慌和敌视。此时，张之洞便开始采用多种手段对汪康年和《时务报》施加压力，力图干涉报纸言论，其方法有二，一是“通饬所属停看该报，在政治上施加压力”，二是“授意幕僚致函汪康年抑压改良派的论议”。梁鼎芬反复来书批评汪康年：“弟自云不附康，何以至是。”嘱其“千万不可动笔，实做经理二字。”叶瀚也力劝汪“多译实事，少抒伟论”。尽管张的属僚和汪的友朋多次嘱咐汪康年不要刊发攻击洋务派的文字，汪康年却以“总理不能管主笔之事”相推诿，致使缪荃荪愤然声称，如此则“不能名曰总理矣。”梁启超离沪赴湘后，《时务报》言论有所缓和，但仍以唤起人们变法图强意识为宗旨，在社会上继续产生影响。《时务报》从创办直到停刊，始终是作为宣传维新变法的阵地存在着，汪康年虽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做过一定的让步，但也并没有“完全投向张之洞。

至于汪康年与梁启超的反目，虽然有张之洞多方施加压力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则是因为学术主张和变法策略的不同。汪康年虽然主张政治变革，但对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不以为然，并反对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宣传维新思想时渲染与康的师承关系。汪梁分歧公开化后，汪康年曾撰文指出：“康与卓如订交于庚寅年，两人交若兄弟，自开报馆以后，尤觉亲密。但以学术不同，加以构间，致渐乘异。”同时，汪梁之争也含有地域派别之见的因素在内。同为浙人的陈汉第曾致书汪康年云：“湘学已为康教所惑，浙学汲汲宜办，以杜其萌芽，先发制人，此其时矣。先生宁困生忧思，而不欲与同志独树一帜，昌浙学之宗派，绝粤党之流行，此汉所不解者也。”揆诸史实不难发现，认为汪康年是张之洞的代理人，汪梁分歧是洋务派与维新派之争的说法并不准确。戊戌变法失败后，当张之洞以朝廷代表的身分大力镇压维新派时，汪康年却不计前嫌，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再度接近，并在自己主办的《中外日报》上继续针砭时弊，宣传变法，得到了梁启超的钦佩叹服，称“《中外日报》之婞直，实可惊叹，前者《清议》论说，尚当退避三舍也。”并请汪在日报上刊载介绍《新民丛报》章程和特色的文字以广其销路。这也表明汪梁有着大体一致的政治主张，而与张之洞等人则有所区别。

1900年是汪康年与政治权威发生关系的第二个高峰期。是年为旧历庚子年，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八国联军的入侵、自立军起义、中国议会的活跃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使这一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关节点”。汪康年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并没有放弃变革的理想和希望，相反在前段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交往面，为寻求变革的道路进行了更广泛的尝试。1899-1900年，汪康年除继续与叶瀚、夏曾佑等江浙士绅和康有为、梁启超等海外维新派保持联系外，还开始与革命派、民间秘密会党以及日本人进行联络，多方探索变革之路。到了多事之秋的1900年，汪康年参与发起正气会和中国议会，试图在极度混乱的局势中以自己的力量影响甚至改变政局，以实现其变政革新的夙愿，从而达到了他一生中激进的顶点。

关于正气会、自立会、中国议会的渊源始末以及汪康年、唐才常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桑兵教授撰有长文专门探讨，此处不拟赘述，只想借助已有的研究成果，论析汪康年及中国议会(又称“国会”)对张之洞等东南督抚的双重态度。在正气会和“国会”内部，以唐才常为首的康梁派和以汪康年为首的江浙派之间始终存在矛盾和摩擦。导致两派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一般认为是政治宗旨上的分歧：“由于汪康年派旨在发扬清议，徐图振兴中国之策，并依靠张之洞等督抚保障东南，并没有与清廷决裂的勇气；而康有为派则痛恨后党，坚决勤王起事，部署即将就绪，召开国会旨在取得合法依据。因此两派意见始终无法统一，矛盾日益尖锐。”

汪康年一派的确与东南督抚保持着密切关系。除了历史渊源之外，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汪康年等人反对排外，力主和局，因而极力支持张之洞、刘坤一等东南督抚发起的“东南互保”。汪康年主办的《中外日报》，对东南互保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端逆、刚毅等盗窃兵柄，窥伺神器，征外兵，发伪诏，务使通国皆从其为贼而后逞志。幸而东南督抚，半皆老成，洞烛奸伪，相约共不遵奉，复与各国互订保护条约，于是东南十数行省，得以暂获安全，则一、二疆臣之力也。”据汪诒年记载，庚子五月，“闻英与诸国将遣兵轮入长江保护侨民，先生以为此时欲靖北方，非先保南方不可，欲保南方，非先与各国切实订约，使中外相安不可。遂有赞助上海各官绅，商请两江、两湖总督委派江海关道与驻沪各国领事订约互保东南之举。”可见，汪康年还亲自参加了东南互保的发起工作。

其二，汪康年等人想借助张之洞等封疆大臣之力，一则争取和巩固在“国会”中的领导地位，二则实现其变政革新的目的，所以极力维持并力图发展与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关系。汪康年派对张之洞等人寄予希望，认为“(南皮)固不甚中用，然尚赖其支持一二，若并此无之，真举国无人矣。”“然而环顾海内，舍仪老、香帅而外，更无人可与言大计者。”而在局势极不明朗的情况下，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对“国会”的成立和早期活动均未加干涉，张之洞的亲信陶森甲还加入了“国会”，这进一步促使汪康年等有声望而无权势的江浙士绅倾向于争取督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