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观澜

王观澜，1906年出生在浙江临海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很小就在外放牛，做农活，9岁才读私塾（北山小学）启蒙，16岁以优异成绩考取临海县第六师范学校，在那时改名观澜。他利用夜晚与假期为《台州日报》抄写稿件，半工半读。1925年六师学生会成立，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冬转入中国共产党，任学生党支部书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转入秘密活动。

这一年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9年初，转入莫斯科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大学里，他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积极参与斗争，王明怀恨在心，污蔑他为“托派分子”。后继入列宁学院、苏联红军总医院学习。1930年底奉党组织召唤，秘密回国。1931年1月，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任中共闽粤赣特委代理宣传部部长，主编特委机关报《红旗报》，并任兼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教育下，他求真务实，艰苦创业，坚持面向工农大众办报的正确方向，创造性地发挥新闻事业党和政府喉舌、耳目的职能，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斗争精神开展批评和斗争，为开创苏区新闻事业的新局面、丰富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内涵和苏区精神的形成作出巨大贡献。后任组织部部长，(上)杭武(平)县委书记、汀州市委书记（军区一级党总支书记）。

同年11月，负责筹备并主编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1932年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在叶坪乡开展查田试点。不久中央苏区全面开展查田运动，任指导委员会主任。1934年1月，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中央土地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0月，在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工作，随工农红军开始长征。次年1月遵义会议后，任中央军委干部团地方工作团主任。越雪山，过草地，历经饥饿、病患，坚持带队前进，到达陕北。10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中央农委主任。1938年，王明、康生诬称观澜是“托派”，毛泽东进行干预，认为王观澜经过他十年的亲自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次年，王观澜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不久，因肠胃病与严重神经衰弱症住院医疗。

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兼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原则争论，他亲至江、浙农村调查，如实向中央报告。毛泽东将其报告批转全国，并提倡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大跃进”年代，王观澜又至河北省徐水一带视察，上书中央指出“浮夸是万恶之源，欺骗是害人之本”，受毛泽东称道。

“文化大革命”初，王观澜遭残酷迫害。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不久，被增补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国家农业部顾问组组长。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年逾古稀，仍积极至农村调查研究。1979年下半年，王观澜至陕北革命老根据地12个县调查。1980年春末夏初，他还到上海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市作社会调查。1981年9月，王观澜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河北保定、安国、博野等地连续考察了两个多月，并亲自起草调查报告，11月底赶回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四次常委会议。会后，感到身体极度疲乏的王观澜便病倒了，12月23日，被送进北京医院。这时，他已身患胰腺癌，并转移扩散。入院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不幸于1982年1月19日在北京病逝。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

就在在安塞参加党代会期间，工作的过度疲劳，让王观澜再一次病倒了。到陕北后这两年，王观澜因长征途中患肠胃病埋下了病根，身体一直很虚弱，再加工作繁忙，过度操劳，经常犯病。徐明清多次劝他住院好好治疗一下，可王观澜总说“一点小病用不着如此麻烦”，不顾病情不断加重，仍坚持工作。徐明清见状焦急万分，担心他虚弱的身体会彻底被拖垮，无奈中只好向毛泽东求援，请他出面帮助劝说王观澜。

毛泽东随即把王观澜找去，关切地问：“观澜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样做工作的呀？”王观澜实话实说：“每天无论工作怎样多，我总要处理完毕才睡觉。”毛泽东听后劝道：“做事情要分轻重缓急，像你这样怎么行呢？我们要让懒人学勤快，让勤快人学巧干。”一席亲切的谈话，让王观澜和徐明清夫妇深受感动。

继而王观澜患重感冒休克，复发十二指肠溃疡、神经衰弱等病症，不得不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徐明清也听从组织安排，放下本职工作，全力照顾王观澜。毛泽东对老战友的病十分关心。一天早晨，他在傅连陪同下，徒步走了五六里山路，冒着深秋的寒冷，涉过一条河，从杨家岭来到中央医院看望王观澜。

长期严重的失眠，让王观澜连续几天几夜难以睡好觉，他面容憔悴，头疼难忍，痛苦无耐地躺在床上。毛泽东走到他的床边，坐在一张窄条硬木板凳上，亲切地安慰说：“观澜同志，不能睡就静静地躺着，不要着急，总会睡着的。”他还嘱咐医院领导要精心治疗，劝慰徐明清要放宽心。那次探望后，毛泽东仍惦念着王观澜的病情。不久，他又派秘书到医院送去一封信。徐明清打开信一看，里面是毛泽东用毛笔为王观澜写的一幅题词，题词写道：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到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毛泽东

12月16日(1941年)

这幅题词，不仅对王观澜与疾病进行顽强抗争，给予了很大精神力量，后来还广为流传，成为许多革命同志对待疾病，始终保持坚强、乐观态度的一个座右铭。经过三年多的治疗修养，王观澜的病情渐有好转。1945年初春，毛泽东闻讯后赶来看望。他发现王观澜能下床走动了，极为高兴，热情鼓励王观澜坚持锻炼身体，争取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王观澜很受鼓舞，一心盼望能把身体养好，像毛泽东希望的那样，参加“七大”。他天天坚持锻炼，从室内到室外，从平地到爬山，体力大有恢复。之后，他又开始拼命地看文件，读书学习，一心想弥补失去的时间。但由于体力、精力的消耗一下超过了负荷，就在“七大”召开前夕，王观澜的病症又一次复发，且比以前更为严重。他的十二指肠溃疡，造成了血管破裂，血像喷泉似的从嘴里涌出来，一连吐了二十多天，坐都坐不起来。肠黏膜脱落造成了肠堵塞，使他近两个月不能进食，输液输血也很困难，只能靠滴肛维持生命。后来又引发了严重营养障碍，双目失明，周身神经发炎，疼痛不堪，彻夜呻吟。这时他身体的许多机能丧失，除了心脏尚在微弱跳动，生命危在旦夕。

一位苏联派驻边区医院的医生别洛夫，无奈地告诉徐明清，王观澜最多活不过一周了，让她准备后事。苏联医生的话让徐明清万般伤心，黯然泪下。她含着泪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充满悲伤情绪的信。此时，为了应对国民党全面内战的部署，毛泽东的工作相当繁忙，但接到徐明清的信后，他还是很快亲笔写了回信。

明清同志：

你的信我们都看了，甚为感动。观澜同志的病情如此，当然使你难过到这种程度；但是一种事实到了面前，如果是无可如何时，再急再痛也无益，只好承认事实，而客观地对待之。何况观澜的病不一定是你所说的那样，不一定不能救。……请你代我们问候观澜同志。

毛泽东

4月14日(1946年)

毛泽东的信，对王观澜产生了特殊的效果，在死亡边缘，他依然没有惊慌和急躁，始终保持了镇静和乐观。据徐明清回忆，当时延安的物资十分匮乏，但党中央对王观澜的身体关怀备至，组织医务人员千方百计地抢救和精心治疗，又专门请来陕甘宁边区副主席、老中医李鼎铭先生等专家共同会诊，用中药和针灸配合治疗，使他渐能进食少量流质食物，又给他服用肝汁和菠菜汁，使他的眼睛逐渐复明。

毛泽东更是体贴入微，他知道王观澜的肠胃功能很弱，特地把自己平时土法烤馒头片的铁鏊(现存延安历史博物馆)送去。因王观澜手脚发凉，头晕失眠，他又把自己用的热水袋、体温表、西药针剂和葡萄糖粉送给王观澜用。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医务人员尽心努力下，王观澜终于跨过了死亡的边缘，微弱的生命竟奇迹般地复生，并一天天好起来。到1946年秋高气爽之时，王观澜已经能练习走路，练习爬山了。有一天，徐明清陪他登上了医院附近的黄土高坡，王观澜禁不住激动地高呼：“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新的生命！”

他是懂得农民与土地问题的

1947年春，国民党调动大军向延安大举进攻，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暂时撤离延安。党中央和毛泽东安排王观澜夫妇先行一步，渡过黄河，转移到晋绥一带的安全地区继续疗养治病。

组织上考虑到王观澜的身体虚弱，特别安排了担架，请4位青年农民轮换抬王观澜转移，每到一个村，再由村长安排人抬下一程担架。同时还为有孕在身的徐明清准备了一匹马，让她带着两个孩子和行李，先行安排食宿。就这样一程一程地艰苦接力，王观澜全家终于平安转移到了山西的临县和兴县的张家湾。

那时，康生正在临县一带搞土改试点，王观澜一向关心农村工作，身体刚有些好转，就找来农村干部和农民交谈，了解情况。从谈话中，他了解到康生搞的土改试点“左”得出奇，不仅对地主、富农搞肉体消灭，而且将富裕中农、中农也扫地出门。一个地主的老婆，多次被斗争后，无奈跳黄河死了；晋绥分区参议会副会长、开明绅士刘少白，也被拉到街上游斗；他们还强迫开明绅士的儿子牛荫冠(后为中共部级干部)，拉着地主成份的父亲游街……这些都严重违反了党的土改政策，破坏了统一战线，造成恶劣影响。

王观澜听后感到气愤，立即把驻村土改工作队队长找到床边说：“这样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土改政策的。对地主不能乱打、乱杀，实行肉体消灭。你们还要仔细学习《怎样分析阶级》，掌握好党的政策呀。”

不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渡过了黄河，来到山西兴县，住在中央晋绥分局所在的蔡家崖。病弱的王观澜闻讯后，心情振奋。随即让徐明清借来一匹枣红马，骑着赶往蔡家崖，代他向毛泽东反映上述情况。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听完后，从椅子上站起来，在窑洞里踱了几圈后，很生气地对徐明清说：“把那些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派到农村去，名之曰锻炼锻炼，实则是去害人！”

谈完工作，毛泽东转而又关切地询问了王观澜的病情。当听说他的病有好转时，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次一定要好好休息，一定要等病好后，才能让他工作，不能再像上次那样了。”徐明清感激地说：“主席，观澜说是你和战友们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啊！他只有为党多做事情，才能报答恩情。”毛泽东笑着说：“观澜同志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战胜疾病归根到底还得靠内因嘛！”

据徐明清回忆：那天，谈着谈着，不觉已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毛泽东特意留她吃饭。正好周恩来也来了，留下来共进午餐。饭间，毛泽东特意向周恩来介绍说，“这是王观澜的爱人徐明清。”接着，又说：“《怎样分析阶级》那篇文章，就是我和观澜同志合作写的。”可见，毛泽东对当年在中央苏区和王观澜合作写《怎样分析阶级》之事，印象极深，看得很重，一直念念不忘。

饭后，毛泽东又提笔给王观澜写了一封信，建议他去苏联治疗，并提出：“待秋季你到五台区，如果平绥路打通，路上好走，即可和那边(苏联)交涉前往……”

徐明清的蔡家崖之行，让毛泽东了解了农村土改工作中的一些实情。后来，毛泽东在晋绥分局全体干部会议上，批评了土改中一度出现的“左”的倾向，不久，《晋绥日报》还发表了《怎样分析阶级》一文，王观澜夫妇感到非常欣慰。

1948年秋，王观澜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去苏联治病，取道河北、山东、东北出国。途经河北时，得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都住在西柏坡，就和徐明清一道去看望毛泽东。当时王观澜的身体仍很虚弱，是坐着担架去的。徐明清记得，他们和毛泽东见面，是在他住房前的一棵大槐树下，毛泽东和他们紧紧握手，然后亲切交谈起来。当谈到正在开展的土地改革时，毛泽东征询王观澜的意见说：“划定富农，把其剥削率从15%提升到25%，你看怎么样？”王观澜说：“太好了，这样可以扩大我们在农村的团结面。”

毛泽东一向很尊重王观澜对农村问题的看法，他曾经说过：王观澜在我们党内是懂得农民与土地问题的，在修改土地政策时，要重视听取他的意见。

“中国不能一味照搬照套”

1949年春天，王观澜夫妇辗转到了沈阳，就要启程出国了。当时，王明正在莫斯科，在苏联仍有影响。王观澜考虑到19年前他在莫斯科时，曾因“托派嫌疑”问题和王明产生过矛盾，这次王明有可能再找麻烦，故而请求党中央对他的历史再作一文字结论，以防万一。

1949年4月6日，毛泽东指示党中央发去回电，电文说：王观澜同志要求对他的历史作一结论，经过我们研究之后，认为：(一)王观澜同志过去在莫斯科学习时，留莫支部曾怀疑他有托派嫌疑，并无事实根据。回国后在中央苏区工作时，又被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处置。因此，王观澜同志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应为党所信任。(二)王观澜同志过去曾为党、政做了有益的工作，在工作上表现了他的能力和坚定，中央希望王观澜同志出国安心治病，病好后回国工作。

接到中央回电，王观澜夫妇感到十分欣慰和喜悦，也完全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一个月后，他们即与陪同人员一道，顺利到达了莫斯科。苏联医生通过检查，发现王观澜的病情严重，立即把他送往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治病期间，只要身体稍好，王观澜便翻阅报刊，从中了解国际和中国的形势。当看到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了长江，占领了南京，他兴奋地说，“新中国就要诞生了。就像毛泽东说的，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好建设，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上去。”

他更有感慨地说：“现在的苏联，变化太大了！和我19年前来学习时大不一样了。苏联的不少建设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啊！”接着，他便打算亲自到苏联的一些工厂和农庄考察学习，吸收人家的建设经验。徐明清非常理解丈夫的心情，但她也担心外出考察的劳累，会让体质虚弱的王观澜旧病复发。后经医生批准，王观澜的心愿才得以实现。

除了参观工厂，王观澜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农业生产上。他要徐明清陪他到莫斯科郊外的集体农庄与合作社去考察。徐明清却顾虑去农庄路途遥远，怕他的身体经不起颠簸，劝他先不要去。但王观澜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农村劳动力非常密集，但耕作手段十分落后，基本上是小农经济的耕作方式和分配方式。而国家收入的很大部分要靠农业。如果农业不能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经济命脉就难以维系。过去，解放区也办了不少农场，但由于缺乏经验，一般都采取了供给制方式，给投资、给机械、给人员和物资，甚至还讲排场，但很少引入经济核算的观念，再加经营管理不善，因此成效不大，很值得总结。

王观澜还说：我过去长期调查和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有机会来亲自考察苏联的农业发展模式，组织结构等，对我来说，无疑是一次有益的、饶有兴趣的对比研究机会，可以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寻找可借鉴之路。我怎能轻易放过呢。

徐明清深知丈夫的脾气，拦也是拦不住的，于是就陪同他一道去了。在农庄考察时，王观澜看得很仔细，并有意识地和农场的管理人员、工人交谈探讨。但王观澜对苏联农庄的一套经营方法，并不主张盲目照搬，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王观澜认为：“苏联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程度很高，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人口稀少，土地广袤，比较容易进行大面积的耕作。而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主要的农业产区人口稠密，人均可耕地少，因此很难快速向集体农庄迈进。苏联农业实行的集体农庄方式，是根据他们自己国家的自然条件、人口数量等实际情况而定的，中国不能一味照搬照套。”

1949年10月1日那天，王观澜夫妇从收音机里听到毛泽东用湖南方言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们的心情异常激动，渴望能马上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就在新中国成立的一个月后，早在苏联待不住的王观澜夫妇，经党中央同意，迅速启程，回到了祖国。

国内最早的“三农”问题专家

综观王观澜一生，自幼出身于贫苦农家，从青年时代起，便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到农村和农民当中搞调查研究，和毛泽东合作撰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并撰写了《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等多篇文章，为创建和实施中共土地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做出了很大贡献。建国后，王观澜一直在党和国家的农业领导岗位上工作，后又任国家权威农业教学和研究机构——中国农业大学的领导职位。数十年间，他以发展中国农业为己任，深入调查研究，讲求实事求是，从不跟风看人，一心只为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和农民寻找可持续发展、致富的理论和光明出路。他在农业领域的许多理论和实践的建树，使他被公认为党内的农业和农民问题专家。

“新华通讯社”第一任负责人

临海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观澜是新华通讯社前身红中社的第一任负责人，是《红色中华》的第一任总编辑。

1931年11月7日，在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声中，“红中社”冲破敌人的封锁，首次向全国、全世界报道大会胜利召开的消息，播发了大会的重要文告、宣言，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诞生。“红中社”新闻广播的呼号是CSR（“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广播”英文Chinese Soviet Radio的缩写，1937年1月改名“新华社”后，仍旧使用这一呼号）。“红中社”是中共党在根据地创建的第一个通讯机构，是临时中央政府直属的通讯单位。内设编辑部、材料部和发行科，并组建了列宁室，后建立了《红色中华》编审委员会。“红中社”最初的两项任务就是充当“喉舌”和“耳目”，一是对外播发宣传中共党、苏区和红军的新闻，编印临时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二是将抄收的重要消息编印供领导决策的内部参考消息。1931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期间，《参考消息》先后以《无线电材料》、《无线电日讯》、《每日电讯》等名义在瑞金出版，每期油印四五十份。

《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也是中国在人民政权下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它与苏维埃政权同时诞生，最直接地反映了苏区的革命进程。《红色中华》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党和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和工具。《红色中华》还能直接聆听党和政府领导人领导和指挥苏区革命和建设的意见和想法，有许多的文章还是领导人的亲自写的。这就能直接反映他们对工农大众生产和生活问题的关心和思考。也是《红色中华》能充分发挥新闻工具的本质特点，直接传达苏维埃政府对苏区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重视和关心。

1931年11月7日，被定为“新华通讯社”诞生的纪念日。而王观澜在1931年11月至1932年8月就任“红中社”负责人，是新华通讯社名副其实的第一任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