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展

潘公展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参加南社为社员。民国8年（1919年）五四运动中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主编该会会报，还先后担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特约撰稿人。民国10年（1921年）入上海《商报》任电讯编辑，后任编辑主任。民国15年（1926年）为《申报》要闻编辑。在此前后，兼任上海大学、国民大学、南方大学教授。

民国16年（1927年）初，由陈果夫推荐去南昌见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历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上海市农工商局长、社会局长、教育局长。民国21年（1932年）4月在沪创办《晨报》，任社长。民国24年（1935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闻检查处长、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并在中央训练团、政治大学新闻系兼任教授。民国31年（1942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常委。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申报》董事长，《商报》副董事长，上海参议会议长等。1949年离沪去香港创办国际编译社，旋赴加拿大。1950年5月抵美定居，初入《纽约新报》主持笔政，1951年5月与友人合办《华美日报》。1975年6月23日在纽约逝世后，陶百川将其论文编为《潘公展先生言论选集》出版。

潘公展曾先后兼任《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和《国民日报》“觉悟”副刊的特约撰稿，并经人介绍参加南社。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上海积极响应，公展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并任该会会报主编。同年夏毕业后，在上海私立市北中学执教，兼教务主任。次年参加筹办《商报》，并任《商报》电讯编辑，撰写每日时评和每周大事述评，文名渐著。1927年1月，加入中国国民党，任《申报》总编辑。同年4月，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在上海设立政治分会，公展任分会委员。7月，任上海特别市政府农工商(后改为社会局)局长。后成为“CC”系的主要骨干。

1932年8月，潘公展任上海市教育局长兼社会局长。自1928年2月起，一直担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并出席了国民党第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1935年11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此期间，还在上海创办《晨报》，自任社长，鼓吹“本位救国论”，企图诱导学生、工人潜离抗日救亡活动。此外，还办过《晨报晚刊》(后改名《新夜报》)、《儿童晨报》、《儿童画报》。

1934年3月，国民党统治集团标榜“以三民主义建设新中国的文化”，设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蒋介石为名誉会长，潘公展为常务理事兼书记长。公展随即在上海设分会，力图控制、扼杀革命文化事业。不久，出任上海特别市教育局长。任间曾下令阻止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潘公展仍顽固坚持国民党独裁、专制的反动立场，诬蔑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有糖衣的毒药”，在《中央日报》上连续发表题为《统一与和平》的长文，为蒋介石制造内战进行论辩，重弹“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

抗日战争时期，潘公展先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汉口开办的“独立出版社”经理、湖南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嗣后又兼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副局长、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班主任。1942年11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后改任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专行扼杀言论出版自由、破坏进步文化事业之职权。

整个抗战期间，潘公展一直指挥各种宣传工具，打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和“建设三民主义”的旗号，竭力为蒋介石独裁统治及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舆论。1938年，还写了题为《领袖、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宣传“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国家”及“一党专政”。皖南事变后不准《新华日报》报道事件真相，指挥国民党报刊反诬新四军“违反军纪”、“破坏统一”，为蒋介石残杀抗日革命军队开脱罪责，深得蒋的信任。在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再次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

抗战胜利后，潘公展先后任《申报》馆董事长兼社长、上海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议长等职。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去香港开办国际编辑社。年底去加拿大。次年5月又转赴美国，初在《纽约新报》撰稿，1951年5月独自办了《华美日报》，历时20余年，经常写文章为蒋介石的“反共复国”献计献策。1975年6月23日，病死于美国。著有《中国学生救国运动史》、《属性教育》、《罗素的哲学问题》、《日本必亡论》、《陈英士先生传》，另有《潘公展先生言论集》。

曹禺舌战潘公展

《蜕变》是著名剧作家曹禺在抗战期间写的一个剧本,揭露抗战中大后方的种种黑暗丑恶的现实,鞭挞那些腐朽和动摇分子。在中国万岁剧团演出该话剧时,接到当局命令,说是蒋介石要亲自审查。

蒋介石看完演出后,一声不吭,拂袖而去。侍从官及大员们惊慌地跟了出去。

回到寓所,蒋介石将主管文化宣传的张道藩召来训斥了一顿,说这是赞美共产党的戏,他大发雷霆:“笨蛋,那个女人在挥舞红旗,你瞎了眼了吗?!”随即下达手令,禁演此戏。

当局还指派文化官员潘公展找曹禺谈话。在谈话中,关于《蜕变》中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生活中的腐朽现象的内容,潘公展只字不敢提及,表面又装得十分客气,慢条斯理地说:

“万先生,委员长看过这个戏了,有几个地方没有看懂,请你解释一下。”

“请说吧,潘先生。”曹禺也客客气气。

“剧中一再提到的《抗战必胜》那本书,不知究竟是本什么书?”

“那是宣传抗战的小册子,抗战初期到处都有,潘先生想必也不会不知道吧?”曹禺冷冷地回答。

紧接着是一场唇枪舌剑的激烈争论。

“剧中的医院既然是国家医院,为什么不挂委员长的照片?”

“那个医院不愿意挂,我有什么办法?”

“那么,剧中人为什么要唱《游击队之歌》?”

“这是宣传消灭鬼子的歌,前方、后方大家都在唱,为什么戏里的青年丁昌就不能唱呢?”

“为什么戏结尾的时候,让丁大夫手里摇红旗?”潘公展的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曹禺,似乎抓住了什么救命稻草。

曹禺起初一愣,转而一想,明白了。他微微一笑说:“潘先生,你又看错了。丁大夫手摇的不是红旗,是一块红布肚兜。那是戏里小伤员的奶奶出于感激送给丁大夫的。你不知道吗?北方的肚兜都是用红布做的。丁大夫欢送李营长等人重上前线,心里头高兴,总要有点表示,将随手拿着的红肚兜挥动了几下,这又有什么不可呢?”

“就不能改成别的颜色吗?”潘公展气急败坏地说。

“不能!红色象征吉利,何罪之有?”曹禺越说越来气,又斩钉截铁地补充了一句,“不能用别的颜色,不能!”。

“万先生,我劝你还是改一改好。这是委员长的意思。”潘公展理屈词穷,只好亮出底牌,将最后一句话拖得特别慢而重。

“委员长知道打仗一类的事,写戏,他未必在行,还是我们内行一点。这样的事,还是让我们自己来搞吧!” 曹禺嘲讽地回答说。

潘公展张口结舌,怏怏而去。

国民党审查大员们接着便对剧本强行删改,强迫演员照此排演,并且要审查排练。演员们在中共南方局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巧妙的斗争。后来,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当局被迫撤销禁演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