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华文

方华文，1955年6月生于西安，现任

《蝴蝶梦》

要追寻方华文走上翻译道路的缘由，得从他的儿童时代说起。方教授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曾为彭德怀元帅做过俄文翻译。文革时期，彭德怀司令受到迫害，方教授的父亲也随之遭受厄运。方教授在孩提时代便饱尝了生活的酸辛，每天都要忍受饥饿和政治迫害。作为一个“黑五类家庭”的孩子，他没有任何财富，连吃饭都成了天大的问题。家中的书籍，特别是那些他一个字都看不懂的俄语书，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安慰。儿时的他便梦想成为一名翻译家，成为在社会中受人尊敬的人物。怀着这样的念头，他开始学习俄语。当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他的俄语知识帮助他考入了西安外国语学院。他服从安排，进入英语系学习，在那儿完成了本科学业。由于成绩优异，他连续四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在大学时代，他广泛涉猎外国文学，阅读了大量原文版的外国文学作品，这些都为他日后成为一名合格的翻译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的文学翻译事业起始于《魂断英伦》(合译)，也就是从这儿他开始啜吮成功的甘甜，也体味到了跋涉于译路的艰辛。此后，一部部饱浸着他的汗水的译著，如《套向月亮的绳索》、《从巅峰到低谷》、《红字》、《无名的裘德》、《雾都孤儿》、《蝴蝶梦》、《儿子与情人》、《君主论》、《圣经故事》、《社会契约论》、《傲慢与偏见》、《马丁·伊登》、《少年维特的烦恼》、《雾都孤儿》、《飘》、《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历经多年的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的教学及研究，方华文教授对翻译所起的社会效应以及它的政治功能有了自己独特的认识，这些在他的“红色中国，红色翻译”翻译观中可见一斑。

在方教授看来，翻译是社会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各个国家的政治中，翻译所起的作用都不容忽视，在中国尤为如此。从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开始，各个朝代的当权者总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利用翻译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翻译总是为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所利用，成为它们的政治工具。它可以为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效力，也能够成为统治阶级的丧钟。翻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例外，亦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总是围绕着如何巩固执政党的地位而展开的。在他的专著《

一部部作品练就了方教授精练的文笔以及隽永的译风。每次开始着手翻译之前，他总是先研究一下作者和作品的背景。这样他才能够传神地表达人物的活动和内心世界。翻译时，他与书中的人物同喜同悲。因此，在他的笔下，书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深受读者喜爱。

《嘉莉妹妹》

已发表著、译作品两千余万字(以下所列成果均为单行本书籍)，其中包括专著《20世纪中国翻译史》、《中国园林》(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中国各个民族》(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中国文坛名人》(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中国名山名水》(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中国历史名城》(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中国民间风俗》、《大师的小提琴——感动你一生的名著片段》等，计三百余万字;

译著有《嘉莉妹妹》、《雾都孤儿》、《无名的裘德》、《傲慢与偏见》、《蝴蝶梦》、《魂断英伦》、《儿子与情人》、《少年维特之烦恼》、《红字》、《从巅峰到低谷》(尼克松回忆录)、《马丁·伊登》、《套向月亮的绳索》、《圣经故事》、《君主论》、《社会契约论》、《原来如此》(吉卜林故事集)、《心情涂鸦》、《咖啡物语》、《晶莹父母心——亲情卷》、《蒙娜丽莎的微笑——爱人卷》、《智慧的黑板——恩师卷》、《阳光的味道——朋友卷》、《把握美丽人生——战胜乳腺癌》、《50+1个最应该问医生的问题》、《50+1本最应该读的巨著》、《50+1个最应该游览的伟大城市》、《50+1位最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50+1个最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50+1位最闪耀的体育巨星》、《心灵鸡汤·纯真年代——评介101篇》、《心灵鸡汤·重燃心火——评介101篇》、《心灵鸡汤·花样年华——评介101篇》、《心灵鸡汤·第二辑——评介101篇》以及改写本的《飘》、《汤姆叔叔的小屋》、《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大卫·科波菲尔》、《苔丝》、《高老头》、《三个火枪手》、《悲惨世界》等;

主编的专著、译著包括《实用生活英语口语》、《实用商务英语口语》、《会有天使替我爱你——感动你一生的童话片段》、《翻译研究新论》、《雕刻时光的吟唱——感动你一生的金曲故事》、《光影流金——感动你一生的电影瞬间》、《一片冰心在玉壶——感动你一生的名人书信》、《基督山伯爵》、《红与黑》、《简·爱》、《汤姆·索耶历险记》、《茶花女》、《金银岛》、《鲁宾逊漂流记》、《巴黎圣母院》、《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精神分析引论》、《论法的精神》、《国富论》、《世 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世界上最精彩的电影对白》、《世界上最传奇的人物》、《世界上最经典的品牌》等;并主编了《经典英美报刊选萃》等多部英汉对照读 物。另外，还参与编辑了850万字的《领导全书》(全六卷)。担任《英语世界》顾问，并长期为该杂志以及《英语学习》杂志撰稿;长期为《海外英语》杂志主持“大师谈翻译”栏目。

《20世纪中国翻译史》

《

在西方，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于翻译的政治性的学术研究才真正开始。美国学者韦尔纳·温特的《作为政治行为的翻译》一文就是针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1971)一书，玛西娅·尼特·多伦和玛里琳·嘉迪斯·罗斯发表的《翻译的经济和政治性》(1981)，美国学者马丁·杰伊发表的《永远的流放者》(1985)，加拿大女性主义批评家谢莉.西蒙(Sherry Simon)撰写的《翻译理论中的性别》(1996)，这些著作和文章都旨在讨论翻译的政治性问题。

西方的理论家在探讨这一问题时，理论根据来自于西方的实际情况，他们所讨论的翻译的政治性和红色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在中国，翻译的政治性更明显更强烈，但是这一点长期为翻译理论家所忽视。方华文教授的“红色中国，红色翻译”理论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政治，是对中国翻译发展历程的回顾及总结，对我们研究翻译以及把握翻译的方向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有些人可能会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已经把重心转向经济，对政治的关注相对减弱，翻译的政治性也不那么强了。但是他们觉察不到执政党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翻译，为翻译掌舵，使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红色”中国只能接受“红色”翻译。在我国，也许还存在“蓝色”或“灰色”翻译，但是“红色”无疑是主色调。

方华文教授的翻译观在国际上很受重视。国际译联的学术刊物Babel在2008年第二期刊登了万言论文，专门介绍他的翻译思想，使全世界了解到了我国的翻译概况以及翻译事业的特色，也了解到了他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