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水拍

1934年毕业于苏州高中，翌年考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抗战初兴，大批文人南下香港。许多刚刚出道的年轻人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因缘际会，结下友谊。当年，徐迟、袁水拍、冯亦代，适值青春年少，服膺缪斯，相与唱和，被友人称为“三剑客”。但半个世纪以后，暮年徐迟却与袁水拍反目断交，备显人生无常。 诗人徐迟以文人作家终其一生，晚年定居武汉，远离话语中心。袁水拍解放后长年从事文艺领导工作，贵为京官。但这似乎无碍他们的私人友谊。喜欢看戏的徐迟有一次向袁水拍要戏票，袁水拍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得近水楼台之便。袁水拍送给徐迟一张票，后场倒数第三排，对于耳背近乎聋的徐迟来说，未为适宜。开幕前几分钟，剧场里进来一群前呼后拥的看客，直奔前四排。徐迟细看，原来是袁副部长全家老少，还有司机和女佣。徐迟大怒，深感人格遭到轻视，友谊受到玷污，从此与袁水拍断交。冯亦代回忆说：“这张无情的戏票使徐迟伤透了心。徐迟对待朋友一向是豁达大度的，但这次却无法保持他的宽容了。”

文革期间

“四清”刚结束，“文革”就展开了。中宣部是阎王殿，“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呼号，响彻内外，袁水拍依其地位属于“大判官”之列，自应打倒。69年中宣部军管，连锅端到了塞上贺兰县的“五七”干校，当时许多人做好准备一辈子接受再教育。对于比较年轻的“三门干部”来说，禁受大西北黄土、烈日、风沙、盐碱自然条件下的水田、菜地、基建、副业种种劳作，不算一件容易的事，上了年纪的老人中，经过延安大生产运动的锻炼的，承受力显然要强得多；对于解放前长期生活在国统区文化圈、解放后一直在北京工作的袁水拍来说，环境就显得分外严酷。

在那又滑又窄的田埂上，他走不稳，手足并用，几同爬行。偶尔食堂发一次面和馅包饺子，也成了他的难题。曾发生连队派袁水拍去放驴，驴跑了，袁水拍高喊“站住！”毛驴自然不懂诗人的语言，我行我素。文革的下放生活对于袁水拍无异于一场巨大的灾难。七三年以后，五七干校的人陆续被调回城里，重新分配工作。原来的领导干部有的被结合，有的被冷落；有的升迁，有的黜降，又一论重新排列组合。袁水拍不仅重新“登场”，而且算是高升。

文革结束

“四人帮”垮台后，袁水拍又从他的高位上跌落下来，又一次受到了审查。文化界与他同辈的人对他多有所诟病，不屑往来；他自己更觉难见故人，封闭起来。正如袁鹰所说，水拍一旦获得重新工作的机会，就全力投入，勤恳如故，“却不懂城廓依旧，人事全非。这种单纯和天真，自然注定了悲剧的命运”（见《袁水拍诗歌选·后记》）。袁水拍的单纯和天真，有时不亚于年轻人，几乎近迂。这个从三、四十年代起就真诚地热情地歌颂人民、歌颂党的诗人，对于那些假借党和人民名义以欺世的人，未必能够辨别的。这段时期他蛰居家中，悔恨苦闷，心情极度压抑。

袁水拍在他开笔写抒情诗的时候，他取“水拍”做笔名，写讽刺诗时，他又取“马凡陀”做笔名，借用了苏州话“麻烦多”的谐音。可以这样说，袁光楣一生是用两副笔墨写诗：当写抒情诗时，他是“袁水拍”；当写讽刺诗时，他却是“马凡陀”。马凡陀既是位高产而又高质的诗人，也是位“奇伟而又不幸的诗人”。他生前“热闹”，备受关注；死后“沉寂”，备受冷落。换句话说，40年代中后期写作“山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诗名，而建国以后他又操起了久违的抒情诗之大笔，这些应景之作比起他解放前写的抒情诗来，内中少了生命的真诚与个性的浇灌。他在“文革”后期当过几年文化部副部长，给他带来了抹不掉的政治污点。马凡陀甚至还身不由己地做过一些违心的事。这是一代人的共同悲剧。

诗集：《马凡陀的山歌》、《沸腾的岁月》、《人民》、《冬天、冬天》、《向日葵》、《解放山歌》、《政治讽刺诗》、《诗四十首》、《歌颂和诅咒》、《春莺歌》；诗文集：《华沙·北京·维也纳》；论文集：《文艺札记》、《诗论集》；译著诗文集：《新的歌》、《我的心呀在高原》、《五十朵蕃红花》、《聂鲁达诗文集》、《诗与诗论》、《煤烟和鸟》、《现代美国诗歌》、《伐木者醒来》；译著小说：《旗手》、《巴黎的陷落》；论著：《马克思主义与诗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