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令孺

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写新诗，与

方令孺（1896~1976）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不同的时期。她凭着倔强、正直、善良的性格，在社会进步思潮影响下，终于从苦闷彷徨中走出来，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进步作家、民主教授、共产党员，实践了自己“创造新世界、新人生”的夙愿。

方令孺1896年出生在安徽桐城一个封建大家庭里，祖父方宗诚是研究宋学的学者，曾为曾国藩幕僚。父亲方存之谙熟经典诗书，在日俄战争时期，曾两次去日本，受尽强国对弱国的歧视和白眼，加强了他的民族抗争意识，回国后拒绝做清王朝的官。方令孺7岁丧母，是在父亲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父亲佩服秋瑾，把秋瑾的传记写成习字本教子女临摹，给他们以民族主义思想的洗礼与教育，使方令孺自幼培养起自强进取的奋斗精神。

方令孺

在封建大家庭里，充满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男尊女卑的氛围压抑着方令孺，她对一切不平待遇极力抗争。她努力读书，争取有不亚于男性的成绩。她5岁就开始读书，坐在姐姐的膝盖上识字、背诵诗词。在家庭女儿排行里，她排第9，侄儿侄女很多，大家都尊敬她，叫她九姑。在姐妹中，八个都缠了脚，只有她反抗，没有缠脚。她长得聪明伶俐，但长辈们都不喜欢她，说她性情倔强、粗野，不许她上学，常常打骂她并把她关在屋里，要她服侍兄弟，稍有不顺，又打又骂。但她能在受压抑、束缚的环境里自我娱悦。有一天她跑到花园里，在一丛荒草中，发现一棵盛开的海棠，她快乐极了，看那清风吹过，粉白的花瓣在空中轻飘着，落在青草上，她幼小的心灵感到不可言说的喜悦，她静静地观看，惟恐一出声，这快乐会随风飞去。她从海棠花中看到生命的活力。在她苦涩的童年里，她有两个爱好：一是读书；一是欣赏自然。

她祖父母死后，伯父任族长。她父亲因丧妻，带着八个儿女从省城安庆迁回偏僻的桐城隐居，亲自教子女读书，给令孺老师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基。这时，她家经济并不宽裕，靠伯父分给的田产为生，她父亲不得不经常外出借债。19岁时，伯父为高攀豪门，把她作为升官工具，许配给南京陈姓大官僚地主家。她丈夫是一个娇生惯养的人，尽管她父亲对这桩婚事也不满意，但又不敢反抗。她婚后与男方相处，无共同爱好兴趣，生活、思想各方面矛盾重重，加上彼此轻视，精神上非常痛苦。

“五四”运动民主自由思想的浪潮也波及到桐城、南京，令孺老师鼓起勇气，决心要挣脱封建大家庭的羁绊。1923年她把一个两岁的女儿放在祖母家，带着一个8岁的女儿，随丈夫到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读书。她开始与社会接触，受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还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同学孙寒冰很同情她的遭遇，介绍她读易卜生的文学名著《娜娜》。这本书对她触动很大，她再也不能容忍那种虚伪、压迫的屈辱生活，1927年她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丈夫，到威斯康辛大学读书。但因学校当局认为她是已婚妇女，应该在丈夫身边，不许她注册，她据理力争也无用。后来，她机智地利用美国风俗：年轻姑娘不论到哪里都须有一个结过婚的妇女做监护人，她是和外甥女虞之佩一道去的，她就借此理由，作为虞之佩的监护人，才被允许注册。但女生部主任还经常把她叫去训话，故意找她麻烦。这时，她和孩子的生活费仍靠丈夫供给，丈夫寄钱很少，常常使她们母女挨饿，房主见她穷，也常常刁难她。她就利用假期去海上捕鱼，获得微薄补贴来维持生活和学习。她清楚地知道，这是在为她今后独立生活创造条件。在威斯康辛大学，她又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他们一块谈论海外的大诗人、大音乐家。她外甥女的丈夫胡敦元，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曾启发她正确认识国内的政治形势，她开始反对祸国殃民的政权，积极参加该校的学生会工作，和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分子作斗争，还参加进步同学的读书会，并开始对共产党产生好感。

1929年丈夫回国，带走了两个孩子，方令孺留下继续学习，但因思念女儿，不久她也回到了祖国。回国后，夫妻间的矛盾激化，貌合神离的生活终告结束。她决定舍弃优越的家庭生活，与丈夫分居，去过艰苦的日子，独自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女儿。

1930年春，由清华大学教授邓叔存介绍，她到青岛大学中文系任讲师，教一年级国文，成为当时国内大学极少数的女教师之一。她带着小女儿去青岛教书，另两个女儿放在陈家祖母处。她自信出国学习6年已为她独立谋生创造了条件，只要努力，一定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1929年她开始写诗，后来又写散文。她的诗既有很深的国学修养，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精华。她的散文也有诗的韵味。在这里，她又结识了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和该校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外文系主任梁实秋等，来往密切。

1932年，她因积劳成疾，只好暂时中止两年的教书生活，到北京姐姐家养病。后因病情需长期医疗，她又回到南京孩子们的祖母处。这期间，因重病缠身，又加上她视为知己的侄儿、著名诗人方玮德英年早逝，方令孺深受打击，情绪一度颇为消沉。但她常想起玮德鼓励她的话：“鼓起沉重的翅膀向上飞。”国家的兴亡、民族的灾难仍时时震撼着她，使她在消沉中奋起、挣扎。这时她和许多进步作家来往，大家常在她家聚会，她家几乎成了文化人的俱乐部。来的青年大多是男性，陈家婆婆知道她的人品与文品，对此毫无异议。著名作家丁玲也曾多次到她家去。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反动派软禁，她还多次去看望，表示愿意帮助，并向丁玲说：“我实在同情你们，尊敬你们……”1936年，丁玲到了延安还曾给她来信，她也给丁玲寄书去。

抗战的烽火把方令孺彻底从苦闷、彷徨的消沉中惊醒，她参加慰问伤兵，写有关抗战的散文。她说：“我确实觉得大时代给我的心有一种新的悸动，新的颤栗，新的要求，过去几年死水似的生活，到此完全给推倒、翻动。再也不允许我停顿、悠闲和沉迷在往古艺种的怀抱里。我睁开眼，看的是人，活生生各种形态的人生，各种坚毅与穷苦的面孔。”个人的苦痛“和那个千万人最大的苦痛比起来，实在太渺小了……”从此，她跳出个人的小圈子，从过去的只为个人独立汇入到进步的潮流中。

《信》(散文集)1945年，文生出版社

《方令孺散文选集》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译著文集《钟》等。

方令孺故居，它建于40年代，属西式花园别墅，位于灵隐白乐桥3号，文坛泰斗巴金也常在这幽静的庭院里与方令孺交谈。

故居依水而建，越涧而人。院外小溪潺潺，院内花木繁茂，右边一棵高大的银杏，左边一颗粗壮的梧桐。小院正中是一幢砖木结构的平房别墅，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有一半圆形房间突出院中，三面通风，采光甚佳。别墅坐北朝南，依山傍水，风景优美。

在青岛

清代文学中，安徽桐城的学者形成“桐城派”，以提倡古文为主，现代著名女作家方令孺就出身在安徽桐城方氏的书香世家，同时也是充满封建伦理观念的家庭里，3岁即遵父母之命许配与人，16岁完婚。

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方令孺冲出牢笼，远去美国留学，接受西方教育。回国后深爱新文学，写诗也写散文，她的诗作多发表于《新月》杂志，被称为新月派代表性女诗人。她的侄儿方玮德是一位天才新诗人，少年成名。外甥宗白华是哲学家，也是文学家。他俩比方令孺仅小八岁，所以对方令孺以很大影响，多有往来，并对新诗有所探讨，方玮德也是新月派诗人。

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建校，杨振声校长广聘教师，在邓仲存介绍下，聘方令孺为国文系讲师，她第一次来到了青岛。青岛大学校舍是利用了原德国人建的俾斯麦兵营，其7号楼原是军官营房，学校作为了女生宿舍，楼上住着单身女教工（筹备期间曾住着蔡元培一家）。住在这里的还有校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李云鹤（江青），张兆和（沈从文的未婚妻）。李云鹤还是国文系的旁听生，与方令孺是同仁、邻居、又是师生。

国文系主任是闻一多，他的助教是陈梦家。梁实秋写方令孺道：“她相当孤独，除了极少数谈得来的朋友以外，不喜与人来往。她经常一袭黑色的旗袍，不施脂粉。她斗室独居，或是一个人在外面而行的时候，永远是带着一缕淡淡的哀愁。……不愿谈及家事，谈起桐城方氏，她便脸色绯红，令人再也谈不下去。”

“极少数谈得来的朋友”之中，首先是闻一多。1931年闻一多由文登路迁居阴岛路（今红岛路）后，书居中常有方令孺的身影。梁实秋，闻一多，杨振声“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自称“酒中八仙”，“八仙”中有一女仙何仙姑，闻一多便每次请上方令孺，“凑上八仙之数”。其实方令孺不善饮，别人亦不勉强她。是为了解脱她的“孤独”。

方玮德同陈梦家都是闻一多的学生，1931年来青岛，与“九姑”方令孺，老师闻一多，学兄陈梦家相会，大家兴高采烈，那些天是方令孺罕有的快乐的时光。方玮德称方令孺“九姑”，陈梦家自然也同样称呼，青岛大学的同仁也统称她“九姑”。巴金在《怀念方令孺大姐》一文中说：“一般熟人都称她‘九姑’。靳以也这样称呼她。”巴金等都称她“九姑”，梁实秋说：“大家都跟着叫她‘九姑’，这是官称，无关辈数。”

方令孺在青岛，执教之外，从事创作，写诗，也写散文。她写的散文集起名《家》。大学校舍后边是青岛山，昔日这里有汩汩的泉水（今海大的中址）并形成溪流。方令孺在《灵奇》一诗中写到：

有一晚我乘着微茫的星光，

我一个人走上了惯熟的山道。

泉水依然在细细的在与山交抱，

白露沾透了我的草履轻裳。

方令孺同闻一多、陈梦家谈起，在《新月》之外，应办一个可发表诗歌的刊物。陈梦家为此去了上海，向徐志摩谈了九姑的意见，徐志摩很高兴，立即筹办，四处约稿，自己带头写了一首《爱的灵感》，其中写到：“我就像是一朵云，一朵/纯白的，纯白的云，一点/不见分量，阳光抱着我。”

新月社新出版的杂志就叫《诗刊》，1931年1月出了创刊号，有方令孺的《诗一首》：

爱，只把我当一块石头，

不要再献给我，

百合花的温柔，

香火的热，

长河一道的泪流。

陈梦家评价说：“这是一个清幽的生命河中的流响，她是有着如此样严肃的神采，这单纯的印象素描，是一首不经见的佳作。”方令孺在青岛大学的两年，奠定了她在诗坛的地位。

徐志摩乘飞机在济南失事遇难，方令孺十分悲痛，她写了《志摩是人人的朋友》一文：“再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惨烈？这真像是处在迷罔的梦境，不信志摩会这样忽然失去！不管他是在天上融化，或是摔碎在岩石上，那情景只有他自己知道。唉！他带着人类所有的创痛去了！”

几年间，她与徐志摩多次通信，信中多交流对中国新诗的看法，这些信她结集出版，名字就叫《信》。

方令孺的孤独感也在于当时大学国文系的学生，热衷于训诂、音韵、楚辞、唐诗，惟有臧克家一人写新诗，被当作“另类”。

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青岛大学的学生在建校两年内爆发了第三次全校性大罢课。“方令孺同许多富有民族正义感和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一样，为之忧愁、愤激，加上为生计而进行的奔波，不久竟至积郁成疾，患上了甲状腺亢进疾病。由于病势十分凶猛，她只得离开青岛。”（邓明以《方令孺传》）

解放后，方令孺出任浙江省文联主席，也是全国唯一的女性省一级文联主席。值得注意的是，全国文联秘书长王亚平，副秘书长舒群，河南省文联主席于黑丁，安徽省文联主席刘芳松，北京市文联主席老舍，天津市文联副主席王林，上海市作协主席徐中玉，沈阳市文联主席蔡天心，30年代都生活在青岛。老舍为山东大学教授，王林、徐中玉、蔡天心都是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学生。

“文革”中方令孺被“打倒”，后下放“五七”干校，1973年方令孺的入党介绍人徐常太去看望她，她悄悄对徐常太说：“我教了一辈子书，教出了不少好人，也教出了大坏蛋，江青是我在青岛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也许江青因为我掌握过她一些丑事，故而对我下这样的毒手。我个人所受非人待遇事小，党和国家遭殃却是大事。”

第五篇

这几天秋的使者来了，绵绵的小雨像是谁的泪？今早云中漏出日光，颜色惨白，街上水车同短笛的声音都呈现颓丧的情调，我心里凄凉。我叹息炎夏的消逝，夏，有时会烧灼我的心忘掉生命的冷寂。

漫哉，我不愿一位精神奕奕的年青人受一点病的磨难，我哀怜，如果在这荒漠里能掇得一朵花我愿意献给这受磨难的人。

这几天因为贪看 Flauberts Madame Bovary疏忽了给你写信。这是一本名著，是一个不幸的故事，我所赞美的是作者的艺术，他把全书的情节用一根巧妙的线索连贯着，好像一串珍珠，珠子的形色不一样，但是提起来，有次序也有色彩。我晚上看到眼睛不能睁的时候才把书合上，带着书里的忧愁入梦，早上在鱼白的光里，我坐起读，今天看完了，这一种紧张的心，也像秋蝉一样，带着尾声，在绿叶里消失。但是这松懈的心情使我觉得异常无味。

我发现生活是不能悠闲，要忙，要复杂。小小的园林，养花饲鸟，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所能满足，那里没有创造，没有喜悦，所以 Creatioll and Recreation这两个字，同人的生命是织在一起，少一，都教生命有缺陷。为这思想我常常痛苦，常常同环境起冲突…… 傍晚，我一个人走上这园后的高台，静默地看那深红的晚霞，横陈在一丛黑树的后面，河里的水平静到一点细纹都没有，树叶在我耳边发生温柔的叹息。在台下，来了人说话的声音，他们说什么，我是不管，只是那声音太笨重，像人在石子路上走，没有韵律，没有变化，我不能忍，就离开。

说也奇，我能忍受极复杂强烈的声音，可是不能忍受一成不变的单调。有一次我在一个大城里过年，除夕夜半我走进剧院，人是拥挤得教我不能吐气。他们不管老少就像疯了一样，吹号筒，响口笛，奏各种不同的乐器，他们要使空间充满着喧嚣，好像这喧嚣能把时间抓住，我坐在一个角上，心理同他们完全不同，比平时更清醒，更寂寞，听他们做出的声音，像是在别一个世界上。那些胖的，黑的，长的，短的，戏子在台上舞，笑，唱；但是在我看，他们都是绸子做的傀儡，头上同四肢都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在那里扯着他们动──可怜，驯服地被动着！我信，他们的心，一定同我一样，冰冷。还有，几年前，我生病睡在医院里，我的房在第六层楼上，窗外正在建造一座新屋，土匠用机器挑土，那一声声尖锐的音挤进我的心灵，我每天一到破晓就哭，我厌恨那恼人的单调。

我对于人生也就有同样的感想。

说起生命，是一个不可解的谜！我们爱它，却又憎恶它，到底为什么爱，又为什么憎？记得 Stevenson说： 我们看戏以种种意义解释生命，直等到厌倦为止；我们可以用所有世界上哲学的名词来讨论，但有一个事实总是真的──就是我们不爱生命，在这意义上我们太操心于生命的保存──再干脆我们不爱生命，只是生存。

是的，我们爱的不是这固有的生命，我们爱的是这生存的趣味。我想，生存的趣味是由于有生命力。有一位哲学家解释生命说：Life is a permanent possibility of sensation.自然，我们爱生命决不是为这肤浅的感观上的愉快，要不是这生命力驱策我们创造，勇敢的跨过艰难的险嶂，就是生，又有什么趣味！迟钝生命，就像一湾浊水，不新鲜，又不光彩。

八月二十三日晚

（选自《信》，文化生活社194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