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

黄侃，1914年后，曾在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金陵大学等学校任教授。在北京大学期间，向刘师培学习，精通春秋左氏学的家法。1935年10月8日殁于南京，年仅49岁。二十世纪有不少著名学者皆出其门下，如杨伯峻、程千帆、潘重规（潘氏为其婿）、陆宗达、殷孟伦、刘赜、黄焯等。

黄侃

黄侃在经学、文学、哲学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他主张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应以《说文》和《广韵》两书为基础，他重视系统和条理，强调从形、音、义三者的关系中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以音韵贯穿文字和训诂。

黄侃的古文字学主要见于《音略》（《国学卮林》1920年第1卷第1期）、《声韵略说》（中央大学《文艺丛刊》1936年第2卷第2期）、《声韵通例》（《唯是》月刊1920年第1、2册）、《黄季刚先生与友人论治小学书》（《唯是》月刊1920年第3册）等论著中。他对上古声韵系统的贡献主要有：提出古声十九纽说；提出古韵二十八部说；提出古音只有平入二声说。他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建立了自己的古声韵系统，即古音学体系。他在古音学上所取得的成就结束了自顾炎武以来的古音研究工作，使他成为清代古音学的殿后大师。作为其语言文字学著作的一部分，他还有几十种表谱对古代汉语进行分析。

他的《文心雕龙札记》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有过很大的影响。他的《汉唐玄学论》《礼学略说》《讲尚书通例》等著作对哲学、经学的研究也有许多创见。由于他治学严谨，不肯轻易著书，若非定论，不以示人，并曾说：“年五十，当著书”，可惜在他年方五十时，未及撰成宏篇巨著就过早地谢世了，留下大批未经整理的点校笺识古籍的遗稿。

黄侃的主要著作有：《黄季刚先生遗嘱专号》（中央大学《文艺丛刊》1936年第2卷第2期）、《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集韵声类表》（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日知录校记》（中央大学出版组1933）等。在湖北省蕲春县青石镇的青石中学，有一所黄侃图书馆。

治学之余，藏书丰富，藏书3万册，因南京沦陷而精华散尽。目录学家汪国垣记其“唐以前类书和丛书较多，至集部则选择颇严”。1947年其夫人黄菊英将藏书5 000册捐给湖北省图书馆，其中黄侃批校本有60余册，珍本百余册。有《黄季刚先生遗书目录》。

黄侃误把墨汁当小菜：1915年，著名学者黄侃在北大主讲国学。他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终日潜心研究“国学”，有时吃饭也不出门，准备了馒头和辣椒、酱油等佐料，摆在书桌上，饿了便啃馒头，边吃边看书，吃吃停停，看到妙处就大叫：“妙极了！”有一次，看书入迷，竟把馒头伸进了砚台、朱砂盒，啃了多时，涂成花脸，也未觉察，一位朋友来访，捧腹大笑，他还不知笑他什么。

黄侃为章太炎门生，学术深得其师三昧，后人有“章黄之学”的美誉；其禀性一如其师，嬉笑怒骂，恃才傲物，任性而为，故时人有“章疯”、“黄疯”之说。

1908年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高等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田桓在“哭临” （指追悼皇帝的仪式）时流露不满情绪，堂长杨子绪高悬虎头牌警吓，并欲开除田桓学籍。黄侃获悉，大怒，闯入学堂，砸烂虎头牌，大骂一顿而去。又过几天，田桓带头剪辫以示反清，杨子绪恼怒异常，又悬挂虎头牌，黄侃闻讯，手持木棒冲进学堂，先砸烂虎头牌，又要痛打杨子绪。

1911年7月，黄侃因宣传革命，被河南豫河中学解职，返乡途经汉口之际，中国同盟会同志及友人为他设宴洗尘。席间论及清廷，革命浪潮的高涨，黄侃激愤不已，当晚，黄侃借酒性挥毫成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文章刊出，舆论哗然，各地报刊或纷纷报道，或全文转载，清廷惊恐万分。

黄侃不仅有革命之壮行，亦多名士之趣行，一次，他在课堂上兴起，谈及胡适和白话文说：白话与文言谁优谁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适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成“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电报费要比用文言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黄侃曾经在中央大学任教。学校规定师生进出校门需佩戴校徽，而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便索要名片，黄侃竟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节、道歉才算了事。在中央大学教课的名流颇多，大多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是包车。唯有黄侃进出学校，穿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并用一块青布包裹几本常读之书。一个雨天，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双土制皮木钉鞋以防滑溅泥，课后晴天，他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夹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他土里土气，又夹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还要检查纸包，黄侃放下纸包就走，从此不再去上课，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侃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急忙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侃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校长再三道歉，后来托名流相劝，均无效果。

志士之狂、名士之狷，当然不是黄侃的全貌，他对学术的谨严与虔敬，恐怕才是其性情的根本。黄侃治学非常严谨，对待著述十分谨慎、认真。所治经、史、语言文字诸书皆反复数十遍，熟悉到能随口举出具体的篇、页、行数，几乎没有差误，即便如此，依然不轻易为文。他常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黄侃还经常教育学生，中国学问犹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作为一个学者，当日日有所知，也当日日有所不知，不可动辄曰我今天有所发明，沾沾自喜，其实那所谓发明，未必是发明。

蕲春黄侃，是辛亥革命的先驱之一，他的一生烙下无数时代潮流的印记：新与旧、激进与保守、放荡不羁与谦虚严谨交织在一起。黄侃的性格中有不少这样的南北两极，看似互相排斥，实则矛盾统一。

在辛亥革命之前，黄侃在湖北和日本从事革命，之后他辗转国内各著名大学教书，治学严谨，成为一代国学大师。黄侃师承章太炎、刘师培，薪火相传，培养出范文澜、金毓黻、杨伯峻、龙榆生、陆宗达、殷孟伦、程千帆、潘重规、徐复等著名学者，在20世纪学术史上影响深远。

狂狷，孤傲，疯子，名士，好游历，好读书，好骂人，桀骜不驯，不拘小节，性情乖张，特立独行……黄侃留给后人一串关键词和趣闻轶事。

黄侃虽放浪形骸，却事母至孝。1908年，黄侃生母周孺人病重，家中电召其还家侍疾。黄侃还家六月，生母去世，大恸，乃至吐血。当时清政府严捕革命党人，因叛徒告密，两江总督端方听说黄侃在家乡，即密电湖广总督陈夔龙速逮之。黄侃得知消息，迅即离家，辗转到日本。黄侃返回日本后，仍思母不已，乃请苏曼殊绘一图，名“梦谒母坟图”，自为之记，请章太炎写了题跋。这幅画也成了他的随身宝物，一刻不离。是否可以这样说，黄侃像爱母亲一样爱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他对国学的天然情感。正是因为这种情感，他将著述看得神圣，他做学问非常严谨，因为他深知“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

“老师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泼、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作字，但是有一条，无论怎样玩，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弟子程千帆这番话可谓知人善论。1935年10月5日，黄侃因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经抢救无效于三日后去世。就在去世前一天，虽吐血不止，他仍抱病点毕《唐文粹补编》，并披阅《桐江集》五册。读书问学，研究国故，既有时代潮流的需求，更重要的则是黄侃有发自内心的动力，支持他度过半个世纪的人生。

1905年，黄侃至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在早稻田大学，他遇到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时的同学宋教仁。当年8月，同盟会于东京成立，黄侃列名会籍。

章太炎

1906年5月章太炎到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任《民报》总编辑。时中国留学生聚居东京逾万人，竞趋章太炎门下请业。黄侃也随众往谒。刚到门前，见壁间大书四语，曰：“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这本是引用东汉戴良的话，黄侃见后，觉得章太炎太狂妄，殊难接近。这一次黄侃见章太炎，并没有“但愿一识韩荆州”之想，想来两人都是孤傲之人，后来有人形容这一对师生为“一对疯子”。

黄侃经常看《民报》，对章太炎的文章极为钦佩。章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为革命派的喉舌。因为刊有章太炎的文章，报纸在留学生中很受欢迎。通过对《民报》的不断阅读，黄侃对章太炎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也渐渐消除了误解，从此，他也不断为《民报》撰稿。千里马总会遇到伯乐的赏识。一天，章太炎看到黄侃写的一篇文章，大加赞赏，立即写信约见，许为天下奇才。章太炎与黄侃结识，或许也有宋教仁的引荐。

1907年秋，章太炎听说黄侃将归国省亲，对他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惺吾（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仲容（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未立即答应。章太炎说道：“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遽然起，即日执贽往，叩头称弟子。随即偕苏曼殊搬入小川町章太炎住所，日相追随，在学习音韵、说文的同时，积极为《民报》撰稿。章太炎亦感黄侃聪敏颖悟异于他人，尝叹曰：“常言学问进展，如日行千里，今汝是一日万里也！”

1914年秋，黄侃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至北京大学国文系讲授《文学概论》《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等课。

1914年2月，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囚于北京本司胡同，继而，又被移到龙泉寺，并派巡警守门，后又被软禁于东城钱粮胡同某宅（北京四大凶宅之一）。在钱粮胡同的居所，章太炎可读书写作，亲友和弟子也可前来探望，但就是不给他出门的自由。黄侃此时正接受北大之聘来京担任教授之职，辗转打听到章氏下落，前往探视。见章寂寞一人，主动要求留下来伴宿，侍奉老师，同时请他讲文学史。此时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黄却主动前来作伴问学，患难见真情，章深为感动。一连数月，黄早出晚归，白天外出教书，晚上师生秉烛谈学，直至深夜。但一天深夜，警察却强行把黄侃驱逐了出去，且不准其他客人来访。章氏见黄被逼走，见客自由又被剥夺，愤而绝食，后在马叙伦巧妙劝说下才放弃绝食。

我们再来看一下黄侃在北大讲课的神态和音容。黄侃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冯友兰说：“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以前连书名都没听说过的。”黄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不仅如此，北大学生冯友兰放假回家，还照着黄侃的路数，选了些诗文，给他的妹妹冯沅君（后为陆侃如夫人）讲解，教她“黄调”，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黄侃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弟子被称为“黄门侍郎”。在众多弟子中，有三位弟子关系特殊。一位是黄菊英，黄在武昌高师任教时的学生。1923年，黄菊英在武昌高师毕业，同年黄侃与黄菊英在武昌黄土坡结婚。黄侃娶了自己的学生，和鲁迅许广平、沈从文张兆和一样，在民国学界文坛轰动一时。一位是黄焯，黄侃的侄子。黄焯作为黄侃学术的继承者，积累了黄侃论学及批校古籍的丰富资料，陆续整理出版。黄焯以其堂叔黄侃为榜样，“50岁以前不著书”，所以他的著作皆在70岁以后结集而成，并陆续刊行于世。另一位是潘重规，成了黄侃的女婿。

黄侃在中央大学时期，和刘太希谈起近年考入中央大学的潘崇奎（重规）。黄侃兴奋地说，在众多试卷中，只有潘生，文笔精美，且字字是“一笔不苟”的正楷，近来常常到黄侃住处请教。黄侃说此生可谓近代青年中之精金美玉，赞赏之情，溢于言表。非常巧合的是，刘太希也非常兴奋地告诉黄侃，潘生是他的外甥。黄侃也觉得这是奇缘，急忙询问潘生订婚否？当得知尚未订婚，黄侃说自己的女儿正待字闺中，与潘生堪成匹配。后来，潘崇奎果真娶了黄侃的女儿。

1929年11月27日，黄侃带领学生潘崇奎前往上海为章太炎先生祝寿，黄侃将门生潘崇奎引见给章太炎。章太炎问其所学，至为激赏，并为其易名重规。

黄侃在中央大学任教授，从不对学生提及当年革命事。他的学生绝少知道他和黄兴曾是一起浴血奋战的战友。有史家认为，黄侃为《大江报》撰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社论，是武昌起义的序曲。黄侃去世后，潘重规才醒悟他为何不言当年革命事，潘重规写道：“他认为出生入死，献身革命，乃国民天职。因此他觉得过去一切牺牲，没有丝毫值得骄傲；甚至革命成功以后，不能出民水火，还感到深重罪疚。他没有感觉到对革命的光荣，只感觉到对革命的惭愧。恐怕这就是他终身不言革命往事的原因吧！”

黄侃教学不拘一格，给“黄门侍郎”留下深刻印象。他常常利用郊游吃饭喝酒的机会，畅谈学问，海阔天空，于闲谈中给学生莫大启发。他讲学也是天马行空，没有章法，讲到哪里算哪里，但又处处都是学问，非一般人能理解。学者程千帆对此也有同感：“老师晚年讲课，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兴之所至，随意发挥，初学的人，往往苦于摸不着头脑。但我当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倒觉得所讲胜义纷纭，深受教益……”

黄侃“是一个有山水胜情的人”，喜欢和弟子一起游览风景名胜，游兴大发之际，吟诗抒发胸臆，能作诗者深得他的欢心。在北京时，经常陪同他游玩的是孙世扬、曾缄二人。孙世扬说：“先生好游，而颇难其侣，唯扬及慎言无役不与，游踪殆遍郊坼，宴谈常至深夜。先生文思骏发，所至必有题咏，间令和作，亦乐为点窜焉。”弟子与黄侃交游，获益匪浅。陆宗达因能喝酒能抽烟，深得黄侃喜爱，常和他一边吃一边论学，有时一顿饭要吃四五个小时，陆从中学到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民国学人中有三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被黄兴称之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作“黄疯子”的黄侃。有意思的是，这三人不仅都是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而且章太炎、刘师培与黄侃还是师生关系。这三人的共同特点是，学问大，脾气怪。其中黄侃的脾气之大、性格之怪更是学界闻名。

黄侃，祖籍湖北蕲春。父黄云鹄，字翔云，进士出身，曾做过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后官至四川按察使，为清二品大员和著名学者，—生著述甚多。黄侃3岁开始背诵唐诗宋词，4岁就延师教读。黄侃聪颖好学，从小就显示出过人的才气。

黄侃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还是有名的孝子。其生母周孺人去世后，因思念母亲，黄侃特地请老友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自撰了一篇沉痛的悼文。

为生计所迫，黄侃经常四处奔波教学，随行都会带着一口棺材，一时成为时人谈资，黄侃却依然我行我素。这口棺材是黄父当年在四川做官时自制的，后因棺材太小留给了田夫人。田夫人系黄父正室，黄侃对田夫人视若生母。1922年夏，田夫人去世，黄侃专门在日记中撰写了慈母生平事略。文末云：“孤苦苍天，哀痛苍天！孤黄侃泣血谨述。”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黄侃必率家人设供祭祀，伤恸不已。

1903年，18岁的黄侃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文普通学堂，这所学校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新式中学。因父亲与张之洞有旧，1905年，黄侃被官派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恰好和章太炎同寓。

关于黄侃与章太炎的相识，有这么一种说法。当时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因内急，不及上厕所，便从楼窗中解裤洋洋直泻。章太炎此时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尿水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高声怒骂。黄侃本系贵公子出身，且正年轻性躁，盛气凌人，也报以回骂。不骂不相识，待双方互通姓名后，彼此都熟知对方大名，遂将话锋转到学问上，两人越谈越投机。章太炎是渊博绝伦的朴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自此，黄侃师从章太炎问学经年。章太炎清高孤傲，对近世文人极少嘉许，惟独对黄侃刮目相待。

1914年2月，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囚于北京本司胡同，后囚于东城钱粮胡同。此时黄侃正接受北大之邀来京担任教授之职，辗转打听到章氏下落，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视。黄侃见章寂寞一人，便以请章讲文学史为由，留下来伴宿。黄侃与师同舟共济数月后，终被警察驱逐。

黄侃学问既大且博，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通，尤其在音韵、文字和训诂方面学问精深。黄侃学问大，脾气也大，这一点颇为时人诟病。周作人谈到这位大师兄时，也颇有微词：“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1908年前后，陈独秀到东京民报社章氏寓所造访，钱玄同和黄侃二人到隔壁回避。陈、章二人闲谈时，谈到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苏皖，颇为苏皖人自豪。后来话题转到了湖北，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正在隔壁屋子里的黄侃突然跳出来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听了默然而去。

黄侃属于守旧派，向来看不惯胡适等一批新派人物的做法，一有机会便冷嘲热讽。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十分尴尬。

又一次，黄侃给他学生讲课兴起之际，又谈起胡适和白话文。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京剧名伶谭鑫培风靡北京城，各大学多有好之者。某日，北大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鑫培之《秦琼卖马》，胡适插话道：“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静听高论，无人做声。黄侃却立身而起说：“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一时为之哄堂。一次宴会上，胡适大谈墨学，黄侃甚为不满，跳起来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大窘。黄又接着说：“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正欲发作，黄却笑道：“我不过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胡适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得忍气吞声。

中央大学规定师生进出校门要佩戴校徽，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要看他的名片，他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解、道歉才算了事。

在中央大学兼课的名流颇多，教授们大都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有黄包车。唯黄侃进出，每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一块青布包几本常读之书。

一个雨天，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钉鞋。“钉鞋”又称“木屐子”，即以桐油反复油浸后的牛皮为鞋帮，厚木块为鞋底，再钉上铁钉防滑。这种钉鞋在乡下走烂泥路极佳，而在城里走水泥路就不太合适了。课后，天放晴，黄侃便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挟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此公土气，且携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并要检查纸包。黄放下纸包而去，此后几天一直未去上课。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则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赶快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名流们劝驾，但黄终未去中央大学授课。

黄侃的第一大爱好是美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黄侃在这方面经常逾越师生人伦，颇遭物议。据说，他一生结婚达九次之多。当年，刊物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的极端攻讦之语。黄侃的发妻是王氏，两人聚少离多。他当过同乡、同族女子黄绍兰的塾师。后来，黄绍兰从北京女师肄业，去上海开办博文女校，黄侃便到上海追求她。发妻尚未下堂，黄侃心生一计，骗取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谁知好景不长，黄侃回北京女师大教书，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因为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对簿公堂？更可悲的是，她与黄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黄绍兰后来投在章太炎门下，深得章夫人汤国梨的同情，但她摆脱不了黄侃给她心灵投下的巨幅阴影，终于还是疯掉了，而且自缢身亡。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齿”，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而章太炎对这位大弟子身上的各种毛病（尤其是藐视道德的行为）则表示出足够的宽容和理解，认为黄侃酷似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中阮籍那样放荡不羁的人物，不管他如何玩忽礼法，逃脱责任，毕竟丧母时呕血数升，仍是纯孝之人，内心是善良的，并非残忍之徒。

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这句话半个世纪后还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广为流传，成为他治学严谨的证明。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终不为所动。

1935年10月6日，黄侃由于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抢救无效，于10月8日去世。黄侃去世时年仅50岁，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

黄侃字季刚，湖北蕲春青石镇大樟树人。原名乔馨，字梅君，后改名侃，又字季子，号量守居士。1886年4月3日生于成都，1935年月10月8日殁于南京，年仅49岁。

黄侃一向为人正派，从不趋炎附势。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时期，其同盟会故友多系国府显贵，他耻与往来。惟有居正当时受蒋介石软禁，形单影只，不胜苦楚，旁人躲之不及的时候，他却常至居正囚地，与其谈心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复登高位之后，他竟不复往见！居正念他的友情，亲赴量守庐诘问他为何不再来玩，他正色答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黄侃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擅长音韵训诂，兼通文学，历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昌高等师范、金陵大学等校教授。一生治学勤奋，以愚自处，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章太炎以太平天国为例，谑封黄侃为“天王”。

1919年，胡适海外学成归国，任教北大，发起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胡适的横空出世，黄侃生平最得意的、寄以厚望的高足傅斯年很快就倒向了新文学的阵营。据说黄侃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这才正式讲学。

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偶尔谈及墨学。黄侃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帐王八！”胡适赧然。黄侃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帐王八。”胡适大怒。黄侃却大笑道：“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 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黄侃个性轻狂，一生结婚九次，报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说。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曾回忆黄侃骗婚黄绍兰一事，致其一生流离失所，直斥黄为“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 小有才适足以济其奸”。

黄侃治学勤奋，以愚自处，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他重视师承，但不墨守师说，常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以自警。虽是名声赫赫之学者，且身体虚弱，仍致力学术而不倦，“惟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发愿50岁后才著书。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多有创见，自成一家。在音韵学方面对古音作出了切合当时言语实际的分类。晚年主要从事训诂学之研究。黄侃著作甚丰，其重要著述有《音略》、《说文略说》、《尔雅略说》、《集韵声类表》、《文心雕龙札记》、《日知录校记》、《黄侃论学杂著》等数十种。

《十三经注疏》、《大戴礼记》、《荀子》、《庄子》、《史记》、《汉书》、 《资治通鉴》、《通典》（不读《通典》，不能治《仪礼》）、《文选》、《文心 雕龙》、《说文》、《广韵》，以上诸书，须趁三十岁以前读毕，收获如盗寇之将 至；然持之以恒，七八年间亦可卒业。

读经次第应先《诗》疏，次《礼记》疏。读《诗》疏，一可以得名物训诂，二可 通文法。《礼》疏而后，泛览《左传》、《尚书》、《周礼》、《仪礼》诸疏，而 《谷》、《公》二疏为最要，《易》疏则高头讲章而已。陆德明《经典释文》宜时 时翻阅，注疏之妙，在不放过经文一字。（真是高手眼法，金针度人）

语言文字之学，为各种学问之预备，舍此则 一无可通。（各种学问者，汉学之各 种学问也。）

由小学入经，出经入史，期以十年，必可成就。（此条非说成就期限，而是说治学顺序，先小学，再经，再史。）

小学之事在乎通，经学之事在乎专，故小学训诂自本文求之，而经文自注疏求之。

治经之法，先须专主一家之说，不宜旁骛诸家。（恐是季刚自家门法。同时研究诸名家高论，如听讼数端，不仅有趣，而且未必不是入经史门法。）

治经须先明家法，明家法自读唐人义疏始。（读唐人义疏可明各经汉唐家法，不知皮锡瑞之经学通论是否可补汉唐之後？）

治史之要， 以人、地、官、年为入门之基；四者亦即历史之小学也。（此说入门之基，而非治史全部。如果只注重事件的人地官年，而无现代HISTORIOGRAPHY理论指导，便仍在梁任公所说的旧史学里打圈子。）

读书贵专不贵博，未毕一书，不阅他书。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须有相当成就；否则，性懦者流为颓废，强梁者化为妄诞。用功之法，每人至少应圈点书籍五部。（读书贵专不贵博，是朴学的法宝，恐怕当代不适用。朴学时代知学方法比较统一。而当今文史研究理论繁复，不略知一二无法为学。文科学生还要学政治，想出国的还要学英文，二十以上三十以下之说也恐怕不适用于今日。此处说贵专，是为了能精通一二经典。精通之，才能在作学时有底气，避免颓废和妄诞两极端。圈书之法，先贤经验，有惠後学不浅。）

初学之病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读古书当择其可解者而解之，以阙疑为贵，不以能疑为贵也。（宋明经学多能疑，汉清经学多阙疑。而清之经学如无确证必阙疑，如有确证必翻案。大哉乾嘉之为学也！先生真是其中妩媚者。）

凡阅近人书籍，须先调查其材料。

清人治学之病，知古而不知今；明人治学之病，知今而不知古。（先生一生，知今处唯有不与复辟一节而已，天不假其以年，天妒之太甚矣。）

治中国学问，当接收新材料，不接收新理论。佛经云，依法不依人，即此义。（不接受新理论恐怕今人无人敢守之。）

汉学之所以可畏者，在不放松一字。（！！！！）

读天下书，至死不能遍，择其要而已矣。刘申叔年三十五而学成，即得择要之法。（一，刘申叔如果把玩政治的时间用来作学问，嘿嘿！二，比一比陈寅恪读遍中国书之叹如何？）

不有根底之学，而徒事翻书，此非治学之道。然真有根底之学，而不能翻书，亦不免有鄙陋之讥。翻书者因所知以及所未知，其用有二：一、己所不知，翻之而得；二、己所不记，翻之而记。凡临时检查而得之者，必其平时能翻之者也。

读书人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

学术二字应解为“术由师授，学自己成”。戴东原先生学术提纲挈领之功为多，未遑精密；其弟子段懋堂、孔广森、王念孙，靡不过之。（能青出于蓝者，赖先贤筚路蓝屡之功也。）

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

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

天下人之所长，非己所能有；己之所长，为天下人所不能有，如是始能有自立。（必道前人未道处。）

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此语让当今百分之九十九的高级学者汗颜）。

通一经一史，文成一体，亦可以为成人矣。

1886年——4月3日（夏历二月廿九日）生于成都金玉街三道会馆。

1888年——随江叔海先生问字，初授《论语》。

1890年——随父还居原籍湖北蕲春。

1896年——随父至武昌，读经而外，纵览诸子、史传，能为诗文。次年丁父忧。

1900年——应县试，进学。

1902年——入武昌湖北普通学堂肄业。同学有宋教仁、董必武等。

1905年——在文普通学堂因宣传排满思想开除，以故人之子得张之洞资助留学日本。

1907年——以运甓、不佞、信川等笔名写作《释侠》、《专一之驱满主义》、《哀贫民》等文，刊于章太炎主编之《民报》。师事太炎先生。写有《新方言后序》、《国故论衡序》。

1908年——回国侍母疾，不久，母逝，本于孝义，闭门定省，曾写定《春秋名字解诂补谊》诸稿。时清廷命逮革命党人，胥吏欲捕之，遂仓皇离乡，再走日本，往依章师。日夕研讨国学。

1910年——返国还里，筹设孝义会，宣讲种族大义及中国危急状听者甚众。

1911年——辛亥革命起，奔走江湖，然不欲谋仕宦，后退居沪上，主《民声日报》。

1914年——勤治故籍，研索《广韵》，综合前说，定古声十九类，古韵二十八部之目。有《仙道平论》、《释若者》等文刊于《雅言》杂志。

1919年——于《国故月刊》、《国民月刊》发表《广韵佚字》、《毛诗正韵评》等文。因与胡适等人不谐，转教武昌高等师范。

1920年——在《唯是学报》发表《声韵通例》、《与友人论治小学书》等。并为《说文》、《尔雅》等作讲章。

1923年——仍任教武昌，有《音略》、《释公士大夫》、《文心雕龙札记》等刊于《华国月刊》、《国学卮林》。

1925年——作《中国文学概谈》、《文学记微》等文，刊于《晨报》副刊。

1927年——应聘北京师范大学，秋后转教东北大学。

1928年——南下应南京中央大学聘，讲章有《礼学略说》、《唐七言诗式》诸稿。先后同事有汪东、胡小石、汪辟疆、陈伯弢、王伯沆、吴梅等。

1931年—— 于《金陵学报》、《金声》是发表《诗音上作平证》、《章炳麟黄侃往来论韵书》等，讲《三礼通论》，批注《尔雅义疏》。

1933年——出版《日知录校记》。

1935年——因病逝世于南京。逝前讲授《说文部首》及史汉文例。遗稿有《尔雅郝疏订补》、《说文注》、《广韵注》、《切韵表》、《集韵声类表》、《古韵谱》等。

治学须知二事，一曰治学之法，一曰持论之方。

凡研究学问，阙助则支离，好奇则失正，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亦必如此，方有真知灼见。韩非有言：“变业无成功”，此可为吾人讲学之鉴。

人类一切学问，当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三德。

凡学问无论何种，以平易近人为常，以不可思议为变。

中国学问有二类，自物理而来者，尽人可通。自心理而来者，终属难通。

学问不可趋时或挟势利以行。如唐张鷟在当时文名籍甚，文词行于海外，今所存者，一《龙筋凤髓判》，一《游仙窟》（得自日本）耳。又云，学术废兴亦各有时，惟在学者不媕婀而已。

所谓博学者，谓明白事理多，非记事多也。

凡专门之学，不可于其间有所去取，因牵一发而动全身也。

今日籀读古书，当潜心考索文义，而不可骤言通假。当精心玩意索全书，而不可断取单辞。旧解说虽不可尽信，而无条件逊于后师之理。廓然大公，心如明镜，然后可以通古今之邮，息汉宋之争。

读书人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

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扬子云，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矣，寡见则无卓矣。

学问之事，有传学，有行学。欲行其学者，未有不皇皇如也。

学者可贫而不可贱。白刃当前，不救流矢，学问亦然。

学问以积累为先，文学以顿悟为贵。故文学能早成，学问则早成者少，有之则颜回韩非贾谊王弼数人而已。

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惠栋《九经古谊》及《九曜斋笔记》可以教不欺人。）一曰不知者不道。一曰不背所本。（恪守师承，力求闻见。）一曰为后世负责。一曰不窃。（偶与之同，实有心得，非窃。习见所闻，忘其所自，非窃。众所称引，不为偷袭，非窃。结论虽同，推证各异，非窃。）

治国学当力戒二弊。一曰不讲条理。一曰忽略细微。讲条理而不讲细微，如五石之瓠。讲细微不讲条理，如入海量沙。

初学之病有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读古书当择其可解者而解之，以阙疑为贵，不以能疑为贵也。

凡阅近人书籍，须先调查其材料。

近人治学之病有三。一曰郢书燕说之病。一曰辽东白豕之病。一曰妄谈火浣之病。

无论历史学、文学学，凡新发见之物，必可助长旧学，但未能推翻旧学。新发见之物，只可增加新材料，断不能推到旧学说。

常人治学有二病，一曰急，二曰懒，所以无成。

世人是尧舜而非桀纣，治学亦当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

博览旁征，必先有其基。

士以志气为先，不以学问为先。

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

天下人之所长，非己所能有。己之所长，为天下人所不能有。如是始能有以自立。

凡引古书，或从本义引之，或以己意引之。前者名曰推原本义，后者名曰断章取义。如孟子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后者之类。

读中国旧书，了解为先，记忆为次，考据又次之，判断最后。

看清一难懂之部书，可以读多数难懂之书。

古人议论其言简，今人议论其言繁。唐以前人之一二语，唐以后人可敷衍而为千百言。读周秦诸子等书，均可作如是观。

《文心雕龙札记》，北京文化学社，1927年；中华书局，1962年。

《反切解释》上编，中央大学出版组，1929年

《日知录校记》，中央大学出版组，1933年。

《集韵声类表》，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

《黄侃论学杂著》，收著作十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

《说文笺识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字正初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

《黄季刚先生遗书》，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80年。

《文选黄氏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7年。

《春秋名字解诂》，《国学粹报》4卷4期。

《与友人论治小学书》，《唯是学报》第三册，1920年。

《稷通释》，《华国月刊》1卷期，1923年11月。

《释尸鸠》，《华国月刊》1卷4期，1923年12月。

《咏怀诗笺》，《东北丛刊》第3期，1931年1月。

《中国文学概谈》，原载《晨报》副刊，又载艺社《文学论集》，1929年。

《文学记微》，同上。

《秋华室说诗》，《苏曼殊全集》第五册，1929年。

《诗音上作平证》，《金声》创刊号，1931年5月。

《汉唐玄学论》，《时代公论》1卷11期，1933年6月。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飘渺缠绵一种情。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