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会议

1935年9月俄界会议后，张国焘仍坚持其错误主张，率部南下。他在9月中旬主持召开的阿坝会议上，污蔑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是“右倾逃跑主义”，并且对维护中央正确方针的朱德等人进行围攻。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非法作出《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宣布成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和“总司令部”，自任伪中央“主席”。12月5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狂妄地宣称：1.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2.你们应称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3.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4.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至此，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此期间，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于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和陕北红军一起，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陕北根据地。党中央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也为了教育和挽救张国焘本人，于1936年1月22日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责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同时决定向全党公布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24日，张浩代表共产国际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令其取消第二中央，“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张国焘被迫表示“原则同意”党中央的路线。

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和党中央的坚决反对，由于朱德、刘伯承等同张国焘的坚决斗争，加上1936年2月四方面军在天全、芦山、宝兴地区作战失败，部队由8万多人减至4万多人，张国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被迫于6月6日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北局。7月27日，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

当1936年7月初，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后改称红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张国焘又极力拉拢与欺骗二方面军干部，支持他的反党行为，遭到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反对。张国焘在甘孜会议上表示同意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随后又主张西进青海。由于朱德、任弼时等人的斗争，张国焘又被迫同意北上。10月8日，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完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

鉴于张国焘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一系列错误，从1937年1月在中央内部，开始了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张国焘在2月6日不得不向党中央作了《从现在来看过去》的书面检讨，勉强承认自己“在政治上是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是组织路线的错误。”2月27日，凯丰发表了《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那里》一文，全面系统剖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在政治形势、军事战略、红军和苏维埃建设等十几个问题上的错误，指出：“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可是张国焘本人却不肯认真检查承认错误。凯丰的文章为延安会议全面清算张国焘的错误作了重要的准备。3月间，西路军惨痛失败的消息传来，引起包括红四方面军在内的党内军内同志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强烈愤慨。

为了确定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下的新任务，系统地揭发和批判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凯丰、林伯渠、林彪、彭德怀、任弼时、贺龙、董必武、罗荣桓、廖承志、徐特立、肖劲光、胡耀邦等56人。

会议共有两项议程。从3月23日至26日，进行第一项议程，讨论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及中国共产党的新任务。会议听取并讨论通过了张闻天、毛泽东的两个报告。最后由张闻天作结论。

会后根据张闻天和毛泽东两个报告的内容，于4月3日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内容是：（1）指出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动，迫使国民党原来的政策开始转变。（2）分析了日本对华新政策的实质是灭亡中国。（3）指出新的时期，争取民主权利的实现是准备对日抗战的关键。（4）申明中国共产党主张恢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5）阐明了在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解决国内矛盾的基本原则。（6）揭露了中国托派的汉奸面目。（7）提出了和平实现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

会后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于4月15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主要内容是：（1）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这是中共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依据，并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2）指出在中国革命运动进入新阶段的情况下，党的工作中心一环，应该是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3）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从未放弃力争自己政治领导的责任。因为半殖民地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民族解放运动只有得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才有彻底胜利的可能。

3月27日至31日，进行第二项议程，讨论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会上，张国焘首先作检查，他承认自己“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但在一些具体的错误事实上，却又进行狡辩，拒不认错。

会上，有30多人发言。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深刻揭露和批评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阴谋活动。张闻天、凯丰等从理论上系统地批判了张国焘反党分裂的谬论及其错误路线的性质；朱德深刻地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过及其退却逃跑路线，指出：张国焘一贯犯原则错误，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对中央派去的干部不信任，他要个人指挥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对中央极不尊重，从阿坝会议到松岗卓木碉会议，他进行了不少反党反中央的活动；贺龙揭露了张国焘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企图以军阀式的手段吞并二方面军的行为；彭德怀揭露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正确战略方针的活动，指出：我们如不采取坚决果断行为，就要跟着机会主义跑；毛泽东批判了张国焘的“机械论”和“狭隘经验论”及其“后梯队”思想。参加会议的一些受张国焘迫害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也揭发了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打击知识分子，排斥异己的种种罪行。会上，许多同志提出，要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并开除其党籍，彻销其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等职务。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提议，暂不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因为在估计到张国焘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也还应考虑到他在党内的历史，并已开始承认错误。为了挽救他，还应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和时间。与会大多数人同意党中央的这一提议。

31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了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和主要内容：

一、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的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二、张国焘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对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三、张国焘忽视党的领导作用，“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在同二方面军会合时，“他曾经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路线，共同反对中央”，但这一企图遭到二方面军领导者的严拒而完全失败了。在四方面军中存在着打骂制度，他忽视红军的模范纪律，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这就是张国焘的军阀主义的实质。

四、张国焘的南下行动，是反党反中央和分裂红军，是根本错误的。不但“使红军受到损失”，也“使红军远离抗日前进阵地，削弱了红军在全国的影响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建立的力量，也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

五、张国焘“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六、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他拒绝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张国焘的这种错误，对全党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说明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中国革命是不能得到彻底胜利的。

七、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负最主要的责任。”中央号召四方面军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来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

八、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同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斗争。中央在估计到张国焘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同时亦估计到他在党内的历史，及对于自己错误开始有所认识，认为暂时应该把党的组织结论保留起来，给他及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以改正错误的机会。

延安会议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夜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对日抗战作了重要准备。同时，会议清算了张国焘的错误，增强了党内团结。

延安会议对于彻底清算张国焘的错误，肃清张国焘路线在党内和军内的影响，教育全党全军，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起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后来指出，延安会议”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

延安会议后，张国焘于4月6日写了《关于我的错误》。他在检讨中说：”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的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个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形成极大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以后的事实证明，张国焘的检讨不过是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手法。

延安会议后，在党内和军内广泛深入地展开了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进一步系统分析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军阀主义、分裂主义的罪恶。同时，党中央对张国焘本人继续采取帮助教育的态度，并安排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

然而，张国焘继续坚持其错误，于1938年4月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并反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