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科学技术会议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早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就深刻地论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倾向，并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党内和社会上，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产生了怀疑，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划入剥削阶级的范围。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对知识分子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简单粗暴态度。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党在着手纠正“左”的错误时，也提出了纠正反右派斗争以来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教育、科学政策等方面的“左”的错误问题。1958年12月22日，毛泽东看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反应某大学的党支部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材料后，写信给陆定一，“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总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196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聂荣臻《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接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制订颁发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等文件。这些文件虽然都为纠正知识分子政策上“左”的偏向，规定了一些具体措施。但并未摘去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1962年2月，全国科学技术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由聂荣臻主持，与会同志提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等种种问题。聂荣臻、陶铸认为这些问题严重的阻碍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和知识分子作用的进一步发挥，便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3月2日，周恩来向出席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等会议的同志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从理论和历史上论述了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周恩来说，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特殊性。这部分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常常“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的卖国贼、民族叛徒以及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豢养的走狗，成为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属于这种特定范围的社会阶层”。中国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无疑的都受到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影响，曾为旧社会服务过，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因而有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革命，多数人开始时对革命观望、中立，以后逐渐靠近革命。而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因此，“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看待知识分子，他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的大多数结成的特殊形式的阶级联盟。”周恩来说，列宁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劳动阶层”的，无产阶级同知识分子的联盟是同劳动者的联盟，这与同非劳动者联盟是不同的。“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十二年来，我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我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周恩来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指出破除迷信不是破除科学，而要同尊重科学相结合。

3月6日，陈毅受周恩来的嘱托，在全国科学技术会议上作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陈毅说，“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对我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会上，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齐燕铭，以及田汉、阳翰笙、老舍、曹禺等讲了话和发了言。

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坚持了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从根本上恢复和继承了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对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产生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