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委员联席会议

1926年10月，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领导下，为配合北伐战争，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但是由于形势不利和条件不成熟，起义尚未发动即告失败。

为了总结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10月28日，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委员召开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维经斯基、拉菲斯等和中共中央委员陈独秀、彭述之、罗亦农等。

罗亦农首先发言叙述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准备情况，指出：“上海的发动是我们早就做了准备的。”起初，同资产阶级代表虞洽卿及国民政府代表钮永建谈判，但整个准备工作的领导掌握在钮永建手里。当得知夏超宣布浙江独立、准备向上海发动进攻时，在技术上和组织上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中央和上海区委立即作出了必须发动上海起义的决定。钮永建下达命令在10月23日早上6时发动起义，并说上海的部队将转到我们方面来。中央和上海区委后来知道夏超在前线失败，仍向工人武装发出命令，让他们一听到炮声就行动，只是不要过早。可是钮永建的部队没有行动，起义没有发动起来。罗亦农检讨起义失败的原因说，这次军事发动，“我们既不了解自己的力量，也不了解盟友和敌人的力量。我们无疑过高估计了资产阶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机会主义者，把整个主动权让给了资产阶级，一再推迟发动。从准备工作一开始，我们就放弃了在军事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正因为如此遭到了失败。”他指出，从这次失败中可得到以下教训：（1）将来不指望资产阶级，而自己要努力发挥领导作用；（2）国民政府代表钮永建是典型的旧军人；（3）我们学会了组织和准备军事发动。

陈独秀认为，我们是希望举行人民起义，但钮永建把事情转到了搞纯军事发动。结果“无论工人还是商人都没有可能宣布政治罢工，既然这样，那就只有单纯军事斗争的一种可能。要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必须有有利的环境和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起义前，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我们预见到必然要失败”。他认为，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的怯懦和退却”。应吸取的主要教训是：“我们应当始终准确地事先告诉自己，我们去干什么：是举行人民起义还是进行单纯的军事发动。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应当很好地了解实力，了解军事组织等等。”他还提出下一次发动的力量将是：（1）工人。（2）国民党军事力量。（3）资产阶级。必须更仔细地进行军事发动准备。

彭述之觉得，上海党组织还是希望举行人民起义，应当打消这种念头。他同意进行单纯的军事发动，但需要工人群众的积极参与。他对上海的资产阶级作了分析，指出：“它的基本核心是买办和银行家。资本属于在国外的华人。80％的资本来自官僚。”“我们不能指望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但不能低估它的作用。”

维经斯基不同意将资产阶级排除在起义之外，认为，“应当既面向军事发动，又面向工人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

拉菲斯指出：这次起义，“在发动的整个准备工作中存在着极不协调的地方，许多派别参加斗争本身必然会导致失败。”首先是这次行动与前线的形势是完全不协调的，不是发生在夏超发动的时候，而恰恰是在夏超失败的时候。其次，我们没有必要的独立情报。

罗亦农继续说：“党对上海小资产阶级没有参加斗争负有很大责任。在这里，党的政策过错不仅表现在斗争中的军事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上，而且表现在无产阶级的独立发动问题上。”他预计，“下次发动时，一定会举行政治大罢工。”

陈独秀强调说：“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运动领导者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目前要运用这一理论既没有客观条件。”他批评拉菲斯只谈上海，而不了解“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里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没有军事力量，无论在这里还是在湖南都不可能举行发动。”

维经斯基说：“中国工人阶级越来越接近于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它必将成为领导者，而这将意味着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资产阶级倾向的失败。”他认为，拉菲斯说得完全正确：“每当危机尖锐化的时刻，我们就应当引导无产阶级去进行独立的斗争，以便使它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做好准备。”他说还是拉菲斯说得对，“只有组织无产阶级的发动，我们才能促使小资产阶级转到我们方面来。”维经斯基的结论是：“应当这样来进行准备工作，要使整个无产阶级都被吸引到行将到来的斗争中。”斗争的方式以后确定，“但是必须使整个无产阶级都作好准备。其次必须这样来作准备工作，一定要把中小资产阶级吸引到斗争中来。”

罗亦农最后说：“我认为需要再一次强调，要意识到必须使无产阶级对行将到来的发动更加做好准备，这是上次斗争的教训之一。”

这次会议决定，根据维经斯基上述结论的精神和陈独秀关于更仔细地进行军事发动准备的补充修改意见进行准备工作。

这次会议及时总结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这对于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尔后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特别是第三次武装起义及其胜利，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