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在第一次

讨论关于人民公社问题；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

一、关于人民公社问题。

全会在听取了邓小平所作的说明后，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集中反映了自郑州会议以来党中央在纠正公社化运动错误方面的成果。《决议》对于人民公社的性质、两个过渡(即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问题，从理论上作了一些明确的阐述，澄清了一些人在人民公社建立初期的混乱思想。

1．关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决议》明确指出，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决议》进一步指出，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决议》强调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

《决议》还澄清了要把个人现有的消费资料拿出来重分的误解，明确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服、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永远归社员个人所有。规定社员可以保留宅房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2．关于发展商品生产问题和分配原则问题。《决议》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决议》批评有些人企图过早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指出，这“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这“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3．《决议》对人民公社的生产方针、组织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民主办社、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等问题作了若干规定。《决议》向各级党委提出要紧密结合生产任务，在冬春两季用五个月的时间，对本地区的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教育、整顿和巩固的工作。

《决议》的锋芒主要是对着那些性急的人的，是要纠正“左”的思想的。它对于澄清思想和实践中的混乱思想，纠正“共产风”等“左”倾错误，有着积极作用。但是，这次会议认为，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形势是大好的，对于公社实行的工资制、供给制、公共食堂等脱离实际的“左”的东西和做法，仍然认为是可行的，并给予了充分肯定。说“吃饭不要钱”是“共产主义因素”，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由于当时还不认识在公社内实行三级所有的问题，因此，在管理体制上也仍然规定管理区经济核算，公社统一负责盈亏等等。这就不可能解决好平均主义、“共产风”问题。这些不正确的内容，在后来的实践中认识逐步深化后，才一步一步地改变。

二、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会议听取了李富春的说明后，通过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鉴于1958年国民经济出现比例失调的问题，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冷热结合的精神，提出了要注意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的客观法则，努力使各项指标互相保持适当的比例，并初步降低了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1959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如降低了基本建设的投资，钢的产量指标由原定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但是，由于全会错误地认为粮食已经过关，所以1959年农业指标不但未减，而且还有上升。粮食定为10500亿斤，比北戴河会议上定的8000亿斤到1万亿斤升了500亿斤到2500亿斤。棉花1亿担，比北戴河会议定的9000万担到1亿担上升了1000万担或持平。因此，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左”倾错误仍然存在。

三、关于农村贸易体制问题。

为了适应人民公社成立后的新形势的需要，全会讨论了关于农村贸易体制问题，通过了《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的决议》。《决议》根据人民公社当时既是基层组织，又是基层政权的特点，为了有利于人民公社巩固和提高，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农村商业工作、财政工作、银行工作提出了若干改进的意见。

四、全会决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全会经过充分讨论之后认为，毛泽东专作党中央主席，可以使他更能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但又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全会作出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会议期间(12月1日)，毛泽东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的短文。他运用革命的辩证法，深刻而透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所具有的两重性，明确肯定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并且论述了真老虎变为纸老虎的过程。

会议期间(12月6日)，毛泽东还同有关同志谈了宣传工作问题。他提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要实事求是，反对虚夸作风。根据这些思想，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对经济工作中的浮夸风作了一定的批评。指出“目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愈做愈细致，我们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制定和实现我们的计划。”

八届六中全会，是党自“大跃进”运动开展以来，在毛泽东领导下，主动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对“左”的错误纠正的还很不彻底，全会通过的决议仍然肯定了不少“左”的东西，制定的经济指标仍然很高，并强调继续跃进。但是，在思想上、理论上划清了人民公社两个过渡的界限，对于纠正急于过渡的“左”的思想和纠正高指标、浮夸风等问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