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会议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在浙江、湖南、广东等省农村进行调查。他还要求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都深入基层，恭敬勤劳地开展调查研究，向群众寻求真理，使党的领导作风来一个根本转变。调查证明，自从1960年11月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下达后，农村形势已逐步好转，但还存在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公社的体制问题、规模问题、分配问题、食堂问题等。归结起来，主要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党中央认为，必须在总结过去3年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把农村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解决。为此，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成立了起草委员会。1961年2月下旬，毛泽东领导的各调查组汇集于广州，同部分地方负责同志一起，在毛泽东主持下，着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3月11日至13日，中共中央分别在广州和北京召开了“南三区”会议（即华东、中南、西南）和“三北区”会议（即华北、东北、西北）。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同志。毛泽东主持了“南三区”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主持了“北三区”会议。两个会议都是讨论和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

在“南三区”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调查研究，特别是领导干部亲自作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第一书记不动手，第二书记就动不起来。只要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都亲自动手调查研究，那就好办了。为了更好地推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印发了他在1930年手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即《反对本本主义》）。他还于3月11日为印发此文写了批语，批语指出，“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当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毛泽东还谈到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他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

会议期间，毛泽东于3月13日给参加“北三区”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他们到县、社、队进行调查。他还在“南三区”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信中说：“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信中希望中央领导同志下去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信中还指出，对上述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各级的第一书记，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毛泽东在信中特别强调，“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参加“南三区”、“北三区”会议的同志认真学习了他在30年前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着重研究了如何解决平均主义问题。这两个会议对于恢复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线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3月14日起，这两个会议合并为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继续进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制订工作。3月19日，周恩来在这次会议的中南、华北小组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这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讲的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读它。这篇文章现在读起来，还是对症下药的。”

3月20日，周恩来讲话中指出：当前粮食情况仍然紧张，提出粮食过关的三大措施：（一）从各方面支援农业，大抓经济作物，实行机械化，求得增产；同时，供应实行低标准、瓜菜代。（二）在全国特别是城市继续提倡节衣缩食。（三）坚决压缩城市人口，争取从1961年麦收至1962年底压缩1000万以上的人口回乡参加生产。

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说：“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讨论。”

这封信还对“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原因及其教训作了初步的分析，指出，“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替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

信中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第一书记要亲身进行调查工作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第一书记担负责任最重，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否正确，是否从实际出发，最足以影响全局，他们重视了调查研究，别的同志就会跟上来。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信中强调说，“中央相信，只要在全党坚持这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就一定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我们的各方面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迅速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