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会议

成都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建国8年来的工作，研究了经济建设的有关问题，树立经济建设高速度的思想，确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抓好“反右倾”运动，认为这是一个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只要抓好这个运动，就可以用同样的人力、财力、物力，办出比原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倍计的事业。于是各行各业的“反右倾”运动很快铺开了。对一些主张谨慎地稳步前进的同志，往往被批判为右倾保守，在各级干部中提倡和滋长了急躁冒进倾向。1958年春天，各地在反右倾保守思想的推动下，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兴修水利、积肥等群众运动，农村的“大跃进”运动这时已经开始了，党在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也由此开始发展起来。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关于继续对残存的私营工业、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等37个文件。

毛泽东在主持会议过程中于3月9日、10日、20日、22日、25日、26日作了六次重要讲话，并在其他领导人发言时插话。

毛泽东提出：党内存在两种速度的分歧，一是社会主义改造速度的分歧，另一个是经济建设速度的分歧，或者叫冒进派同反冒派的分歧；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多快好省，一条是少慢差费；在领导方法上，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一是干劲十足，搞群众运动，在轰轰烈烈的热潮中前进，另一个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以寡妇的心情和面孔来建设社会主义。他批评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基本观点“成绩是主要的，肯定是冒了”的报告是错误的。他说，1956年的反冒进，吹掉了多快好省、促进委员会和农业发展纲要40条，是方针性的错误。他并把党内的反冒进与1957年社会上出现的右派进攻互相联系起来，认为党内反冒进和右倾保守思想是不了解合作化后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他指示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部分按语发给大家看。他在重印的说明中写道：“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波，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周恩来等在会上继续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有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他说，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就是讲正确的主张必须要赞成，错误的主张必须要反对。他说，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的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的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在会上，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毛泽东在讲话中，发展了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国内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其中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存在着两个劳动阶级即，工人、农民、过去的被剥削或者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剥削的，如富裕中农和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按三个阶级分，恐怕清楚一些，按四个阶级分，工人、农民分开，也可以说是两个劳动阶级。

毛泽东讲到右派时说，右派原来是与我们合作的，现在因为他们反社会主义，故看作敌人。国民党所做的事，就是右派做的。现在的右派就是国内的国民党，就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代理人。对上述这些敌人，我们要经常警惕他们的破坏，但大多数仍是可以改造的。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中，右派只占10％，90％的是中间派，知识分子中，右派只占2．5％，老教授中右派的比例就大了。我们对右派的方针是孤立、分化、改造，除少数违法者外，不捉不办，给选票。中间派对我们又反又不反，又拥护共产党又反对共产党，有的反社会主义不反对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要很好地做工作，这些人是完全可以教育，争取过来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指出：不要那么迷信工业化、机械化，破除“人多地少”的迷信；人多是好事，现在还是人口少，实际人口到7．5亿至8亿时再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了文化，就会控制了。毛泽东说，我们应该造成一种环境，使人们敢于说话，交出心来；指出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面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毛泽东说，先进分子应该不怕那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毛泽东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口号。

会议通过的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指标是：要求比1957年工业总产值增长33％，农副业增长16．2％，财政增长20．7％，基本建设投资增长41．5％，钢煤等产品增长30％～35％，粮食增长16．6％，棉花增长24．8％。这些指标已开始严重脱离客观实际。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抓好“反右倾”运动，认为这是一个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只要抓好这个运动，就可以用同样的人力、财力、物力，办出比原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倍计的事业。于是各行各业的“反右倾”运动很快铺开了。对一些主张谨慎地稳步前进的同志，往往被批判为右倾保守，在各级干部中提倡和滋长了急躁冒进倾向。1958年春天，各地在反右倾保守思想的推动下，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兴修水利、积肥等群众运动，农村的“大跃进”运动这时已经开始了，党在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也由此开始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