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

1931年9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成立以后，继续发展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他们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一开始就作了错误的估计，否认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国内阶级矛盾正在暂时下降的客观现实，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把“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抗日反蒋浪潮，看成是国民党总崩溃的到来。因此，他们武断地认为，革命力量已经发展到具备夺取中心城市的程度，相继作出了一系列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指示根据地的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中心工作是开展工人的罢工斗争，普遍实行武装工农和政治总罢工，以响应配合红军的行动。

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指导，曾受到党内从事实际斗争的许多同志的抵制。在白区，一些党的领导人鉴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厉镇压和连续“左”倾错误指导的影响，不同意不顾实际条件的盲目“进攻”路线，主张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充分利用一切合法斗争，争取群众，积蓄革命力量。特别是当时满洲省等一些北方白区省委，认为全国的革命发展很不平衡，不应一概而论，应该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所不同的政策策略。但是，“左”倾中央置这些意见于不顾，坚持推行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白区党的工作长期难以进展。

临时中央认定这是北方各省委“右倾”，为了肃清这种“右倾”，推动北方各省工作的所谓“转变”，1932年6月24日，临时中央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又称“北方会议”。

会议由博古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满洲等省委负责人以及临时中央的张闻天、李竹声、康生等。会议听取了各省情况的汇报。满洲省组织部长何成湘着重汇报了满洲地区的特殊情况，认为满洲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伪满政权已成立，并且未经过像关内那样的大革命，针对关外不同于关内的特殊的、落后的情况，应采取特殊办法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博古代表临时中央作了会议总结。他从“左”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出发，大肆指责北方各省委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竭力批判所谓“北方特殊论”、“北方落后论”，甚至不顾各地主客观条件是否可能，要求山西、河北、河南以至东北三省通过兵变和工农运动，立即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会议最后通过的文件：《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维埃的决议》、《关于北方各省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任务的决议》。

这些决议全面接受了这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对北方党的工作进行了严厉指责和批判，并按其“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加以改造。

会议的决议对“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国内外形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认为中国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两个政权--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专政与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尖锐对立。中国已经到了革命危机的阶段，革命危机是在日益增长与尖锐化起来。北方“特殊论”、“例外论”，“是没有根据的机会主义胡说”，是实际上企图将中国的南部与北部间隔与对立起来，企图否认革命危机在中国北方的存在，企图曲解正确的革命不平衡的理论为北方的革命运动的完全消沉，“以掩盖自己富农路线的实质”，“必然要走上取消主义的道路。”会议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北方落后论’、‘特殊论’，富农路线以及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

会议过分夸大了革命力量，认为“在当前全国阶级力量的对比上，优势是在红军与苏维埃方面的”，“并且必然地要用向敌人进攻的路线，来争取联系一片的苏区，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与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胜利。”因此，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问题，“已经放在北方各省的工作议事日程之上。”满洲等北方各省党的工作一般的落后于群众积极性的增长，已经“成为极端危险的现象。为此，会议要求北方各省委，“加紧的准备组织工人阶级的反对资本家进攻与帝国主义侵略的罢工斗争，”提高罢工的“革命化”、“政治化”，反对黄色工会，建立革命职工反对派的组织，是党和工会最主要的任务；要深入开展农民反地主、雇农反富农的斗争，将一切的农民与灾民斗争，都迅速的转变到武装的斗争上去，发动革命的游击战争，并尽量的在游击队的积极行动之中建立新的红军与苏区，组织国民党士兵的革命兵变，瓦解反革命的武力，形成“兵变潮流”是党的“严重的任务，是北方党目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

“北方会议”的召开和会议决议的贯彻，使北方各省党的工作纳入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轨道，使北方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党的工作中心未能适应“九一八”以后向抗日斗争方向转变，在新抗日民族革命高潮面前无能为力，丧失了促进革命发展的大好时机，因而对北方各省党的城乡实际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危害。